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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怎么爱上经济学的（七）
周燕在给我的《经济学讲义》写的“序”中说，自从我认识了张五常教授之后，就几乎不再写文章了。其实，坦白地说，不是我不想写，而是……写不出来！如前所述，在认识张五常教授之前，我发表了很多文章。高小勇先生也当面跟我说过，他所掌握的作者资源之中，我是最多产的一个，几个星期就有一篇稿子寄来，而且质量都很能让他放心，到最后都不用多看了，闭着眼睛登上去就是。事实也是，我自小擅长写作。早在初中的时候，语文课上每个单元的作文环节，其他同学是练习写作，而我则是当成短篇小说来写的。到了高中，作文的训练方向从记叙文转向议论文，于是我发现自己更强的原来还不是写小说时编剧情的想象力，而是逻辑分析力！每堂作文课，都必定是以我走上讲台、向全班朗读我的文章作为压轴的戏码。到了大学，没有语文课了，但有英语课。英语老师也以向全班朗读我的英语文章为乐事。在日本读了一年书，作为交换留学生我可以免费去上给外国学生开的日语课，其中日语写作课的老师每次课的内容之一就是让大家看两篇上一次课当堂写完交上去的命题作文，一篇是作为错误很多的代表，她通过向我们示范如何修改那错漏百出的文章来告诉我们如何注意防范那些容易出错的地方；另一篇则作为优秀文章的代表。那老师显然是有意识地轮流选择不同的同学的文章来作示范，不会集中于少数几人甚或一人。然而，我的文章是最多次数成为优秀文章的代表的，老师几乎是隔一次课就已经“忍不住”又拿我的文章作示范了。要特别指出的是，我当时的日语水平并不是全班最高的，很多韩国同学的日语水平都比我高；即使是在中国人之中，有人出身朝鲜族、因此中学就以日语作为第一外语来学习，还有人已经在日本待了很长时间而懂得不少日语。所以，仅以日语水平而论，我顶多只能在班里排在中等程度上。但为什么老师那么喜欢挑我的文章作示范？不是因为我写的日语好，而是我写的文章好！就算是一个很平常的命题作文，我都能写出精彩的内容，让老师爱不释手。如有一次的题目是《我的生日礼物》，有个富二代写父亲送他一辆跑车，有个虔诚的教徒写教友送她一个闹钟……我写了什么呢？我写第一次在日本这远离家乡十万八千里的地方过生日，因为刚到日本还什么人都不认识，自然没有人给我买生日礼物，于是我自己给自己买了个小小的蛋糕——因为日本的东西好贵啊！可是回家的路上突然下起雨来，把我淋成了落汤鸡，但我还是尽力而为地保住了那个小蛋糕。回到住处，把蛋糕放在桌上，我去洗热水澡冲去雨水。洗完澡回来一看，却发现那小蛋糕被野猫从开着的窗户那里溜进来吃光了！我正郁闷得想放声大哭之际，电话响了，拿起听筒，原来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父母打电话来祝我生日快乐。我于是尽情地向他们倾诉偏偏是在生日的今天自己有多倒霉，父母听得哈哈大笑，我禁不住被感染了，也跟着哈哈大笑了起来，阴霾的心情遂一扫而空……这，就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生日礼物！这里用汉语复述，所以用词稍为复杂。当时我的日语水平很一般（大概是“日本语能力测试”那个考试三级到二级之间的水平），因此写文章时遵循的原则是使用最简单的单词，写最简单的句子，尽可能地避免犯语法错误。然而，很简单的单词与句子，其实已经足够写出一个可以打动人心、引来读者会心微笑的故事。我能吸引老师的，不是语言能力，而是写作能力！还有本科的时候，一次我所在的宿舍被小贼光顾，所有人的东西都被偷了。学校的保卫处派人来调查，我就代表大家写了一份“失窃报告”。跟我同宿舍的一名同学拿着这份报告在手上反复地看，惊叹道：“我从来没看过应用文也可以写得这么好的！”然而，就是这么一个自小都不愁写作的人，在认识张五常教授之后，我突然什么都写不出来了……因为，看了教授的《经济解释》，我就明白自己从前写的东西，都是“无尾飞砣”的随心所欲之作，是经不起事实验证的。