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改革时期，印尼媒体经历了快速发展的阶段，被认为是民主化最成功的领域。本文讨论的问题是:印尼媒体转型如何受到政治和社会领域变革的影响?媒体发展如何在政治领域塑造新趋势?本文认为政治和社会领域通过媒体所有权、监管制度和媒体文化影响媒体；而媒体通过塑造公共领域、促成集体行动和改变参与者行动方式对政治和社会领域产生影响。媒体扩大了适宜民主和多元社会发展的公共领域；商业资本对媒体的控制限制了媒体自由及其监督作用；一些非媒体领域的法律法规限制了媒体自由。
［关键词］印度尼西亚；民主化；媒体；公共领域
［作者简介］薛松，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政治学专业级博士研究生，目前在印尼帕拉玛蒂娜大学（ParamadinaUniversity）国际关系学系交换学习。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年第6期。
媒体被认为是印尼改革时期转型最成功的部门。改革时期的印尼媒体如何参与和影响印尼新政治和社会环境的建构？政治和社会环境的转变如何影响印尼媒体的发展？这是本文 本文认为，印尼政治领域从媒体所有权、审查制度和媒体文化三个方面影响媒体的发展：审查制度的放开使媒体获得更大自由；而大型商业集团对媒体所有权的垄断以及某些法律法规阻碍了媒体进一步自由化，限制了媒体的监督作用；新秩序时期遗留的自我审查风气和话题“禁忌”仍对当今媒体有着显著影响。印尼媒体通过改变个体和集体行动方式拓展了政治参与模式，逐渐成为公共领域的载体，对政治领域产生直接影响。
一 印尼媒体发展现状
印尼自民主改革以来，媒体出现了三个主要变化。
第一，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共同发展。哈比比政府放开对传统媒体的限制后，报纸、广播和电视台如雨后春笋一般涌现。印尼几乎每家都拥有电视机，%的印尼人至少每周看一次电视[1]。互联网发展也始于哈比比时期。根据世界银行数据，年印尼网络普及率只占总人口的09%，年已接近15%，增长率也接近全球平均水平（见图1），网民主要集中在雅加达、泗水等大城市。
图1 —年印尼每百人中互联网用户数量
数据来源：世界银行网站， 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虽给传统媒体带来挑战，但传统媒体仍然在议程设置上占据最重要的地位。根据尼尔森数据，—年间，印尼纸媒普及率在缓慢下降：报纸从29%下降到17%，小报从22%下降到11%，杂志从21%下降到9%。然而纸媒在提供新闻和议程设置方面的地位不可取代，因为互联网的普及率虽越来越广，但是60%的用户主要使用社交网络功能，只有12%的用户将互联网作为新闻来源[2]。
图2 —年印尼媒体自由度
数据来源：自由之家网站， 第二，媒体自由化程度大幅提高。年印尼废除媒体执照制度后，媒体对政治领域的监督力越来越强[3]。目前印尼媒体享有部分自由，但是还承受着来自法律、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压力。从图2曲线可以观察到，—年，针对媒体的压力虽然有波动，但是印尼媒体整体上呈现自由化趋势。政治领域对媒体审查的压力在—年达到顶峰，之后审查压力开始下降。经济领域压力主要指大型私人控股媒体发布的内容会受到集团内部审查，这一指标在—年间因政策和法律的不确定性出现波动，自民主巩固阶段以来维持不变。政治和法律压力在未来有可能继续减小，而经济领域对媒体的压力更难以规范。
简言之，近十年来印尼媒体所处的环境在逐渐放宽，尤其政治压力大幅度下降。近三年来媒体自由化程度没有明显改善，印尼媒体的生存环境还有进一步放开的空间。
