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罪人中的罪魁”
摘要：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曾多次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为此他在基督教中寻求灵魂的救赎，也一直拒绝回到中国大陆，尽管他在大陆被吹颂成伟大的爱国将领。在蒋经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年代的张学良——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呀，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
常说虎父无犬子，但事实往往是虎父出犬子。虎父忙于征战，疏于教导，犬子养尊处优，骄娇为气酒色为友，空有虎父营就的舞台，并无腾挪舒展的功夫，自然变成败家子。少帅流连于北平的酒场舞会中，“赵四风流朱五狂，翩翩蝴蝶正当行”，于温柔乡中乐不思东北，兼之每日“鸦片枪在手，快活似神仙”，欲这样的人抗日爱国，不亦难乎！
张作霖在民族气节上是铁了心的，对苏俄毛子毫不退让，对日本人也是软硬不吃。日本军部曾经研判：若与张作霖的东北军开战，以张的智谋军术，日军没有必胜速胜之把握，而一旦战事胶着，东北军得到全国支持，则日军就可能偷鸡不成蚀把米，因此一直想解决张作霖。但最终，却由更恨张的苏俄派出特工炸死张作霖，并嫁祸日本军方，该特工由此成为苏俄国家英雄，被斯大林召见授勋。
昏君上台总要先杀几个先王忠臣以树威，但那还是江山稳固之际。张学良一接班，即面对日本关东军的随时入侵、面对苏俄长期虎视眈眈的侵略野心，竟擅杀杨宇霆、常荫槐、郑谦等老臣，不仅失掉了最重要的军政支撑，更令东北军将士寒心。
杨宇霆出身日本士官军校，不仅是张作霖最信任的托孤之臣，长期担任东北军军师（总参议），在东北军政各界威望最高，为张作霖打江山乃至入关执政立下汗马功劳，更是张作霖被炸死后迅速稳定局势，扶持张学良继位、并促成南北统一东北易帜的最关键人物，而杨事后为免张学良忌恨，已经辞去一切职务，清廉自守。常荫槐被看做是“最能干的人才”，作为黑龙江省长、交通总长，主持修造了奉海、北宁等铁路，维护了东北路权，瓦解了苏俄中东、日本满铁的垄断，更设立10万山林警察，配置进口武器，遏制了俄日的侵略渗透！
被杀害当天，杨、常是找张学良汇报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收回路权、维护民族利益！两人均是东北乃至整个中国的大功臣，最为日俄忌恨，张学良却将他们杀害！在被命令捏造罪状时，帅府秘书长郑谦质问张学良：“咋干这种事呢？！”张无言以对，三天后又把郑谦秘密杀害。如此自毁长城，东北不待日俄侵略，已不可守！张作霖虽然出身土匪，但归顺朝廷后尚无滥杀恶行，对兄弟同甘共苦！
张学良上台时，国民革命军已扫平中原，定都南京，张学良既无对抗中央之能力，又无对抗苏日之意志，为保存实力，曾按照杨宇霆等老臣的意见，由杨宇霆与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宣布“东北易帜”，使北伐军师出无名，也顺应天意人心，更重要的是借此将外患压力踢给中央（后来蒋就成了张学良不抵抗的替罪羊），苏日要侵占东北就得和中央打交道，就得考虑国际外交军事全局，有所顾忌。
但事实上，民国时期的军阀派系，没有哪个能真正服从中央调度指挥的，北洋政府时期如此，国民政府时期也不例外。盘踞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尚且跟蒋介石的“中央”内耗了近三十年之久，何况拥兵自重的新东北王张学良。新军阀对中央的态度，一是拼命“索取”，从官职到地盘到金钱到军火；二是拼命“自保”，拒绝缩编拒绝改组拒绝作战拒绝支援；三是拼命“欺骗”，以少报多冒领军饷，以多报少力图扩张，口号动听拒绝实行，争功踊跃遇过推诿。