写经济学的文章，不是写小说编故事，不能仅仅是做到内在的逻辑自洽就够的，还必须经受事实的验证。这一来，概念不能乱造，而宏伟大词多是含糊不清的，无法进行验证，连科学都称不上，更不要说正确（即在可证伪的前提下未被证伪）了。具有了可证伪性之后，还要真的拿去现实世界之中进行验证。以往的我，就像一只没有一根线绑在地面的风筝那样，看起来飞得高飞得远，其实凌虚蹈空，不着边际，不接地气。文章读起来热闹非凡，其实内里空洞无物，激情过后，唯余一片瓦砾而已。我不但是写不出文章，而且对于过往自己写的文章感到万分羞愧，都不愿意去面对它们了。本来跟张五常教授认识了之后，他借助花千树公司这出版社，想将高小勇向他推荐过的“好作者”的作品推向香港，因此朱锡庆老师、王玉霞老师都把自己以前写过的文章结集成书，通过花千树在香港出版。朱老师也劝我做同样的事情，但我很坦率地跟他说，我觉得认识教授之前写的文章很差劲，不值得出书。朱老师认为不管怎么说这都是我曾经的人生的一部分，不应该妄自菲薄。但我还是不同意。我不是菲薄过去的自己，而是既然知道了什么才叫好，那我就无法容忍将不好的还拿出来展示。基于同样的原因，我写不出文章了。朱老师很关心我，不断地劝说我要继续写文章。他说我的长处不是在技术性方面，而是在思想性方面，没有必要追求达到技术性与思想性都并驾齐驱、十全十美的境界才写。但我很清楚地知道，我的问题不是出在技术性还是思想性的区别上。作为科班出身，我的技术性其实并不差。前面说过了，早在本科时我就已经会在学年论文里针对同路程不同车费的现象画几何图来作分析。还是在本科的时候，是大四时的事，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的消息一度甚嚣尘上，中大的学生会请了我们几个在岭院保送了硕士研究生的“优等生”一起去开讲座，给其它非经济类专业的同学讲解入世是怎么一回事。当一个学生问关于外资进入中国的问题时，我用MR=MC做分析来回答他，我能分明地看到坐在我旁边的另一个保研的同学脸上流露出来的是吓傻了的表情——他应该是从来没想到经济学教科书上的知识真的可以用于分析现实的经济问题吧？在硕士时上某个课，老师让大家自选一个题材上台演说，所有同学都是用文字分析，我是唯一一个上台画出几何图来做分析的，我再次分明地看到坐在下面的同学脸上现出那种吓傻了的表情……我那时的问题，就是出在思想性上！我不能再像以前那样，只是贪图无拘无束的胡思乱想之快慰。我既然不能接受那些不可验证、不作验证的文章，自己又怎么能写那种文章呢？我要写有思想性的文章，但必须是符合科学要求的思想！我想到“戴着镣铐跳舞”这句话，因为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我戴上了张五常教授给我的科学的镣铐，于是突然之间，我变得不会跳舞了！然而，这并不是说不应该接受科学的约束，而是能力不足的人就会承受不起这副沉重的镣铐，动弹不得，更不要说翩翩起舞了。到今天，我能深切地体会到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什么一种境界！所谓“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科学的要求，科学的规格，是我们的研究分析能成方圆的保证，不遵守它就不能算是科学。如果不顾规矩地随心所欲，那是胡作非为而已。可囿于规矩的人，也容易变作亦步亦趋，失去了灵气与个性。真正的登堂入室，就是孔子所说的“随心所欲而不逾矩”，一方面是自由自在地飞翔于思想的天空之中，但另一方面又始终有一根线牢牢地绑在地面上，没有逾越科学所划下的规矩，没有脱离实际不接地气。我庆幸，今天的我终于走到了这一步！应该说，我还远不如张五常教授那样纵横来去、自由飞翔得如在无人之境，偶尔我还是会一不小心就踏了科学划下的边界，被无形的裁判吹我“犯规”、“出界”。但，基本上，在经济学的范畴里，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我做到了！相比于孔子说他要到七十岁才达到那个境界，我足可笑对古人矣！