第三，地方媒体快速发展。苏哈托时期，首都雅加达的媒体成为全国新闻主题和议程的制定者。实行地方分权之后，地方政治生态获得更强的独立性，地方媒体也随之蓬勃发展。地方报纸、广播和电视台的出现使地方事务开始占领独立的媒体空间，使用方言、 在媒体管制放开后，印尼媒体在反映社会现实，推动政治和社会改革进程中的作用得到凸显，也积累了许多有价值的媒体资料，对于揭示社会变革中一些重要命题的起源和发展具有启发意义。国内对印尼媒体的研究侧重于华文媒体和华人群体的媒体使用习惯[6]，对印尼文媒体的研究及其材料的挖掘尚在起步阶段。下文主要对印尼文媒体资料进行梳理和评价。
（一）印尼媒体研究资料概况
印尼媒体业发展情况的统计数据有以下来源提供：印尼媒体发展趋势和用户订阅量的历年数据可见全国社会经济调查（SUSENAS）和世界银行数据。印尼广告业联合会出版的年度报告《印尼媒体导览》（IndonesiaMediaGuide）提供了媒体发展数据和趋势分析。
目前印尼还没有统一的报刊数据库来汇集主要报刊内容。印尼国家图书馆有近年的部分报纸馆藏，从年至今的报纸收集比较完整，但馆藏内容和目录还没有数字化[7]。罗盘报业集团信息中心的数据检索服务提供旗下所有报纸和网站的文字和图片全文索引。该数据库也可以检索到部分其他媒体的新闻标题，但是无法直接获得全文。其他大型报业集团尚未对本集团旗下的产品进行数字化。
一些研究机构也利用媒体资源建立了针对特定主题的数据库，监控某一主题的变化趋势，这里仅介绍与政治学研究相关的媒体数据：
（1）暴力活动监控：哈比比中心更新和维护的全国暴力监测系统（SNPK）对年至今印尼十三个省的暴力事件进行记录和编码。暴力监测系统的前身是世界银行开发的暴力冲突研究数据（ViCIS），其搜集数据的方法是对地方报纸暴力事件新闻报道中的时间、地点、参与者、冲突原因等信息进行编码[8]。
（2）人权：非政府组织失踪与暴力受害者委员会（Kontras）搜集了年至今全国媒体中关于印尼人权案件的报道；帝汶网（timorNet）和东帝汶和印尼行动网络（ETAN）两个数据库对东帝汶独立前后的历史遗留问题搜集了大量资料，其中人权问题占很大一部分内容。
（3）民主化和政治变革：新秩序末期印尼城市中产阶级在网络上兴起的民主化思潮最完整的记录保存在全球通信学会旗下的新闻组“你好吗”（Apakabar）。—年，该列表上发布的消息包括未经印尼政府审查的时事和观点评论，覆盖了全球96个国家25万订阅用户，是史上最大的印尼邮件列表，也是研究新秩序末期和民主改革前期印尼社会的重要资料[9]。
（4）改革时期网民的政治参与和集体行动：印尼拥有亚洲最大的推特用户群；脸书网是印尼互联网用户最常使用的网站。这两个网站是目前研究印尼公民政治参与最炙手可热的数据来源。一些机构长期跟踪这两个社交网络的数据，如“政治浪潮”（Politicawave）研究机构使用语义分析法测量网民发帖中对年两对总统候选人的积极或消极感受，以此预估大选结果。
在以上媒体资料中，报纸仍是印尼政治和社会生活中设置议题的最重要媒介。对于政治学研究而言，如何根据研究主题的性质、核心概念和结论的推论范围来选择合适的资料来源，是确保研究具有内部和外部有效性的前提，因此了解报纸的意识形态和党派倾向对研究设计至关重要。
（二）印尼媒体的政治倾向性
印尼纸媒具有长期的党派和意识形态倾向的传统，从建国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各报刊间意识形态争论的焦点是对印尼共产党的不同态度。在“有领导的民主时期”政治局势左倾化，《永久报》（Abadi）、《指南报》（Pedoman）、《大印尼报》（IndonesiaRaya）、《印尼消息报》（BeritaIndonesia）和《努山塔拉报》(Nusantara)等反共报纸被禁止出版，而支持印共的《印尼火炬报》（SuluhIndonesia）和《人民日报》（HarianRakyat）等报纸得到政府支持，《人民日报》一时间甚至成为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苏哈托掌权后，所有同情印尼共产党的报纸被取缔。—年间就有家报纸被禁[10]。虽然苏哈托政府对报纸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但是还有一些报刊，如在当今印尼社会影响很大的《罗盘报》（Kompas）、《时代报》（KoranTempo）、《点滴报》（Detik）等，都曾一度因自由主义倾向或批评政府而被勒令暂时停刊。
