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1月13日，一个晴朗和煦的下午，蒋经国在台北七海新村寓所中与世长辞。与他的父亲蒋介石逝世后官方及媒体铺天盖地华丽的、帝王式的悼念相比，这位“中华民国”第三位“总统”的离世显得相当低调、朴素。他甚至没有留下“治国遗嘱”。心有不甘的台北高官们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甚至炮制了一份文件，正式发表声明称“经国先生元月5日当着数位党内大佬及三子孝勇，口述了这份遗嘱，并且签字认可”。这份遗嘱的大意为“坚守反共国策，贯彻民主宪政”。
《蒋经国传》着陆
政治如同彩妆色盘，历史在其涂抹之下，当中政治领袖的面孔往往愈发模糊。所幸仍有人有心拔丝抽茧，去伪存真。对于蒋经国这样一个具有争议性的政治人物，目前关于他的传记有两个知名版本，一是年问世的江南著《蒋经国传》，二是年出版的陶涵所著《蒋经国传》。前者之所以闻名世界，并非书稿本身，更多是出于作者江南先生(刘宜良)写就此书后遭到政治暗杀的事件。而后者，则被公认更具历史和学术价值。
《蒋经国传》作者陶涵(JayTaylor)为美国国务院前资深官员，上世纪60年代曾就职于台北美国“大使馆”;中美建交后，又转赴北京美国大使馆任职政治参事。如今，陶涵在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任研究员。这一版的《蒋经国传》秉承西方学界撰写传记的严谨态度，避免合理想象和主观臆断，更多是以田野调查和史料作为叙事基础。作者曾多次前往台北、北京、南京、宁波、奉化和赣州等地，采访了多位与蒋经国有直接关系的门生故旧—本书写作历时三年之久，其中一半以上时间都用于资料搜集和准备上。而作为一名前外交官，陶涵精研中国事务、通晓中外历史，这一背景则有助于避免外国人撰写中国题材所容易犯下的“浅尝辄止”“隔靴抓痒”的毛病。
陶涵在接受笔者采访时坦言，他并不认为自己作为一个外国人为蒋经国撰写传记有何优势，毕竟，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可能存在对蒋经国的误读—或是对他一味崇拜，或是激烈批评。“而我只是努力作为一个学者或者记录者，尽量保有不偏不倚的平衡观点。”
陶涵著《蒋经国传》曾在年落地大陆，但限于当时的出版环境和政策，其内容有大幅删节。近日，盛大文学旗下华文天下出版社引进了这版图书。据出版者说，除个别内容和表述方式有所删节和修改外基本保留了原书的全貌。同时，书中附有八十余幅蒋经国生平图片，都是国内首次发表。
正如蒋经国生前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大陆对于国共之间恩怨纠葛的那段历史如今已经有了全新的评价。而对于蒋经国，这位“集中国宫廷、俄罗斯共产主义、美国民主价值、台湾本土经验四种文化于一身的谜一样的人物”(胡忠信语)，如何“突破家世、出身、教育、历练乃至意识形态的局限，务实应对变局，进而开创新局”(马英九语)?陶涵版的《蒋经国传》，以宏大时代背景为依托，结合历史细节的考证，清晰地勾勒了蒋经国人生中几次重大转变的轨迹。而这位政治领导人百转千迴的命局人生、他的思想跌宕与智慧觉悟、他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天命般的选择，对于今天的我们仍有深刻启发。
理智与情感之间
年，十五岁的蒋经国前往苏联留学，这是无常人生的一次宿命安排。之前不久暴发的五卅惨案中，刚在上海升入中学的热血少年蒋经国，带领着同学参加了群众游行示威活动。据说他被警察扣押了，但如今的档案材料中并未发现这方面的纪录。当时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已是国民党中冉冉升起的政治明星，同时也被认为是镇压群众的幕后黑手。面对以“进步的革命党人”自居的儿子，蒋介石决定把经国送到北京念书，置于好友吴稚辉的管教之下。
但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已经深种于蒋经国心中。他在那里结交了日后成为蒋介石秘书的中共地下党员邵力子，并通过他认识了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没多久，他向吴稚辉提出留学苏联的想法，日后成为坚定反共分子的吴稚辉当时只是笑着表示，“你去试试也好。”