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过，虽然已经看了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或我的《经济学讲义》，理论是明白了，但还是不会用，所以觉得很困惑、甚至很苦恼很焦虑。这些朋友的感受，我很明白，因为我曾经也有过这样的日子，而且是很长的一段日子！我当年的苦闷，不会在你们任何一个人之下。尤其我是曾经如此擅长写作，突然之间好几年里什么都写不出来，那种痛苦煎熬，岂是言语可以形容的？前面写过，这世上有一类人是“无知无觉”的，就是真理摔到他们脸上他们都还是冥顽不灵。然而，正如我在《经济学讲义》里提到弗洛伊德传记中的那个悄悄地患着癔病的医学界老前辈那样，这种看似“无知无觉”的人其实可能根本不是因为无知，而是因为利益受到真理的冲击，于是拒绝承认真理。我遇到过很多堪称聪明绝顶之辈，但就是不能接受张五常教授的东西。开始时我困惑于以他们的智商怎么会表现出如此低下的逻辑？但我现在都明白了，他们只不过是因为利益受到冲击而本能地自我防卫，从而遮蔽了他们的智力。这些人不知道的是，我也曾经受到过这样的利益冲击，但我挺过来了！其实，我的“利益”因为接受张五常教授的这一套严谨科学的要求而受到冲击的，何止是突然从一个多产的作者“跌进”写不出文章来的困顿之中？眨眼之间，我把博士也读完了，要毕业了，面临着有生以来的第三个要作出重大选择的转折关口——第一个关口是高二时选择文理分科，第二个关口是高考时选择专业，现在第三个关口是选择职业。职业方向是不需要多想的，我只会接受在大学里当老师，从事经济学教育与研究的工作。问题是，到哪个学校去呢？当时周燕已经成功留校，她当然也想我留在中大。然而我思前想后，考虑到现在自己写不出文章的境况，要在名牌大学里有尊严地待下去是不容易的事。其实当时的所谓高级别学术期刊也还没像今天那么极端，而学校对发文章的要求也同样没今天那么极端，勉强写那种可以发表的文章以混下去也并非完全做不到。但我仔细地思量，我想要的，是那样的生活吗？未来又会发展成什么样子呢？思考的结果，是我婉拒了周燕提议的帮助，其实也就是拒绝了站在她背后的张五常教授的帮助——虽然教授没说什么，但我从周燕那里大概知道，他是打算等我决定了要去哪所名牌大学任教，就给我写推荐信的。这里有一件事，可说明张五常教授对我爱惜之深。在决定何去何从的日子里，有一天他照例跟我煲电话粥。挂断电话后不久，突然收到家里打来的电话，电话那头是母亲惊慌的声音：“你对张五常教授说了什么话啊？为什么他刚才突然打电话到这里来，不断地追问你是否已经决定了到哪里工作？”我听了也是愕然。我仔细回想，没觉得之前与教授通电话时有向他漏过什么口风——我早就猜到，教授是希望我能留在名牌大学里任教的，所以我索性什么都不对他说，免得他徒费唇舌地游说劝阻。可是他大概从我应对他询问我到哪里工作时的含糊推搪的语气里还是听到了些许端倪，一急之下竟是直截了当地找上了我的父母去套问消息。以前我还没有手机的时候，张五常教授都是打固定电话找我。平时当然是打到宿舍的固定电话去，假期我回父母家，他就打到我父母家的固定电话去，因此他是知道我父母家的电话号码的。但在此之前，他从来都不接触我的父母，那一次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了。显然，他是真着急了！然而，我终究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了一家教学型的大学就业。我固然是不想欠张五常教授的人情，也是深知不可能一辈子靠他的名头来混口饭吃，始终我是要靠自己的力量立足于人世的。最初的那段日子里，我知道教授是有点恼了我了，因为好长一段时间他都没再打电话找我“煲粥”。我能理解教授的心情，他是想到了自己的过去——他刚从UCLA毕业时，因为博士论文一时没能写完，他就在洛杉矶的长堤大学里任教。那长堤大学就是一家教学型的大学，要不是后来他的博士论文被芝加哥大学的大师们看到，特意为他留下到芝大当博士后的位置，他也许就会在长堤那里埋没一生了！教授是不想我重蹈他当年险些踏进的“覆辙”吧？