张学良便是这样一个新军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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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抵抗将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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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一易帜，蒋介石便授以全国级军事重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全国海陆空副总司令，蒋介石还与之结拜兄弟，待之非薄。9.18事变一爆发，时在北平温柔乡里度春宵、销金窝里吞大烟的张学良便急令东北军撤退入关，让日本人大喜过望，不费吹灰之力得此物资雄厚之沃土，以东北军遗留之大批军事物资（进口步枪12万支、机枪挺、大炮门、坦克26辆、飞机架、兵工厂一座、弹药被服粮草均堆积如山），屠杀我百姓，并激起其更大野心，以东北为跳板和灭华基地，将中华民族迅猛推至国亡族灭之边缘。
此后，日军万余人进攻易守难攻的热河省，张学良带兵30万，居然不让中央军队和宋哲元等部队前来热河抗日，而是自己再次让日本人几乎兵不血刃占领热河，其中，日军仅派人，就夺取东北军上万人把守的热河首府承德，再次上演9.18不抵抗的耻辱。故贼势益张，贼胆益壮，日本军少壮派认为中国军队完全不堪一击，狂言“三个月可灭中国”！如果不是在随后入侵上海的战争中，国军拼死抵抗，让日本军方四易其帅，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大戏就早就上演了。
然而，张学良却乘机对百废待兴的国民政府用了第一种态度——“索取”，索要天文数字的巨额军火粮食，完全暴露了丑恶的军阀嘴脸。此后，张用了第二种态度——“自保”。新改组上台的行政院长汪精卫飞赴北平，亲自施压，督促他出兵关外抵抗日军收复失地，张学良说：“我去抵抗，受了损失谁来补偿？！”气得汪精卫两眼含泪，表示：“连你我都指挥不了，一枪不发丧失东三省，我怎样向全国民众交代？！”张学良无耻地说：“交不交代是你的事，抵不抵抗是我的事！”汪精卫要求张学良辞职谢罪，张学良拒绝；汪精卫伤心至极，飞回南京后，立即宣布引咎辞去行政院长之职，出国下野，以换取对张学良的惩处，共同谢罪国人！但蒋介石心存仁厚，又怕张学良走投无路投靠日本人，于是在免去张学良军职后，又给了张一个华北军政委员会副委员长的位置。在全国国民一致怒骂张学良“不抵抗将军”、“汉奸将军”、“鸦片将军”的怒潮中，他开始用第三种态度——“欺骗”，装出委屈状，透出风声说：是“中央”电令他“绝对不抵抗”！而大量史料证实：“中央”的电令是屡次下发，催促他“抵抗”，张学良拒绝执行。其实，如果蒋介石此时能实行守土问责，逮捕法办张学良，不仅可严明军纪国法，避免之后汤玉麟、韩复渠之类的大小军阀避战失地，更能唤起广大国民抗日勇气和决心，不至于后来造成那么多令人遗憾的灾难。
年，民国最好的军阀、以“四不”（不发财不纳妾不做督军不住租界）出名的吴佩孚，也专程赶到北平，责问张学良为何9.18不抵抗，为何不出兵关外收复失地？吴佩孚怒斥：“国恨你不报，私仇你不报，真没出息！忘记了自己的国仇家恨，真是不忠不孝！”
吴佩孚怒骂张学良：沈阳事变你为什么不抵抗
一个鲜明的对比，便是9.18事变后，张学良手下的黑龙江省黑河警备司令马占山曾多次向张请战：“让弟兄们教训一下这些横行东北的小鬼子！”张不允，马占山仍然喊出：“日军欲占黑龙江，就让它以血来换！”马占山领导几百官兵组织了江桥血战，坚守半月之久，予日寇迎头痛击，后一直在东北游击抗战达14年之久，坚忍到了抗战胜利，至今日本关东军老兵，提起他的名字就怕。
