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图：爱因斯坦与索洛文等“奥林匹亚学院”两位道友合影，编者附）
学术沙龙：精神之家与创新之源
发表日期：年11月2日出处：大学教育科学年第5期
作者：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殷小平
[摘 要]沙龙是知识分子活动的制度化环境之一，学术沙龙也因此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之家和创新之源。在中外大学和学术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不少著名的学术沙龙，一批当时的学术精英活跃在沙龙上，与此同时大量学术新锐在沙龙的熏陶下走向成熟，一些重要的创新性思想与学术成果孕育诞生。
[关键词]学术沙龙；学术交流；学术创新
沙龙是一个历史的、发展的概念，原意指客厅，是法语Salon的音译，乃欧洲文艺复兴的产物。“这一制度乃是仁、爱、美、雅与秩序种种理想的具体化。在‘沙龙’中，人们对于自制、自爱、理性讨论等所作的新努力表现得最为明显。它的创设使人与人之间有了最有效的理想交流的场所；而儒雅的态度亦开始在日常生活中生根了。温文有礼乃渐成为一切自重的人的责任，这一风气是中古武士社会所未曾有的”[1]。这种新的、反庸俗的生活方式慢慢为大家接受，无数继起的沙龙女主人承接起火把，在四处点燃，并且一代一代地传下去。18世纪后期，沙龙已经褪去“贵族礼仪”的色彩，走向了学术界和大学。沙龙被列为知识分子活动的八种制度化环境之首，被认为对西方世界知识分子职业的形成起到孵化器的作用[2]。随后，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学术沙龙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的精神之家和创新之源。
一、国外著名的学术沙龙
在欧洲的大学和学术界中，曾出现过不少著名的学术沙龙，一批当时的学术精英活跃在沙龙上，与此同时大量学术新锐在沙龙的熏陶下走向成熟，一些重要的创新性思想与学术成果随之诞生。先列举大家比较熟悉的三位出生德国的历史名人来说明之。年被英国广播公司评为“千年最伟大的思想家”之首的卡尔·马克思在柏林大学求学期间，就经常参加一个著名的学术沙龙——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博士俱乐部。马克思在年11月给父亲的信中这样说：“我和友人们在斯特拉劳的多次聚会中，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它的成员是一些大学讲师，还有我那个最亲密的柏林朋友鲁滕堡博士。在这个俱乐部里，人们在进行争论，亮出了很多相互冲突的观点。”[3]这个博士俱乐部并不是一家由忠于教会、笃信宗教的大学教师组成的清谈馆，而是一些思想敏锐、喜爱辩论和志趣相同的人的聚会之处。当代一些重要论著和富于战斗型的作品都曾在这里进行构思、撰稿、讨论并经受批判。马克思在加入这个俱乐部时，比其他成员都小十来岁，但很快就成为具有最强大思想推动力的几个成员之一。在这里，马克思借助于黑格尔的辩证法，通过不断的探索分析，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历史应该理解为一种不断变革的、从低级走向高级的发展过程。这为他后来的唯物史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另一位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爱因斯坦，年轻时也曾受益于学术沙龙——“奥林匹亚学院”。大学毕业后的爱因斯坦在瑞士专利局任普通职员期间，组织了一个由几位年轻朋友组成的业余的“讨论会”和“俱乐部”。几个人聚在爱因斯坦的斗室中无拘无束地进行当代哲学和科学最重大、最根本问题的研讨和学习，还一起阅读古希腊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狄更斯的《圣诞故事》、塞万提斯的《唐·吉诃德》以及世界文学中许多代表作品。一起阅读的乐趣在于思想的交流，这群年轻人被这种乐趣迷住了，虽然清贫，但是他们充实而幸福，感到“欢乐的贫困是最美好的事”。他们将这难忘的几年命名为“不朽的奥林匹亚学院”。不同学科一起交流，彼此都获得想象不到的收获和启发。26岁的爱因斯坦在这一小团体活动结束的年，发表了包含狭义相对论在内的5篇划时代的论文，从而导致了基础物理学的革命，以至于后来物理学界把年命名为“爱因斯坦奇迹年”。爱因斯坦肯定过早年学术沙龙的意义，他说：“一个人要是单凭自己来进行思考，而得不到别人的思想和经验的激发，那么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他想的也不会有什么价值，一定是单调无味的。”[4]
还有一位就是著名的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当韦伯在海德堡大学任教时，他那幢坐落在古堡对岸、尼加河畔的宽敞的三层楼大屋变成了海德堡最出名的沙龙。每个星期天，他的家中坐满了学术、文化、政治各界的名士。韦伯的这个沙龙，真可谓风云会合，星光灿烂。因为沙龙的主人翁是韦伯，所以时人称之为“韦伯圈”(WeberCircle)。当时在整个欧洲社会学圈里可以与“韦伯圈”媲美的恐怕只有巴黎的“涂尔干圈”(DurkheimCircle)。在韦伯圈中，除了韦伯之外，还有顿尼斯、席墨尔、米歇尔、曼汉、卢卡奇等，他们都先后是卓然成一家之言的大家。他们的著作，不论是一般社会学、社会变迁、政治社会学或知识社会学都是现代社会学的源头活水。“几乎可以肯定的，没有了这个韦伯圈，今日社会学的面貌完全两样”[5]。此后，由韦伯等人倡导的学术沙龙这种思想交流与文化论争的精神生活方式成为海德堡大学的传统。
