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雅可夫斯基离我们很遥远。不仅仅时代很遥远，距离很遥远，而且这个人的性格也那么地与正常人格格不入，以至于我们很难看到他。
苏联作家楚科夫斯基在回忆马雅可夫斯基的时候，讲述了一件很有趣的事：在帝俄时代，马雅可夫斯基虽斗志弥坚，但穷困潦倒，身上长年穿着一件破旧的黄色短外衣。一次，楚科夫斯基在工业博物馆演讲某一文艺观点。马雅可夫斯基由于衣冠不整而无法进厅，全凭着前者借了他一身衣服才厕身而入，聆听演说。但当楚科夫斯基阐述自己观点时，在座的马雅可夫斯基竟打断了演讲，对楚君“骂了几句恶毒的话”，导致“大厅里顿时一片喧哗与口哨声”。
楚科夫斯基是以朋友的身份来叙述这段往事的。在写回忆录的时候，马雅可夫斯基已经成了苏联的圣人，因此楚斯基先生大抵不是来谴责马雅可夫斯基，而是证明其人桀骜不驯、实话实说、性格豪爽，等等。但这段描述终归令人不快，这也完全说明马雅可夫斯基绝非一个融入了正常社会、或者能够融入正常社会的人。
关于这一点，在马雅可夫斯基的诗作中总能够看到，如：
“你们这些肮脏的人，穿着套鞋或是不穿套鞋，
都簇拥在诗人心灵的蝴蝶上，
人群将会像野兽一样蠕动起来，
那时一个百头的虱子会把自己的腿儿伸张。”
又如：
“我对砖头呼叫，
我把磨钝了的语言的匕首刺入
臃肿的天空的肉体。”
（以上两片段摘自楚科夫斯基的《马雅可夫斯基》）
再如：
“星星们正在起床。
可是路灯——
这批戴煤气王冠的
帝王
一齐灭亡，
于是马路花园中的一束花——
一群互相敌视的卖淫女郎
刺得眼睛
更疼。”
（摘自《晨》）
还有：
“大街瞠目结舌。
楼房笑声粗野。
一股寒气浇到周身凉彻。
千万个指头朝我身上戳...”
（摘自《致俄罗斯》）
在以上这些诗作之中，我们不难揣测出马雅可夫斯基对现实社会极其厌恶的情绪。这种厌恶恰如其分地反映了俄罗斯帝国在革命前夜那种带有仇恨的躁动气氛。马雅可夫斯基对“旧世界”的仇恨，显然已深入骨髓。但是，在沸腾的历史逐渐冷却下来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去思考：马雅可夫斯基的仇恨有多少是归罪于万恶的旧社会，又有多少是自身的原因？有一个例子很能说明问题：
当马雅可夫斯基一文不名的时候，他的朋友给其介绍了一个二流出版商。该出版商决定见一见诗人，以确定是否值得为此出书。于是乎，马雅可夫斯基便来到出版商家里，看到了庸俗不堪的家居，同时还有大腹便便的出版商和他的女眷，便怒不可遏。当出版商要求他朗诵一首诗作时，马雅可夫斯基当即作了一首谴责资本家的短诗。其中词句，无一不是指桑骂槐地讽刺这个居所的主人——就这样，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未能出版。
在以上提到的这两个例子中，我们不难看到这个天才极端恃才放旷的一面：在楚科夫斯基的遭遇中，马雅可夫斯基也许很不赞赏他的观点。但正所谓人人都有发表见解的权利（况且，楚科夫斯基的见解又不是什么违背人伦的大逆不道之辞，说说何妨，让大家听听又何妨？）。无论如何，当别人在台上演说时，在台下打断是一种没有教养的行为，而且这种打断还不是反驳，而是“骂了几句恶毒的话”——这就越发难以令人接受了。在出版商的遭遇中，马雅可夫斯基还是这个问题。也许出版商可归于“资本家”一类，是寄生虫、剥削者，且庸俗不堪。但第一，你是来此请求别人为你出书的，而那时有财力出书的人哪个不是“寄生虫、剥削者”？你不愿意与他们打交道，完全可以不来。如果说他们庸俗不堪，这似乎是别人的个人问题，他们也许压根没有受到过好的教育——这与卿何关？假如一个诗人走在大街上，看到了成千上万庸俗的人（对于诗人来说，谁又不是庸俗的呢？），岂不是要挨个叫住，讽刺一番呢？再说，这个出版商是朋友介绍的，中间多少也有些朋友的面子，如此这般，恐怕也令朋友太尴尬了吧（不过，从第一个例子来说，马雅可夫斯基是不太拿朋友的面子当回事的）？你需要钱，为了挣钱，虽不能说出卖人格，但态度好些总归是对的吧？
马雅可夫斯基的仇恨虽然充满了阶级斗争的味道，但总是有些莫名的感觉。不知道他反对资产阶级，还是基于自己的愤世嫉俗。他在短诗《别了》是这样写的：
“‘什么时候开到马赛？’
我换掉了最后一枚法郎。