当蒋经国诚惶诚恐地通过他的“上海姆妈”陈洁如，将这个意图秉告父亲的时候，蒋介石直斥其“朽木不可雕也”。然而，蒋介石最终还是放行了。他在日记中简单写道，“我决定允许儿子前往俄国。”
为什么蒋介石会允许儿子投奔他所质疑的莫斯科?多年后，蒋介石亲信的陈立夫如此告诉陶涵：“他当时需要苏联的支持。”诚然，在“联俄联共”政策之下，蒋介石认定苏联的物资援助对北伐依然至关重要。此外，此时蒋介石的思想并未开始“右倾”，他和儿子的信函来往中曾释义称，“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就涵盖了共产主义”。
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蒋经国成为了尼古拉﹒维拉迪米洛给奇﹒伊利扎洛夫同志，是学校里的学生领袖、积极分子、苏共左翼托洛斯基“不断革命论”的坚定支持者。他和邓小平是同班同学，两人交情甚笃。
在中国国内，国共合作保持了三年多，在年开始分道扬镳，共产党员被追捕杀害。在斯大林公开表示要把蒋介石和国民党右派“像柠檬一样挤干、丢弃”之后，内心彷徨矛盾的蒋经国终于在一次会议中步上讲台，宣称“不是以蒋介石儿子身份发言，而是以共青团之子的身份讲话”，谴责父亲是“叛徒、杀人凶手”。几天后，消息报又刊登一篇题为《父与子》的文章，摘录了蒋经国的一封公开信，直称父亲为“介石”：“现在我要说，革命是我所知道的唯一要务，今后我不再认你为父。”
在日记和其他任何文件中，蒋介石绝口不提此事。他默然接受官方给出的解释—身在“敌营”中的儿子，是被迫才发表如此大逆不道的声明。陶涵采访的一些蒋家故交认为，蒋介石在实施清共行动之前，为了保密无法提前告知儿子以令其自保，为此他多少感到内疚。
几乎与此同时，在苏共内部，斯大林与托洛斯基的斗争日益白热化。在托洛斯基被开除出党、放逐中亚之前，共产国际的代表找蒋经国谈话，劝告他放弃亲托洛斯基的活动和信念。
没有任何征兆，蒋经国“突然放弃了托洛斯基运动”。一年之中，蒋经国面临亲情与信念、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两次重大抉择，而他最终做出的决定，深刻反映了他性格当中“识实务”的一面。陶涵评论称：“这是他一生之中，直觉务实、克服情感和智性理想的第一个实例。这个经验让他体会到生命的复杂和无常。此后一生，经验判断左右他对直觉目标的追求。行动必须坚实的理智为基础，不能全凭情感或政治承诺作定夺。”
理想与现实交错的人生
在苏联工作、生活了十二年，蒋经国不曾离开过这片冰天雪地。从军校毕业后，他就被派到乌拉尔山区的斯维德洛夫斯克，在一家大型机械厂里担任中层管理人员。在这里，他和17岁的金发女郎、腼腆羞涩的苏联姑娘芳娜结婚了。
作为政治领袖的儿子，蒋经国的命运注定被政治缠绕。随着国共两党再次构建合作，关于他是否回国的纠结被摆上了台面。事实上，在国共反目期间，虽然身在莫斯科的王明等中共党员将蒋经国视为潜在敌人，但周恩来曾数次与蒋经国见面。在肯定蒋经国批判父亲的行为同时，周恩来鼓励蒋经国给蒋介石写信。显然，周恩来预见到将来国共再次合作的可能，并认为蒋经国将是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关键人物。
在年至年底西安事变之前这段局势混沌不明的时间里，蒋经国数次被斯林召见，两人共进晚餐，“喝浓汤，吃荞麦面包”。记载这段历史的资料既匮乏，其所传达的信息也相当混乱暧昧。只有一些事实多少说明蒋经国在此间的心迹—年11月16日，他申请加入苏联共产党成为正式党员，表明当时的蒋经国依旧笃信共产主义。
西安事变后，国共两党建立起抗日统一战线，蒋经国带着妻子和刚满周岁的长子孝文，乘坐苏联的货轮于年4月19日抵达杭州，回到了阔别整整十二年的祖国。在回国的漫漫长途中，中国共产党派驻共产国际的代表康生陪伴他们从莫斯科乘坐火车跨越西伯利亚前往中转地海参崴。在海参崴，蒋经国与康生共同署名给莫斯科的中共党部发了一封电报：“党派我回国，这是一件重大任务…”
蒋介石并未急于见这个离散多年的儿子。于是，回国后的蒋经国先是拜访陈立夫和吴稚辉。吴稚辉像对待一个“回头浪子”一般，平静地问蒋经国“你尝试的经历怎么样?”