印尼民主改革之后，一些研究通过分析媒体对政治事件的报道来辨别其政治倾向。这些研究认为，多数媒体仍然在特定的问题上存在党派或意识形态倾向性。西哈恩分析了东帝汶公投脱离印尼事件的新闻报道，指出《爪哇邮报》（JawaPost）、《泗水邮报》（SurabayaPost）、《巴厘邮报》（BaliPost）、《阳光报》（Surya）、《努沙邮报》（NusaPost）的态度分歧[11]。努格洛赫对哈比比接任总统的新闻报道进行分析后，指出哈比比参与创立的《共和报》（Republika）支持哈比比继任总统，《罗盘报》持中立，《解放报》（Merdeka）表示质疑[12]。西玛玛达分析了《罗盘报》、《印尼媒体报》（MediaIndonesia）和《共和报》针对联合政府的评论，指出三家报纸对当下政治事件进行了独立、恰当的批评，其中《印尼媒体报》是最具批评精神的报纸[13]。
另一种衡量媒体政治态度的方式是分析媒体的所有权。一些媒体会受到所属集团的指示报道迎合其利益的内容。记者的报道内容受到公司内部审查[14]，或记者培养出自我审查机制，避免触犯集团利益。因此会观察到媒体在特定的领域或事件中具有明显的态度偏向，如《爪哇邮报》集团对前总统苏西洛的偏爱；巴克利集团控股媒体不允许报道拉宾多热泥浆井喷事件；美都电视台在年竞选期间成为所有者苏里亚·巴罗和国家民主党的竞选工具。
上述分析指出印尼报纸存在明显的政治态度差异，然而态度差异是否稳定地贯穿于所有政治问题上，是否可以使用“保守—自由”光谱来标注报纸的政治倾向，还需要对每家报纸在多个议题上的报道做更系统、深入的研究。目前只有《罗盘报》被公认为力求客观中立地描述事件，尤其在族群、宗教等有争议的问题上态度更是非常谨慎。
三 印尼媒体与政治领域的相互影响
印尼媒体与印尼政治变革息息相关。安德森早已指出书籍和报刊是塑造早期印尼民族主义“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媒介[15]。印尼独立后，传媒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基本上扮演的是附庸和支持政府政策的角色，然而一些进步的媒体也尝试挑战政府设置的议题边界，或通过使用心照不宣的暗语等文字技巧报道敏感话题。20世纪90年代初，印尼知识分子中的早期互联网用户在传播改革讯息上功不可没。可以说，印尼媒体从诞生之日起就与政治领域息息相关。进入改革时期，印尼媒体的自由化改革受到广泛认可，甚至被认为高于印尼民主化的实质水平。
本文认为，印尼媒体转型既是新政治和社会环境的产物，也对政治和社会有重要的影响。政治和社会领域对媒体的影响力主要通过媒体所有权、监管制度和媒体文化三种途径达成；而媒体对政治和社会领域的影响主要通过塑造公共领域、促成集体行动和改变参与者行动方式达成（图3）。
政治和社会领域对媒体的塑造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媒体所有权
席勒（H.I.Schiller）对美国媒体的研究指出，媒体所有权受到大企业垄断会使媒体发出的声音只代表资本主义的商业利益，削弱了市民“表达和发表关于公共事务的意见”[16]的自由。民主改革时期的印尼媒体所有权集聚现象并没有比新秩序时期有所缓解。在新秩序下，大部分媒体所有权（尤其是电视）控制在苏哈托家族的手中；民主改革时期，商业资本通过买断所有权增强对媒体的控制力。新秩序时期控制媒体业的企业寡头在民主改革时代继续扩大在全国媒体业的影响力，如毕曼特拉奇特拉有限公司（BimantaraCitra）、苏里亚奇特拉媒体公司（SuryaCitraMedia）、奇塔布米撒克那公司（CitrabumiSacna）等。以华人家族企业和苏哈托子女控股的私营企业为代表的寡头仍然垄断媒体业。九大商业集团控制了全国一半的纸媒和2/3的电视台，传媒公司之间存在复杂的股权持有关系[17]。
图3 印尼媒体与政治和社会领域的互动关系
资料来源：笔者自行绘制。