无独有偶，还有坚守山海关对日反击的东北军何柱国独立旅；还有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十九路军反击七万日本海陆军精锐，坚守数月，迫其四易主帅；还有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取得喜峰口大捷的宋哲元三十九军；一些小小的地方军阀，尚且有如此的民族气节，堂堂正正的被某些人称为爱国将领的张“东北王”，居然一枪不发屁滚尿流窜回关内。守土者皆有责，掌军者皆须保家卫国，别说中央没有“绝对不抵抗”的电文，即便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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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兵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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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张学良西安事变逮捕蒋介石，枪杀多名军政人员，绝对不是为了抗日。早在年，张学良就被发展成某某党员，延安给张学良的代号是—“李宜”。张加入某某也不是为了信仰，因为杀害杨宇霆等名将忠臣已大大失去东北军民的人心，又因为拒绝出兵抵抗，在国民政府军政界声名狼藉，再加上风流韵事与吸毒恶习，让人越来越厌恶他。这种情况下，挟苏俄以自重，成了他的当头大事。年8月9日，某某联合致信给张学良，开头便称：“李宜同志……”年8月15日某某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发给电报说：“使我们特别感到不安的，是你们关于一切愿意入党的人，不论其社会出身如何，均可接收入党和党不怕某些野心家钻进党内的决定，以及你们甚至接收张学良入党的通知。”年代，阎明复曾就张学良是不是党员的问题问过东北军出身的吕正操上将，吕明确答复说：“张汉公是某某党员”。而张学良重获自由后，面对记者的采访脱口而出：“我就是某某呀！”既然自己都承认是秘密党员“李宜同志”，亲弟弟张学思、秘书宋黎、秘书刘鼎、随从栗又文、东北军信使高福源以及东北军王以哲、常恩多、万毅、刘澜波、康鸿泰等中高级军官也都是秘密党员；而杨虎城早在年就上交了加入某某的申请并得到延安批准，杨虎城最信任的智囊、西北军政治处长申伯纯以及西北军坚决主张抓蒋的西安公安局长赵寿山也都是秘密党员，杨虎城身边的张文彬，秘书王菊人、米暂沉、宋绮云，世侄王炳南、杨虎城的夫人谢葆真都是某某党员，十七路军是某某号称的“党员最多的军阀部队”，那么，看来这场军事政变，除去国共两党的政治恩怨，就几无抗日成分。
事实上，军变之前，张学良和周恩来在西安秘密会见三次，年5月，延安提出建立“西北军政委员会”，依靠苏俄形成“西北割据”。同年9月22日，延安与张学良秘密签约。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张学良妄想着联合杨虎城与延安结盟，从而得到苏俄的大力支持，以西北割据为第一步，再进而控制全中国。年12月，自任西北剿匪总指挥的蒋介石在张学良蓄谋已久的力邀下飞抵西安，决定在全面抗日前，彻底安定国内。这个消息，对于同任副总指挥的张学良和杨虎城来说，是个好消息，把蒋介石抓捕杀掉。
早在张学良动手杀害杨、常之前，东北名宿孙烈臣就预言：“将来杀戮自家人的事情只有少帅做得出来。”面对蒋介石的信任重用以及兄弟结拜的情谊，张学良却动了杀心。军变中，张学良在临潼杀害了包括蒋介石最器重的侄子蒋孝先少将在内的全部67名警卫；杨虎城在西安杀害了孙中山生前助手、蒋介石的结义兄弟、国民政府中央委员邵元冲和中央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军政要员，并杀害中央军警数百人，抢劫银行与百姓。