父子终于见面之时，父子情和中国传统孝道战胜了意识形态的分歧。杭州国民政府主席别馆的大门一关上，蒋经国便扑通跪下，向父亲三叩首。令父亲格外不安的是，经国的中文荒废多时，对中国的道德哲学和民族精神缺乏深刻了解。在接下来的相当长时间，蒋经国回到溪口老家闭门读书，从《论语》《孟子》到《孙文学说》，听从父亲的教诲恶补功课。也是在这段时间里，蒋经国结识了被软禁在附近一处洋房里的少帅张学良，两位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从此发展出了一段延绵半个多世纪的深厚友谊。
年轻时的共产主义理想和留苏十二年的经历，对蒋经国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包括日后他以苏联式的组织培训机制，改革国民党干部体系;经济上采取的决策措施，也带着浓重的苏联色彩。左派的草根气息伴随蒋经国一生的作风和气质。和他那位不苟言笑、矜持严肃、生活奢华的父亲性格炯异，蒋经国个性随合亲善，终日挂着笑脸，乃至在出任要职后曾被父亲告诫要“矜持自恃”。他一生节俭，极度清廉，在他逝世之后，名下甚至没有一处房产。
陶涵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曾经在戴笠手下担任要员的文强少将接受他访问时回忆说，蒋经国刚回国时，蒋介石通过戴笠指示文强每个月找蒋经国谈话一次，做他的思想工作，消除共产党的影响。当时，蒋经国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影响至深，经常用“大资产阶级”来称呼他的姻亲宋子文等人。文强经常要劝诫蒋经国放弃“左派”语言，并避免赞颂苏联的成就。
回国后的蒋经国，从担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开始，逐步成长为父亲的左膀右臂。蒋介石一生几乎从未信任过任何人，除了夫人宋美龄与儿子蒋经国以外。尤其是在目睹蒋经国在赣南整治社会秩序、发展经济取得骄人成绩之后，蒋介石更是决心安排儿子立足于情治系统，一步步地实现蒋氏对政权的掌控。
从白色恐怖到民主宪政
国民党政府迁到台湾不久，立刻成立一个政治行动员会，以在风雨飘摇之际巩固国民党的统治，蒋经国担任该委员会的负责人。他所领衔的这一机构，负责统筹协调情报与秘密警察活动，主要任务是镇压台湾岛内的本土异见分子、调查搜捕“乘乱混进台湾的中共间谍”，由此拉开了“白色恐怖”的序幕。从年至年解除戒严这三十八年之间，近三万人作为政治犯被捕入狱，其中约有人遭到枪决—这只台湾官方提供的数据和估算。事实上，死刑案的档案早已被销毁，确切的死亡人数已经难以查证。
蒋经国对此难辞其咎。这段历史在他的履历上如此浓墨重彩，以至于曾被他关押过的政治犯李敖在点评他一生功过之时，评判的天平依然指向他的罪错：“蒋经国辣手摧花四十年，最后死前几个月才来了一点怜香惜玉的噱头，我岂可轻予认定?”
但无论如何，蒋经国最后一刻的“华丽转身”，开创了台湾民主化的新局面。而这，动力何来?
在享受台湾经济腾飞带来的成就感的同时，蒋经国越来越感到台湾本土人士参政以及异见人士要求自由化、民主化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在美国因素的催化之下显得更为巨大。在年，当时还是“国防部长”的蒋经国在“国民大会”上推动一项临时条款修订案，允许三年后的中央民意代表补选中，让台湾本土人士在民意机关里有一席之地。虽然名额十分有限，但国民党在蒋经国的指导下，开始了意义重大的小小让步。三年以后，党外人士郭国基和黄信介当选“立法委员”，“立法院”内第一次出于了两位真正的反对派人士。
年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年迈体衰的蒋介石已然躲进象牙塔中不问世事，党、政、军大权实际上已经掌握在小蒋手中。蒋经国一上任就开始简化官僚作风，开会限定在四十分钟以内，“别人一罗嗦，他就扳弄手指头或合掌抚脸表示不耐烦”。他还公布了公务员“十诫”，制止铺张浪费，严惩贪污腐化。他甚至表示，克服官僚作风的唯一办法是一切公开化，于是决定除了国防经费、外交经费之外，国家政府预算一概公开。