大企业集团对旗下媒体发布的新闻进行筛查，删除对企业不利的内容，插手新闻报道的选题和内容导向，在必要的时候也会贿赂其他媒体的记者，扼杀对本企业不利的内容。塔普赛尔认为，民主改革时期，来自大媒体集团的压力是记者自我审查的主要原因[18]。
2.监管制度
民主改革后，印尼规范媒体的专门法律法规大幅度放宽。《四五宪法》第二次修订和年第39号人权法的通过成为保障媒体自由的法律依据，年第40号《出版法》和年第32号《广播法》成为媒体业的基本法律框架。改革后，印尼纸媒不再需要向国家申请出版和印刷许可证，国家从法律法规上放宽了对出版的限制。
而限制媒体自由的却是一些非专门监管媒体业的一般性法律，例如年第11号《电子交易和信息法》、年第44号《反色情法》和《刑法》，还有至少九项一般法支持当局监控和监听。这些法律的应用经常欠严谨，使这些法律成为限制言论自由的依据。近年已经有数起案件以诽谤罪对传播信息者进行惩罚，例如震动全国的普利达·穆尔亚萨利（PritaMulyasari）案件，及年约翰·路萨（JohnRoosa）撰写关于“九·三○”事件的著作，根据早已过时的年第4号法律被审判，并以威胁公共秩序为名被禁。
目前，印尼对媒体的监管制度中还有许多缺陷。首先，缺乏对媒体作为一种特殊行业的法律规范，因此媒体有时成为商业操纵的工具，阻碍了媒体进一步发展成为公共领域的载体[19]。其次，制定媒体相关政策和法律的机构重叠，使法律法规叠加或相互矛盾。第三，政策制定者随意解释和使用法律条文。第四，法规制定过程不透明，大众无法参与和监督[20]。
3.媒体文化
尽管印尼政治改革已有15年，但印尼媒体尚未摆脱威权政府长期形成的影响，新闻记者仍然具有强烈的自我审查意识。当下印尼新闻媒体形成了若干不成文的共识：一是只报道事件本身，不深究事件背后的深层原因；二是过度依赖官方消息源；三是涉及军队和企业勾结、大企业利益、激进伊斯兰组织、宗教或族群冲突的新闻仍然是禁忌话题。
而另一方面，印尼媒体对政治领域的影响通过以下三个方面实现。
1.塑造公共领域
媒体通过提供信息和支持开放的讨论空间来塑造公共多元的讨论空间。随着媒体的开放，在媒体上发声的主体更具多样性。
首先，在媒体上自由讨论的参与者大多是独立于国家机器之外的“挑战者”——学者、非政府组织、学生领袖等。本应对执政联盟进行监督和抨击的在野党反而没有履行监督政府的应尽义务。第二，媒体的开放和多元化为少数群体争取权利提供了机遇。随着伊斯兰媒体的发展，原本在政治事务中声音较小的妇女获得了发声的权力[21]。在推翻苏哈托政权的运动中，长期被排斥的少数族裔、社会主义、虔诚的伊斯兰群体等通过互联网发出了推动社会民主化和改革的声音[22]。第三，在地方，电台和地方报纸成为当地居民参与讨论政治和地方事务的重要渠道。改革时期新出现的社区广播推动了参与型传播新模式的发展，有利于保护社区文化，促进社区居民的交流，有利于在地方建立扁平结构的公共领域。最后，媒体塑造的公共空间是一把双刃剑，不仅有益于塑造多元社会，也可以用于反民主、反多元的目标[23]。伊斯兰祈祷团等恐怖分子也利用新媒体扩大影响力[24]，激进的宗教分子相比温和的宗教力量更善于使用新媒体进行宣传和动员[25]。因此，互联网既可以帮助塑造多元的公共领域，也可以成为催生暴力的媒介。互联网需要政府的恰当监督，才能使公民充分获得言论自由的权利，同时防止极端和暴力信息的传播。
2.促成集体行动
新媒体的迅捷和互动特征使之成为宣传和动员集体行动的重要媒介。一些学者认为互联网具有从底层发起政治活动的作用[26]，“阿拉伯之春”似乎佐证了这个想法。早在新秩序末期，互联网已经显示出动员集体行动的强大力量[27]。然而，新秩序末期印尼媒体的自由化与民主改革、政权更迭之间不存在直接或简单的关系。对于年印尼推倒苏哈托的五月运动，虽然一些人认为互联网在其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28]，但是更多印尼学者认为互联网并没有起到促成集体行动的作用，因为当时互联网用户数量极少，不足人口的1%，其次互联网本身是威权政府支持下发展起来的产业，无法完全脱离新秩序的权力网络[29]。