巴黎，打扮得非凡的妖艳
加紧步子送别我。
让惜别的酸水，涌上眼眶，
让离愁，鼓胀着心房吧！
我真愿意，终生住在和死在巴黎。……
假使世界上没有那个名字：
莫斯科。”
在这首诗里，马雅可夫斯基收敛了他的仇恨与毁灭欲，对巴黎这座城市表现出了异常地留恋。但是须知，巴黎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城市，与帝俄的“大街瞠目结舌，楼房笑声粗野”并无本质不同，但此时此刻的无产阶级诗人，竟把巴黎当做“情人”，巴不得与之厮守。不得不令人感慨：把诗人分出阶级来，是多么的荒诞。
不过，苏俄是不太懂“荒诞”的含义，虽然他们本身就是制造荒诞的大师。十月革命后，马雅可夫斯基在苏联大红大紫。这个年入党，喜欢在诗中砸烂一切（除了巴黎）的人，似乎很合布尔什维克的胃口。斯大林赞誉他是“苏维埃时代最优秀、最有才华的诗人”，后人也将其归入这样一个范畴：苏联的无产阶级诗人、战士、宣传家。
坦率的说，马雅可夫斯基的这三重身份难以自圆其说。诗人，姑且不论是不是无产阶级的，但似乎应与“战士、宣传家”毫不相干。要知道，战士是用来作战的，他必须冷酷无情，毫不宽容，也不需要理解。宣传家是用来灌输观点的，需要手腕与导向。但是诗作，却首先是写给自己的，需要真诚、坦率，给人启迪（请注意，是启迪，而非导向），其次才供其他人欣赏（请注意：是欣赏，而非灌输）。但马雅可夫斯基竟这样“三位一体”，便非常教人难以捉摸，好比这样一则苏联笑话：
“上帝赐给人三种品质：忠诚、聪明.、党性，但任何一个人不会有两种。因为，人如果是聪明和真诚的，他就没有党性。如果他是忠诚和有党性的，他就不是聪明的。如果一个人聪明又有党性，那他就不是真诚的。”
这个笑话也完全可以演绎成：一个伟大诗人，绝非一个战士或宣传家。
但是这三个身份，马雅可夫斯基居然都做到了，这就不得不令人有些怀疑——毕竟，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他可以反映政治、批判政治，但为政治服务则是件令人反感的事。很多苏联文学家就这样走进了死胡同，比如奥斯托洛夫斯基在著作中大肆痛斥“彼得留拉匪帮”，但时至今日，彼得留拉已经成了乌克兰的民族英雄。因此《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无论再怎么脍炙人口，也必然成为历史的垃圾。而诸如布尔加科夫、索尔仁尼琴这样的人，靠着俄罗斯知识分子优秀的独立传统，拒绝与暴政合作，虽受尽疾苦，但却赢得了历史的尊敬。
公正的说，马雅可夫斯基是一个天才，但同时也是一个性格脆弱的人。他既然无法抵御自己愤怒的冲动，也就很难说抗拒得了荣耀的光环。他在“旧社会”提出要“打倒你们的爱情”、“打倒你们的艺术”、“打倒你们的制度”、“打倒你们的宗教”（我很奇怪，爱情、艺术、宗教居然有“你们的”这样的前缀——但是这类东西怎么可以一棍子打死呢？），甚至“要把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从现代轮船上丢下水去”（我的个天呐）。但在“新社会”，他一个也不愿意打倒了，因为他早已冥冥中把自己等同于“革命”（他说过“这就是革命，这就是诗，诗和革命不知怎的在我的脑子里结合起来了”）。当有一个政权也这么做的时候，他也就把它等同于自己了（在十月革命的时候，他来到斯莫尔尼宫“报道”，宣称“这是我的革命”）。
马雅可夫斯基就是这样把自己的艺术创作与苏联绑在了一起，他开始一反常态地讴歌了，比如：
“摆开队伍前进！
这里不需要空话。
住口，演说家！
该是你
讲话，
毛瑟枪同志。
我们厌恶
亚当和夏娃留下的法律。
赶开历史这匹瘦弱的老马！
左！
左！
左！”
（摘自《向左进行曲》）
还有：
“共产主义
不仅仅存在于
田地
和工厂的汗水里。
在家庭饭桌边，
相互关系里，
亲属间，
日常生活中
也有共产主义。”
（摘自《把未来揪出来！》）