年代，报刊上曾公开揭露：张学良要联合杨虎城以及延安红军组建“西北联合军团”，建立以张为首、以西安为“西京”的“西北联合政府”，并非为了抗日。张、杨和延安建立“西北联军”和“西北联合政府”，可以帮助苏俄更好地攫取在中国的利益。可是，一旦捉蒋杀蒋就完全不同了，中国一旦失去公认的领袖，必将四分五裂，无力抵抗日军，不是迅速被击败，就是建立亲日的政府。这样日本必将开始已经准备了几十年之久的征服苏俄之旅，日本残忍的部队的人体试验，有相当分量的冻伤实验，就是为进军远东做准备的。
西安军变之后，全国舆论一片谴责，民众到处游行抗议，南京政府更是毫不妥协。最让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苏俄的坚决反对。苏俄担心一旦中国分裂，日本侵略中国成功，几百万日军必将扑向苏俄远东。斯大林立即亲自电令毛：绝不容许杀蒋。并且明确指示：应该首先了解到——蒋介石是抗日的，打倒蒋介石，必会引起内战，而内战只能有利于日本侵略者。斯大林还说，“张学良分量不够，怎能做全国抗日领袖？某某也没有领导抗日的能力。蒋介石虽是一个可憎的敌人，但他是中国唯一有希望的抗日领袖。”
暴乱仅仅一天后，12月14日，苏共中央《真理报》发表社论，将“西安事变”直接定性为“叛变”，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苏俄政府报《消息报》也称：“张学良的叛变可能会瓦解中国抗日力量的统一，不仅给国民政府，而且给整个中国人民都带来危险。”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国际通讯》则直接著文斥责张学良为“叛徒”、“强盗”……
所以，周恩来12月17日到达西安后，西安事变得到解决。张学良不得不采取到南京请罪的方式，试图避免追究，保存东北军的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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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奸群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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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张学良得到了蒋介石宋美龄的宽大，东北军没有被裁撤，然而东北军因西安事变而发生了裂变，张学良的全部6个军，纷纷主动向南京国民政府投诚，接受命令，分赴各地抗日，从此，世上再无东北军这个耻辱的名字。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是一样，其最信任的部下冯钦哉带一个师2万人投靠中央，之后西安警戒旅又有两个团投靠中央，西北军也就此消失。
而当年积极支持搞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头号智囊、东北军总参议鲍文樾，抗战刚刚开始，就可耻地直接投降日寇，担任汪伪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代理军政部长、河南省省长等高官，是著名的大汉奸之一。亲自抓捕蒋介石的张学良警卫营营长孙铭久以及应德田、苗剑秋等号称“东北军最支持联共抗日的人”，也是“对张学良最忠心的人”，却是东北军中第一批投靠日寇的人，孙“因功”升任伪政权山东保安副司令，应担任伪政权河南教育厅长，而苗这个写过《抗日理论与实际》的人，直接移民日本。伪军中最高层的孙良诚、吴化文、白凤翔、李守信等西北军和东北军的将领，往往率部成建制投敌。
蒋介石的中央军，却从无大规模投敌的记录，甚至没有一个中高级军官主动投敌，相反有两百多名将军血洒抗日战场。
张学良晚年获得自由后，曾多次自称“我是罪人中的罪魁”，为此他在基督教中寻求灵魂的救赎，也一直拒绝回到中国大陆，尽管他在大陆被吹颂成伟大的爱国将领。在蒋经国回忆录中，这样记述年代的张学良——张学良喝酒喝醉了，抱着蒋经国大哭：“兄弟呀，老哥哥当年做错了！做错了！先总统杀了我都不为过呀！”…
“九一八”张学良为何不抵抗？