尽管如此，互联网作为新秩序晚期唯一不被直接监控的信息渠道，是塑造公共领域和公众参与政治议题讨论的最初媒介，最早在“你好”（Apakabar）、“乔治·安迪君德罗”（GeorgeAditjondro）、“明灯”（Pijar）、“印尼界”（Munindo）、“新印尼”（IndonesiaBaru）、“SiAR”、“CSVI”等邮件列表或论坛上传播民主思想的群体正是引领印尼民主化改革的主要力量。这说明互联网在印尼民主化改革初期扮演的主要作用是构建和识别支持民主化的知识精英群体，而不是直接在民众中进行集体动员。
随着互联网用户数量快速增加和地域的扩展，互联网是否形成了一种新的促成集体行动的媒介？持肯定态度者认为，互联网帮助潜在行动者克服了识别彼此和信息沟通的集体行动障碍，降低了现实中组织集体行动的成本，而且互联网不仅是现实中组织集体活动的传声筒，线上活动本身也形成了全新的集体活动平台[30]。持否定态度者认为，在社交网络上的虚拟参与会降低在现实中参与集体行动的动机[31]。反对公民参加现实中的示威、游行等集体行动，支持网民在虚拟世界中发表意见的声音甚至来自于民主改革早期最活跃的知识分子和网络行动者。
3.改变政治参与者的行动方式
随着印尼民主化和媒体限制的放开，政党越来越多地使用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作为竞选宣传平台。政党根据支持者的经济和社会属性选择宣传方式。在农村、外岛和中低收入者阶层中拥有大量支持者的政党，如专业集团党，倾向于使用面对面的宣传、小册子和纸媒等传统方式竞选。专业集团党是年报业最大的广告客户，民主党位列第十。而面向城市、青年和中产阶级票箱的政党，以及理想主义政党，如人民使命党和繁荣公正党，更善于利用互联网进行宣传[32]。
直接选举增强了政党和候选人竞争的激烈程度，年轻新选民的涌现以及网络的普及使新媒体成为竞选宣传的兵家必争之地。不同政党在社交媒体中进行选举宣传的策略也各具独特性，如繁荣公正党将在推特发文章与其社区服务项目结合起来[33]，大印尼行动党使用推特招募党员和进行线下竞选活动的动员。然而政党使用新媒体宣传仍然具有单向传递信息，不善于与网民互动等缺陷。
社交媒体赋予了选民多样的政治参与方式，新媒体的发展带给了民众多样化的政治参与途径。互联网的及时性和互动性使选民不再仅仅是信息的接受者，选民也成为讨论、影响和监督政治领域的主体。社交网络在年雅加达省长选举和年印尼总统选举中起到了一定的预测和影响选举结果的作用。年总统选举中，选民自发建立了计票监督网站，记载全国所有投票点的投票记录，监控修改选票等违规操作。
结论
民主改革时期，印尼媒体数量和类型增长都很显著，但媒体发展在地理分布上不均衡：以大城市为中心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在农村和外岛的发展则受到基础设施和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政治、社会领域与媒体之间有相互塑造的关系。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力更显著：法律法规改革和政治压力的减小使媒体获得更大的发声空间；资本控制是制约媒体发挥监督作用的重要原因；新秩序时期媒体审查的习惯仍可见于当今的媒体文化中。从媒体对政治领域的影响来看，媒体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自由、多元的公共领域，然而还能看到极端思想、被商业利益扭曲的报道和“被动报道”的媒体文化。新媒体成为促成民众集体行动的新平台，但是否会降低现实中集体行动的参与性，还没有确定答案。不可否认的是媒体的自由化和新媒体为民众提供了更宽广的政治参与平台，尤其为弱势和少数群体发声提供了途径。
[1]GALLUP，MidiaUseinIndonesia， 本文刊载于《东南亚研究》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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