年12月10日，黄信介担任发行人的《美丽岛杂志》为纪念世界人权日申请集会未获允许，便决定不理会禁令照计划进行。时任总政战部主任的王升日后接受陶涵采访时说，当他和情报部门官员向蒋经国报告迫在眉睫的危机，蒋经国表示，如果出现民众骚乱，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同时指示，派到现场的宪兵不携带武器。当天晚上的集会中，外国观察家和现场照片及录像显示，数千名民众的情绪被演讲者煽动至高度兴奋，一些人开始攻击宪兵和附近的警员局。共有名警察、92名示威群众受了伤。
国民党被激怒了，认为是蒋经国的软弱导致这一结果。在第二天的十一届四中全会中，许多主张改革的党内人士被解职。在巨大压力之下，蒋经国决定大举镇压反对派人士，逮捕美丽岛集团骨干分子。
美丽岛事件引致美国的严厉批评，将蒋经国置于内外交困之中。而几年后发生的暗杀江南事件，则更是一拳击中蒋经国的软肋，使他彻底地意识到在时代洪流面前，嚣张、腐败的国民党只有顺应变革，才能在历史中留下一席之地。
年10月，江南在美国旧金山住宅中遭到三名竹联帮分子枪杀。之前，这位身份复杂的作家(有传言称他是美国、大陆、台湾的三重间谍)刚刚完成《蒋经国传》的写作，书中对蒋经国多有毁谤之辞。江南命案案发后，美国国家安全局侦录到了实施暗杀计划的竹联帮头目竹陈启礼和台北“国防部情报局”数次通电话，随后的调查更是发现，蒋经国的次子、与台湾情治系统过往密切的蒋孝武涉嫌其中。
蒋经国的弟弟蒋纬国年接受了陶涵的采访，当被问及蒋孝武是否涉及江南案，蒋纬国回答说：“是的，有可能。”
江南命案以杀手陈启礼、吴敦以及军情局长汪希苓被判无期徒刑告终。蒋孝武逃过一劫，却全然失去父亲的信任—蒋经国将他遣去新加坡，请好友李光耀代为看管。
蒋经国最亲密的部下李焕告诉陶涵，江南案令蒋经国对他亲手缔造的情治系统长成如此怪物“充满无力感”。随即，蒋经国大举改组情报部门，削弱其权力，并禁止其在美国秘密活动。他还指示李焕，不再允许把优秀学生派去情报部门工作。
与此同时，蒋经国任命马树礼为新任“中央党部秘书长”。马树礼告诉陶涵，蒋经国对他说：决心在今后一两年内推动全面民主改革。这时的蒋经国已是疾病缠身，也许是预感时日无多，他决定在天年允许的短短时间内，加速完成实施改革构想。时任蒋经国秘书的马英九在日后采访中告诉陶涵，当时，蒋经国所要执行的改革计划主要包括三部分，改革国会，结束资深中央民意代表长期不改选现象;允许反对党合法化;解除戒严。
年9月，一百多名反对派人士在圆山饭店集会，成立“民主进步党”。当副官跑进卧室中向病卧床上的“总统”报告这一消息，蒋经国只是点点头。在接下来的核心官员的小范围会议中，坐在轮椅上的蒋经国开口就说：“时代在变，环境在变，潮流也在变…过去的国民党太骄傲、太自负了，现在起，不能再跟从前一样。”
蒋经国不打算对民进党采取行动，引起党内保守势力的激烈反弹，甚至有人写下血书要求政府逮捕“叛乱分子”。而蒋经国这样对追随他多年的蒋彦士说：“使用权力容易，难就难在晓得什么时候不去用它。”
民主政治之洪流沛然而至，而蒋经国选择顺势而行。年8月23日，“立法院”通过新的“国家安全法”，在台湾实施了三十八年的戒严令宣告取消;年1月1日，台湾当局宣布解除党禁报禁;1月12日，国会改革专案小组通过了旨在结束外省人掌控台湾政治时代的草案。
在他逝世前半个月，蒋经国不顾劝阻，参加了“行宪纪念大会”的活动。冥冥中似乎天意安排，他在这里与人民进行最后的告别。当他坐着轮椅被推上台，台下一片喝彩欢迎声中，反对派人士高举“老贼下台”的布条，持续高喊抗议口号—历经三十多年的沧桑变化，台湾政治第一次如此宽容。直到回家的路上，蒋经国依然面带微笑。
没有人会认为蒋经国是一位天生的民主人士。“但是，他个性温和，追求共识，关心百姓疾苦，生活简朴廉洁，这些都是民主人士该具备的典型个性特征。”陶涵如此对笔者评论，“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之时，蒋经国在二十世纪六十年末已经意识到，外省人对台湾的独裁统治最多不会再存续超过一个世代，唯有允许一个稳定的、追求和平的反对派存在，建设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才可能保住蒋氏政权的遗产，即稳定和发展以及一个中国的原则。”
陶涵认为，儒家相信，要使社会和谐、井然有序且欣欣向荣，在位者除了要有强大魄力，还须心智开明、泽披四方。蒋经国最后的华丽转变，正是应合了这一逻辑。
文章来自《中国新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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