作者：杨天石来源：作者著《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多年来，人们一直认为，年9月18日夜，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发动事变，蒋介石下令“不抵抗”，众口一词，几成铁案。前些年，张学良在接受唐德刚的口述历史访问时，特别声明，“不抵抗”是他本人下的命令，和蒋介石无关。这样，学术界关于这一问题的研究就向前推进了一步。但是，还有若干问题并未解决。这些问题是：
蒋介石是什么时候得知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的？他的反应是什么？
南京国民政府处理事变的对策是什么？
张学良为何下令“不抵抗”？真的和蒋介石没有关系吗？
这些问题不解决，就不能认为问题已经彻底弄清楚了。
年9月18日这一天，蒋介石上午早起后，即与宋美龄同谒中山陵。其后，参加国府会议，讨论工厂检查法等问题。晚9时半，登永绥舰，往南昌督师“剿共”。当日日记云：
下午，研究地图，看《中山全集》。筹划对粤、对匪策略。一、对粤，决令十九路军先占潮汕，十八军集中赣南。余再宣言，以第一、二、三届委员为四届委员。余在四中全会引咎辞职，而嘱陈、蒋、蔡等应之。如果不从，则以武力牵制之。对匪决取包围策略，以重兵掩护修路，以大款赶修道路，待路成再剿赤匪，否则，欲速不达，应难见效也。
年初，蒋介石因政见分歧，软禁国民党立法院院长胡汉民，引起国民党分裂。5月，汪精卫、孙科等在广州另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对立。同年4月，何应钦调集湘、鄂、赣、闽四省军队，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江西中央根据地进行“围剿”。蒋介石这一天的日记表明，他在舰上所考虑的只有两个问题：一是如何对待广州新成立的国民政府，解决宁粤对立问题；一是如何对待江西的共产党。完全没有涉及东北问题。
日军进攻沈阳北大营在当晚10时，是不是当日蒋介石早已写完日记，后来的“事变”和对张学良的应变指示都没有写进日记呢？不是。
9月19日，蒋介石有一通致张学良电，中云：
北平张副司令勋鉴：
良密。中刻抵南昌。接沪电，知日兵昨夜进攻沈阳。据东京消息，日以我军有拆毁铁路之计划，其藉口如此，请向外宣传时对此应力辟之。近情盼时刻电告。
蒋中正叩
皓戌
（《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年版，第1页）
此电现存手迹原件。“皓”，19日，“戌”，约21点至22点之间。可见，蒋介石得知“事变”是在9月19日晚到达南昌之后，其消息来源是上海。在此之前，他不知道事变的任何消息，也没有从张学良处得到任何消息。自然，也不可能对张学良有任何指示。
过去所有关于蒋当晚如何指示张“不抵抗”的说法，有些甚至是很具体的、活灵活现的说法，未必可信。例如，曾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说：
“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而蒋介石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这些电文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蒋介石是无法抵赖的。”
（《东北日报》年8月24日。上引蒋电可证，郭说不确。郭维城到年才担任张学良的机要秘书，他的说法应出于猜想和传闻。）
又，蒋亲自审定的《事略稿本》称，“十九日，公舰到湖口，换船，经鄱阳湖，抵南昌，忽接急报迭来云”。将《事略稿本》所述与上引蒋致张电两相印证，可以确认，蒋是在“事变”发生整整一天之后才得到“事变”发生消息的。当晚，他写下的日记是：
昨晚倭寇无故攻击我沈阳兵工厂，并占领我营房。刻接报，已占领我沈阳与长春，并有占领牛庄消息……
日记中，称“事变”发生在“昨晚”，表明他9月18日当夜，并不知道沈阳发生了什么事。
