造星运动两百年一场全民参与的悬疑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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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造就了名人(celebrity)?是个人的天赋异禀、媒体的精心运营还是“用爱发电”的粉丝?在《TheDramaofCelebrity》中,其作者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莎伦·马库斯(SharonMarcus)为我们详尽勾勒出了欧美名人文化的脉络,也梳理了如今追星狂热现象背后的逻辑。在马库斯笔下,可以看到“造星”这项浩大而迷人的工程既经历了漫长而剧烈的时代演变,亦有其在内在结构上的相对稳定性和历史传承感。

在马库斯看来,20世纪的电影明星文化实际上是对于已然存在于19世纪的戏剧明星文化的一种改造。图为第一个银幕之吻:梅·欧文和约翰·赖斯的接吻。

从戏剧舞台到好莱坞:欧美名人文化发展史

在书中,马库斯首先追溯了名人文化在西方社会的发展史。18世纪中叶,现代意义上“名人”和“明星”概念才真正出现。在此之前,在社会上知名度最高的往往是古希腊罗马英雄、宗教圣徒和历史上的统治者。从这个时候开始,社会公众开始对同时代的作家、艺术家、演员、科学家和政客开始产生兴趣。

为什么是18世纪中叶呢?究其原因,马库斯认为首先在于此时人们闲暇时光的增多,越来越多人成为剧院和演讲厅的常客。从更根本上来说,此时欧洲和美国的民主化运动兴盛,这使得人们认识到了个人以及集体在社会变革中的重要作用和巨大潜力。

到了19世纪30年代之后,逐渐商业化的报刊开始从商业广告以及大众订阅购买中直接获益。因此,它们开始不断迎合公众喜好,增加对于名人的报道。马库斯举例说,年的一期《伦敦新闻画报》(IllustratedLondonNews)因为报道威尔士王子结婚的消息,售出了九十三万份,是其平时销量的三倍以上。与此同时,印刷技术所扩大的传播范围也不容小觑。年,巴黎最畅销的报纸仅有一万六千左右的订阅人数。而到了年,《巴黎日报》(ParisDaily)已经有了每日五十万的读者人数。此外,蒸汽船与火车的普及不仅让名人的作品更快速地传播,而且名人本人也可更加方便地在世界各地展开其巡回演出、讲演等公共活动。

之前学界大多认为,兴盛于20世纪的电影工业是当代名人文化的摇篮。对此,马库斯在书中提出了质疑。实际上,“明星”(Star)一词的使用就源自19世纪,指的是戏剧表演团队之中的主要演员。

作者马库斯

在马库斯看来,20世纪的电影明星文化实际上是对于已然存在于19世纪的戏剧明星文化的一种改造。她举例说,在年一年,仅纽约一地就有一千八百万人去过剧场观看表演。另外,剧场中的明星文化也在此时拥有着较大的环球影响力,在伦敦、巴黎等地首演的戏剧可能会在欧洲其他地区及美国巡演。

反过来说,当时为了吸引观众对电影这一新媒介的注意,电影初期发展阶段的作品也会让戏剧演员来担任主角。比如年由托马斯·爱迪生制片的电影《吻》(TheKiss)曾一度被命名为《梅·欧文之吻》(TheMayIrwinKiss)——因其将当红戏剧演员梅·欧文在大热剧作《寡妇琼斯》(TheWidowJones)中的经典场景搬上了银幕。

在此之后,好莱坞电影工业的发展使得文化研究的学者对于名人文化产生了某种刻板的负面印象。原因在于,相比于自由度极大的戏剧舞台明星,大部分的电影明星拥有的自主权被大大缩减:通过签订合同以及控制媒体等方式,早期的电影制片厂几乎凌驾于电影明星和公众舆论之上,双方权力关系极其不平衡。

然而,这个仅仅存在于上世纪40年代的扭曲状态并非是马库斯眼中名人文化的常态,而其不过是19世纪舞台剧场中的明星文化的一次短暂的“越轨”。而在此之后,电视与互联网等新兴媒体的发展无疑印证了这一点:和舞台戏剧时代保持一致的是,当代的名人不是被文化工业所全然控制的傀儡,公众也并非是被媒体愚弄的盲目群体。

活跃于19世纪70年代后的法国舞台剧和电影女演员莎拉·伯恩哈特(SarahBernhardt)是贯穿本书的灵魂人物。在马库斯看来,伯恩哈特不仅是现代名人文化的典型产物,她本人也身体力行地推动了这一文化的发展。

书中每个章节的标题是马库斯对于名人文化的独特面貌的一系列精准概括:违抗(Defiance)、轰动性(Sensation)、攻击(Savagery)、亲密性(Intimacy)、倍增(Multiplication)、模仿(Imitation)、判断(Judgements)与荣誉(Merit)。在书中,马库斯着重分析了伯恩哈特与其粉丝、“黑粉”、记者、评论家、编辑、摄影师等人的关系,并且将其与其他巨星的生涯进行对比式的考察。在这其中,也有马龙·白兰度(MarlonBrando)、玛丽莲·梦露(MarilynMonroe)、猫王(ElvisPresley)、披头士(Beatles)等中国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

莎拉·伯恩哈特

媒体、公众与名人:三方角逐的一出好戏

正如其书名所言,马库斯认为,这场以名人为题的“戏剧”(drama)从其产生开始就并非是某一方主导的独角戏:媒体制作方(mediaproducers)、公众(publics)以及名人本身(celebrities)形成的是三角关系。三方力量均等,相互竞争,也彼此合作,从而完成“造星”这一系统工程。

马库斯首先以年人们对戴安娜王妃的悼念仪式为例,生动地说明了这三者所具有的动态关系。王妃去世后,面对王室成员的集体沉默,数千英国公众自发在肯辛顿宫外聚集参加悼念,这一行为吸引了媒体的参与与报道。而后者的影响力进一步让民众能够对王室家庭成员的行为产生实际效果:原本在巴摩拉城堡避暑度假的王室家族最终返回伦敦,并为戴安娜举办了隆重的葬礼。

以此为例,马库斯指出三方力量在大多数情况下的势均力敌往往让最终的结果扑朔迷离。这种难以预测的特质恰恰印证了名人文化所具有的独特的悬疑色彩,而这种未知性也是使得人们愿意参与其中的重要理由。

对于这场悬疑剧之中三者合作、竞争、主导和被统治等不同的动态关系,马库斯也在书中进行了极为细致的刻画。

从公众角度来说,我们往往可以通过自由选择自己所偏好的名人和媒体来间接影响媒体的取向。并可以通过各种渠道直接向喜爱的明星和制作方表达自己的意见;而名人同样可以利用媒体去塑造自己的“人设”;媒体则扮演着更加多元的角色,他们可能是被雇佣的宣传机器,是辛辣的批评家,也有可能是隐秘的幕后推手,甚至可能自己也是名人中的一员:比如为《洛杉矶时报》撰写八卦专栏的作家赫达·霍珀(HeddaHopper)、时尚摄影师理查德·艾维顿(RichardAvedon)等等。当然,社交媒体的繁荣实际上也得益于明星的参与使用——Facebook,Twitter等平台用户量的大幅度增加很大程度上源于当红明星LadyGaga、碧昂丝(Beyoncé)、阿黛尔(Adele)、蕾哈娜(Rihanna)等人的入驻。

以特朗普与Twitter的关系为例,我们可以看到媒体平台和名人之间所能达到的互惠共赢的局面。在总统大选期间,特朗普绕过对其颇有微词的主流媒体,通过Twitter直接发声,大大增加了其话题热度,以博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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