但是，我是经过深思熟虑而作出那样的选择的，不是一不小心一脚踩错而掉进去的。不管怎么样，那时为着坚持我自己的就业选择，有一段日子与教授中断了自认识而来就没有断绝过的往来，我心里当然觉得难受，但我淡然处之，因为我深知——不是深信，是深知！——自己的选择……是对的！时至今日，回顾当年，我可以更肯定地再次确认那时的选择……是对的！在这件事上，张五常教授错了，而我是对的！不是我比他更聪明，我只是比他更能够看清我所面对的局限条件而已。有一个也是热心地追随张五常教授的学问之道的老师，曾经这样当面的问我：“如果按教授的要求写文章，很难写得出来，写出来也很难能在主流的学术期刊上发表，那就没办法评职称，你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我看着他的眼睛，平静的回答：“那就不评职称嘛！”他的脸上现出骇然的神色。花千树公司的老总后来也问过我类似的问题：“看你是有些价值观的。但在现今这样的世道里，要坚持价值观，很难吧？”我简洁地回答：“其实，也并不是真的那么难。”我想起了这么一道智力题：一个塞子塞进瓶口里很深了，在没有可以协助拔塞子的工具的条件下，怎么打开瓶子？答案是：不是把瓶塞拔出来，而是把塞子推进瓶子里去！这道智力题是要挑战答题者的惯性思维——人们一般只想到开瓶子就是要拔出塞子，而没想到既然仅仅是要开瓶子，把塞子推进去也完全可以是个办法。同样的逻辑，人们一般只想到在大学里工作就是要评职称的，在这世界上活着就是要往上爬的，但没想到不评职称、不走大部分人都爬的路，也完全可以是个选择。当然，名牌大学是很难待下去的，更不要说往上爬了；那就往下走，到不知名的大学去吧！我视职称如无物，名牌与否更是浮云而已。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我并不是一个特别道德高尚、境界高雅的人。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是人是自私的，我也不例外。我还是要重复前面那一句：我只是很清楚自己面对的局限条件是什么而已！刚才提到的那个老师是男子，他要养家活儿，他的妻儿必定还殷殷期望着他要出人头地，他面临的局限条件比我严峻多了，我的选择谈不上比他更伟大什么的。当年外在的局限条件是：中国的名牌大学之中，没有芝加哥大学那样可以容纳下只有学士头衔、也从来不写文章的戴维德的地方！——其实，今天恐怕是更加如此吧？而内在的局限条件则是：自小，我的父母、师长都给了我很多的自由，我一直生长在一个宽松的环境里，以至于我已经养成了一种受不得太强的约束的性格。要我勉强自己为了适应外在的环境而曲折地生存，我真的办不到！行文至此，想到一件往事：某天听见父母在聊天，说起父亲的一个同学去世了。他在本地的卫生局当局长，经常在私下里对父亲这些同学诉苦，说当官太痛苦了！因为经常要说违背良心的话，每天都活像呆在地狱里一样。父亲于是认为，这同学本来身体都不错的，却这么突然就发病去世，一定是因为以他那种耿直的性格实在是太不适合当官，做这局长做得太痛苦了，以至于是要了他的命！真是得不偿失！母亲听了却说，要不是他当了局长，收入待遇比以前当个小医生高了那么多，就算他长命百岁，他的妻儿也不可能像现在那样日子过得那么滋润。所以他当这个局长，还是值了！我一向以来都觉得母亲比父亲聪明，所以他们二人争论什么事情，我在旁边听着，几乎都是觉得母亲更有道理。但那一回，我认为父亲说得更对。母亲那是聪明，父亲那是智慧！当官不是不好，而是对不同的人来说，有不同的成本与收益。对于性格不适合的人而言，痛苦的成本太高，是不划算的。在这世上，最痛苦的人是没相应能力却渴望追求相应地位的人，因为求而不得，或求得了也是痛苦大于所得。最幸福的人当然是有相应能力且渴望追求相应地位的人。但世间不如事十常八九，我们大部分人都没那么幸运，那就做没相应能力也不渴望追求相应地位的人吧！一个人不幸福，其实往往并不是外在的环境对他有多么地不利，只是他没有足够的智慧去作出真正有利于自己的选择。缺乏智慧，才是不幸福的更主要的根源！所以，我真的并不是很高尚，我只是很有智慧。前面说过，周燕听到我高二文理分科时选择理科的原因是要让自己保留对所爱的东西最纯粹的爱，不想拿它们作吃饭工具，以免以后要为五斗米折腰时要牺牲所爱将会特别的痛苦时，对我的评价是：你真是一个很理性的人！我理解她说的“很理性”，不是指经济学的那个基本假设，而是指我对局限条件的认识很清醒。其实从高二文理分科时的选择，到大学毕业时的就业选择，我贯彻始终的，都只是这一条原则而已。所以，我很喜欢周燕这个对我的评价。我是自私的，我比任何人——哪怕是确实很爱惜我的前程的张五常教授也包括在内——都更渴望自己能得到真正的幸福。今天，我可以心满意足地说：我，得到了！