在公开的函电中，最早出现“不抵抗主义”一词的是辽宁省主席臧式毅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电报。他们于9月19日上午8时左右致电张学良，报告说：
“日兵至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毫无反响。”
又称：
“职等现均主张坚持不与抵抗，以免地方糜烂。”
张学良接电后，即于19日发表通电，中云：
副司令行营效日（19日）来电云：顷接沈阳臧主席、边署荣参谋长皓午电称：日兵自昨晚十时，开始向我北大营驻军施行攻击，我军抱不抵抗主义，日兵竟致侵入营房，举火焚烧，并将我兵驱逐出营，同时用野炮轰击北大营及兵工厂。
20日，南京国民党的机关报《中央日报》在“我未抵抗日军轰击”的标题下，发表了张学良的上述通电，“不抵抗主义”五字遂首次公之于文字。张电所云，虽系转述臧、荣二人来电，但是，臧、荣二人不会也不敢杜撰“不抵抗主义”一词，它一定出自9月18日深夜张学良的口头指示。关于此，荣臻报告说：
得知日军袭击北大营，当即向北平张副司令，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故转告第七旅王以哲旅长，令不抵抗，即使勒令缴械，占入营房，均可听其自便等因。彼时，又接报告，知工业区迫击炮厂、火药厂均被日军袭击。当时朱光沐、王以哲等，又以电话向张副司令报告，奉谕，仍不抵抗，遂与朱光沐、王以哲同到臧主席宅研究办法，决定日军行动任何扩大，攻击如何猛烈，而我方均保持镇静。
（《九一八事变之经过情形》，《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绪编》（一），第页）
“尊重国联和平宗旨，避免冲突”，当然就是“不抵抗”。“以电话报告，并请应付办法，当经奉示”云云，说明张学良的指示是立即做出的，并未经过请示或研究。
年8月，张学良在台北接受日本NHK采访组时曾说：
我那时在北京，在医院养病。当时病刚好。那天我请英国大使去看梅兰芳唱戏。我听到这个报告。立刻回到家里下命令。也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形，我不明白，所以我当时是……（此句听不清，作者注），看看究竟是怎么个事情。
（《张学良开口说话》，辽宁人民出版社年版，第75页）
张学良承认，是他“回到家里下命令”，至于“命令”的内容，很遗憾，在关键的地方“听不清”。
不过，张学良在他的自传体着作《杂忆随感漫录》中讲得很具体：
约在十点卅分许，来人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荣参谋长请我说话，有紧急事项，我立刻辞蓝公使归返。荣对我说：有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日本附属地的日本驻军亦集结活动。我嘱切戒我军勿乱动，速与日本顾问妹尾、柴山向日方高级将领交涉制止，由交涉者即向日本林总领事处接洽交涉……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我派员向日本北平使馆矢野代办交涉，彼答以不知其详。
张学良要荣臻“切戒我军勿乱动”，自然就是“不抵抗”的意思。其实，关于和荣臻的通话内容，张在事变后的第二天，已经讲得很清楚、准确了。
9月19日下午2时半，张学良接受记者访问时说：
昨夜接到沈电，惊悉中日冲突事件。惟东北既无抵抗之力量，亦无开战之理由，已经由沈，严饬其绝对不抵抗，尽任日军所为。
（《盛京时报》，年9月21日）
可见，张学良和荣臻通话的主要内容，就是“绝对不抵抗”，而且，还有一句“尽任日军所为”，赋予日本侵略者完全的行动自由。结合上引《杂忆随感漫录》所述“天晓之后，除报告政府请示外”等语，可证张学良对荣臻的指示是在未向南京国民政府请示的情况下独立作出的决定。
9月19日晨，医院召集东北干部张学铭、于学忠等人会议，再次肯定“不抵抗主义”。报道说：
张皓（十九日）晨在协和召东北干部，开紧急会议，以日人违反国际公法，破坏东亚和平，决取不抵抗主义，一切听各国裁判，并电顾维钧、汤尔和来平，向各使节说明日人暴动真相，一面电呈中央。