马雅可夫斯基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广场之上，大义凛然地向群众“宣传”他的作品。而群众自然喜欢这样的形式与大众化的口味，因为知识分子们大都用批判地眼光看待他们，只有马雅可夫斯基和“革命”改变了这一现状——这也就越发令马雅可夫斯基以革命自居。郑振铎这样评价他：“马霞夸夫斯基是革命后未来五年中革命的健将，许多诗人之中只有它能够完全接受‘革命’。”茅盾也注意到“革命以后，未来派突然得势，在诗方面是全靠了天才的玛以柯夫斯基...”虽然，马雅可夫斯基由于天性使然，他的诗中仍不乏讽刺，但已完全没有“百头的虱子”了。
他的《开会迷》讽刺了“共产党会多”的现象，堪为御用文学中难见的佳作，不过这和“你吃吃凤梨，嚼嚼松鸡，你的末日到了，资产阶级！”比起来，连瘙痒都嫌过轻。列宁高度评价《开会迷》：“我偶然在《消息报》上读了马雅可夫斯基的一首政治题材的诗...我很久没有感到这样愉快了。他在这首诗里尖刻地嘲笑了回忆，讽刺了老是开会和不断开会的共产党员。诗写的怎样我不知道，然而在政治方面，我担保这是完全正确的。”首先，作品能够登在《消息报》上，看来马雅可夫斯基早已摆脱了取悦二流出版商的地位，其次，作为一首讽刺诗，竟然能够令当权者“非常愉快”，倒是咄咄怪事。不过列宁也说出了其中的奥妙——“政治正确”——至于诗写得如何，他并不关心——说实话，谁关心呢？这种时刻，马雅可夫斯基大概已经不是诗人了。
以另一首讽刺诗作来说，马雅可夫斯基在《为幽默作家担忧》中这样写道：
“据说：
‘只要取消审查这一关，
我们将开放得
百般娇艳，
好比含露欲滴的
玫瑰，
风格保险是
分外新鲜。’
好吧，
给他们
解除了枷锁，
可是这群
庸碌的文书
只拿出两个
低级趣味的故事，
满篇依然是
空洞无物。”
乍一看来，此诗颇有棱角，似乎是觉得苏联作家畏手畏脚，没有讽刺的勇气，导致“满篇依然是空洞无物”。不过他总结的原因倒也有趣——苏联已经“解除了枷锁”，作家们为什么不去畅所欲言？原来，这班人无非是“庸碌的文书”而已。我不知道是否正确地理解了作者的创作意图，但我十分确定——此诗必然也是“政治正确”的，虽然它号召大兴讽刺之风，但却更像是一篇辩护词：苏联缺乏讽刺幽默，并非是有审查制度，因为审查制度早已不存在了，人民已经“可以如此自由地呼吸”，只是作家们不争气罢了。
看到这里，我真的想提醒他一下“说谁呢？马雅可夫斯基同志？”你作为一个苏俄的文学明星，倒是可以大肆指责其他作家，但是瞧瞧你，除了“政治正确”地讽刺一下官僚主义、会多，你倒是有什么“含露欲滴的玫瑰”或者“分外新鲜”的“风格”？再说，什么时候苏联取消过审查制度？你到底是不知道？还是装糊涂？你如此卖力地号召“百花开放”，对别人的生命是否负责？
坦率的说，笔者对诗文毫无造诣，也无从在马氏的大作中得到美的陶冶。对此，我更多的是羞愧而非标榜。不过，我非常怀疑马雅可夫斯基具备一个伟大的作家所必须具备的人格，因为，是他自愿用文学为专政服务，从而开启了一条不那么值得向往的“文学”道路——这一切都是他自愿自发的，难怪连“拉普”（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都排斥他，也难怪另一位“苏联诗人”叶塞宁也批评他“是‘为了’什么而写诗”（而非“由于”什么而写诗）。
不过，虽然我对马雅可夫斯基并无太多的溢美之词，但对于其天分却并不怀疑，我甚至能够想象，他并非是那种追求安逸，且以此自满的人，因为如果是这样，他大概也就就此颐养天年，而不是自杀了。讽刺的是，这个意志品质无比坚强的“无产阶级战士”并没有倒在沙俄的屠刀之下，倒是一桩风流韵事结束了他的生命。不知道他与有夫之妇的这段畸形恋是属于他要打倒的“你们的爱情”，还是“相互关系里”的“共产主义”。总之，这个口口声声要把普希金“丢下水去”的人，较之因决斗而死的后者，却无比懦弱、渺小（最起码，普希金懂得用决斗捍卫爱情，而马雅可夫斯基只是质疑情妇不愿与丈夫离婚便自杀了）。
既然这是一篇诗人为主体的文章，我想，还是作一首诗来作为结尾，尽管前面已经提到过本人对诗一窍不通，这首小诗尽量模仿马氏风格，此马尾续貂之作——权且是向天才致敬罢。
你不信神，
却以神赐的天才
作诗、舞文，
你砸烂一切
遭人愤恨，
却在光环中
沉沦。
你所痛斥的东西，
最终以百倍加身。
你成了战士、宣传家，
但唯独不像
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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