我是怎么爱上经济学的（八)
自小——是自从幼儿园起！——我所到之处都是众所瞩目的明星。我有一个比我小了十多岁的表妹，她上的中学是我的母校。她母亲有一次去开家长会，听老师夸奖她的学习成绩不错，就喜滋滋地问：“那跟她慧慧表姐当年在这学校里比怎么样？”那老师脱口就说：“那怎么能比？李俊慧在我们学校是一个传奇！”我在博士毕业后到了一个教学型的大学任教，就像是“小隐于野大隐于市”般，隐遁于众人的目光之外了。我是刻意地低调：本地政府设立了教育奖励金，对获得博士学位的本地人发奖金，我是第一个拿到这奖金的人。但我既没有去参加颁奖礼——以至于有父母的朋友在电视上看到颁奖礼上代表一众得奖者发言的人的样子一点不像我时，还奇怪地打电话来问我的相貌怎么变成那样了？——有记者来采访我时，我只肯做些文字采访，他要给我拍一张照登报我都断然拒绝。后来在网上主持张五常教授的博客，我也只使用“博客管理员”的落款。教授偶尔在文章里想提及我，我也坚决不同意他写我的名字，只能接受他以“博管”称呼我。——不过有些时候教授还是提了我的名字，是因为不需提及我的“博客管理员”的身份时，他就坚持要提真名。尽管如此，久而久之，还是渐渐有不少人知道张五常教授的博客的管理员是我。于是，有人纯粹是出于好奇之心而在私底下善意地问，也有人显然是出于恶意而公开质疑：你有什么能的？张五常教授为什么那样看得起你？对于这些疑问，我沉默以对。名气风光不如往日也罢，旁人对张五常教授如此“莫名其妙”地垂青于我也罢，我其实都没怎么放在心上。因为，我深知那时的自己比以前水平更高！以前虽然是随手挥洒就写了很多文章，但都是空有热闹的肤浅之作。那时的我虽然写不出文章，但并不是因为能力降低了，恰恰相反，能力是提高了，只是并没有提高到足以随心所欲地操纵一件更强大的兵器的水平。这就有如《神雕侠侣》中的杨过刚刚使用玄铁重剑时，比起以前用普通利剑反而显得退步了，连剑都不怎么能提得起来，灵便快捷的招式根本使不出来，跟神雕只硬碰硬地过了一招就已落败昏厥。只是，杨过是小说中的主人公，他历经再多的磨难挫折，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心中有数，他迟早会达到能将更强大的重剑运用自如的地步，不但实际能力确实远超以往，而且呈现于外、为人所见的表面能力也会突飞猛进。我却并非一部小说里的人，即使可能是某个上帝笔下的创作，也不晓得自己是不是被选为主人公的角色。从认识并接受张五常教授的经济学之后，我有经年的时间写不出文章——具体的时间长度我自己也不好确定，如果以年结识张五常教授为起始，到我提笔写《经济学讲义》的年为转折点，那已经有11年时间了！去头掐尾算作是10年吧。期间虽然我也出版过《解读〈经济解释〉》，但那本质上是“我注六经”之作，并不是真的拿张五常教授的经济学去“庖丁解牛”，写得再怎么漂亮那都只是“纸上谈兵”而已。我其实还是没有真的懂，因为我没有真的能用！在这10年的沉寂里，我确实一度认为自己永远也不会达到能将张五常教授的经济学真正地运用起来的水平，更不要说是随心所欲不逾矩了。我想我在经济学方面的智商也就如此而已，因此再怎么进步都不能达到足以驾驭这强大工具的地步。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我说出了在《坑爹的社会医疗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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