这样，“不抵抗主义”就不仅是张学良的个人意见，而是“东北干部”的集体决定了。
张学良与荣臻通话时，“事变”刚刚开始，张学良只知道“日本铁道守备队约一中队，向我北大营营团射击”，但是“事变”的发展很迅速，日军很快就占领营口、长春等许多东北城市，应该说，日军的侵略意图暴露得很清楚了。但是，张学良仍然坚持主张“不抵抗”。9月22日，张学良得悉日军有向哈尔滨推进之势，致电东省特区长官公署转护路军司令部说：
顷闻日军有向哈埠推进之讯，如果属实，仰相机应付。维彼不向我军压迫，我应力持镇定；万一有向我军施行压迫之动作，该部应即避免冲突，暂向安全地带退避，以保安全。
（《张学良全集》，香港同泽出版社年版，第页）
此电虽无“不抵抗”之词，但内容与“不抵抗”并无二致。当时，国民党大老李石曾、张继、吴铁城在北平，都和张学良讨论过“事变”问题。9月23日，吴铁城致电蒋介石报告：
对沈阳事件，汉兄等主张始终不抵抗，但以急速解决为妥。
（《中日关系史料》，〔台北〕“国史馆”年印行，第13-15页）
如果说，“事变”初起，荣臻刚刚以电话向张学良请示时，张学良以为还是“寻常性质”，可以以“小事化了”的方式处理，但是，这时已经是“事变”后的第五天了，张学良却仍然没有改变“不抵抗主义”的任何表示，这就不是用判断失误就可以解释的了。
12月21日，日军分三路进攻辽西重镇锦州，张学良仍无坚决抵抗打算。同日，他致电第一军司令于学忠，电称：
“近当日本进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
（《张学良文集》，第页）
其后，蒋介石下野返乡，25日，南京国民政府电令张学良“应尽力之所能及，积极抵抗”。在此情况下，东北军曾与日军有所交手，但仍于年1月2日放弃锦州，退入关内。不久，蒋介石复出。同年6月，汪精卫、宋子文等自南京飞北平，会晤国联调查团。19日，汪、宋会晤张学良，动员张在山海关地区与日军“小加抗战”，但是，仍然遭到张学良的坚决拒绝。关于这一过程，张学良回忆说：
见面之后，出示蒋委员长亲笔函，大意是汪院长来平，为对日军事问题，同我相商。
谈询之下，汪表示政府打算在华北对日本用兵之意。我遂询问，政府是否具有坚决的决心，有无相当的准备。我们不要再蹈往年抗俄之覆辙。汪答曰：“不是那个样子的事，是因为政府受到各方面的言论攻击，希望我对日本作一个战争姿态，小加抗战，至于胜败则所不计，乃是在政治上可以应付舆论之指责也。”我聆听之下，惊讶愤慨，遂即答曰：“政府既无准备和决心，拟牺牲将士之性命，来挽救延续政治之垮台，我不取也。”汪遂曰：“这是蒋委员长的意思。”我说：“你若说是蒋委员长的意思，蒋委员长是我的长官，他会直接给我下命令的。他不会写信，说汪先生你来同我商讨。既然说是同我商讨，这种并不是真正的抗战，而是拿人家的性命，挽救自己的政治生命的办法，我的表示是，决不赞同。”
（《杂忆随感漫录》，〔台北〕历史智库出版公司年版，第-页）
这时候，东北早就全境沦陷，日本已于当年3月成立伪“满洲国”，并且进一步觊觎华北。蒋当时的计划是，要求张学良撤换庸懦无能的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派兵“占据热河，与东三省义勇军打成一片”，“威胁山海关，令倭寇使之不敢窥窃平津”。蒋认为“救国御日之道，莫此为要”，曾在日记中表示：“致函汉卿，督促其实行之。”（《蒋介石日记》（手稿本），年6月15日）因此，蒋介石托汪精卫带给张学良亲笔信的内容，并不如张学良所述这样简单。即使如汪所云，只是要张“小加抗战”，“作一个战争姿态”，但是，对于一个渴望洗雪家仇国耻的爱国将领来说，不正是提供了一个“为国效力”的机会吗？至少，可以乘机要求南京政府发奋备战呀！然而，张学良仍然毫不动心。
面对日军不抵抗？威胁蒋介石抗日？揭秘你不知道的双面张学良
张学良本人解释九一八不抵抗的原因更多精彩内容点击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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