此外，在经济学界也有不少思想创新缘于学术沙龙。例如，年春天的一个傍晚，芝加哥大学《法与经济学》刊物的掌门人A.迪瑞科特邀请英国学者R.科斯到他的寓所聚会座谈。与会者中有米尔顿·弗里德曼、乔治·斯蒂格勒等经济学顶级高手共10人。晚餐后大家在客厅里就科斯在“联邦通讯委员会”一文中关于权利界定的观点提出质疑。这次沙龙是一个英国人单枪匹马迎战星光灿烂的芝加哥学派，并彰显了人类最高智慧的碰撞所发出的万丈华光，由此竟成为经济学史上最光辉的一个奇迹。初始双方观点相持不下，讨论到中途弗里德曼首先觉悟，并站在科斯一边快语如珠形同机关枪连发，也有其他经济学家在唇枪舌战中开始接受科斯的观点。当周围已是夜深人静时，经济学家们走出客厅再回首刚才惊涛骇浪的争辩时，他们自己也为此深感震惊。这次沙龙的结果不仅是科斯不久后发表的上个世纪被引用次数最多的经济学经典名篇《社会成本问题》，而且直接催生了经济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流派——新制度经济学派。假如没有新制度经济学派，经济学还能如此美丽迷人吗[6]?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英国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首创的导师制和下午茶。在这两种制度身上都可以看到沙龙的影子。“导师常与二、三学子相聚一堂，或坐斗室相对论学，或集诸子茶点小饮于导师之家，剖析疑难而外，并得指示学生修养之法，解答学生个人问题。导师视门人如子弟，门人视导师如良师益友，从学之期虽暂，而缔交辄终身，受其潜移默化，不觉品德与学问俱进也”[7]。对于导师制，林语堂先生也曾做过形象的描述，“牛津剑桥的学生所以好，是导师坐在那里喷烟，喷得你天才冒火”。这是一幅多么富有闲适和诗意的场景啊!出自剑桥大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多达70余位，有人说这来源于剑桥大学所特有的下午茶制度。剑桥大学每日下午有两个小时的时间，有组织、有计划地常年安排不同学科的权威级教授相聚于学校的小型、随意的研讨会或在校区内的咖啡屋和茶园共进午茶。学校出资为他们创造了良好的、亲切的、自由沟通的交流环境。在这里每一位教授都在吸纳其他领域的研究方法，通过互相学习以及知识的组合产生出大量的、边缘的学术思想和学术理论。喝下午茶得到的创意并非在后来都可能获得诺贝尔奖，但他们在喝下午茶时提出的创意的潜在重要性却是不可低估的[8]。
二、国内著名的学术沙龙
在国内，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学术沙龙在学术界和大学里也异常活跃，充当了非正式的、但是起着巨大作用的“加速器”，使得当时的先锋思想得以扩散、蔓延。当时一个著名的文艺沙龙是30年代林徽因的“太太客厅”[9]。她的“太太客厅”总是名流云集，朱光潜、梁宗岱、金岳霖以及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费慰梅夫妇，还有其他一些当时的著名人士，都是“太太客厅”的常客。抗战爆发以后，生活是动荡的、凌乱和艰苦的，但是，知识分子的积习使他们很快恢复了北平文化界的风气。他们经常聚会，而聚会最多的地方，还是在林徽因的家里。他们谈文学、谈时事、谈战争，时而在人倦话尽的时候，结伴去西南联大教授李公仆开的北门书店逛逛，或者去品尝当地的风味小吃。林徽因家里的下午茶虽然平添了战时的清苦，但依然散发着文化和儒雅的芬芳。与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家住在隔壁的金岳霖，也办起了星期六“家常聚会”，常常也像林徽因的“太太客厅”那样拥满了人。
30年代的北京，还有一个与林徽因的“太太客厅”齐名的文艺沙龙——北京大学教授朱光潜的“读诗会”。每月集会一次，朗诵中外诗歌和散文，探讨和争论诗歌理论与创作的各种问题。沙龙的主要成员有周作人、朱自清、梁宗岱、郑振铎、冯至、沈从文、冰心、凌淑华、孙大雨、何其芳、卞之琳、林徽因、萧乾等人。这里面的大多数人都有留学的经历，对中外文学和诗歌有深厚的修养和造诣，梁宗岱、孙大雨、冯至、何其芳、卞之琳都是名噪一时的诗人，中西方古曲诗歌和西方现代主义诗歌与文学的话题，都在这个沙龙里提起、探讨、争辩，但并不影响彼此的感情和交往。而这个沙龙讨论和争辩的问题，又会从这里扩散出去，或者成为整个文艺界注目的问题，或者影响到文学和诗歌创作的发展与流变。这是一个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文艺沙龙，也是一个地道的欧美风格的沙龙，它对30年代文学，特别是“京派文学”的形成和影响，具有绝对不能忽视的作用[10]。
四十年代初(年)，在西南联大，有一个学会叫“十一学会”(“十一”二字合起来就是一个“士”字)，意谓“士子”学会，这个学会是由教授和学生共同组成的，有学历史的、有学哲学的、有学社会学的，也有少数学自然科学的，其宗旨是士大夫坐而论道，各抒己见。教授有闻一多、曾昭抡、潘光旦等，学生有王瑶、季镇淮、何炳棣、丁则良、王佐良、翁同文等，由丁则良和何炳棣召集，每两周聚会一次，轮流一人(教授或学生)作学术报告。教授报告后，学生听，学生报告时，教授同样去听，听后都要相互讨论。正是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成长了一批学者。一位参加者回忆说：“我做毕业论文时，我导师张荫麟先生对我说：‘在学问的总体上，你们青年现在不可能超过我们，但在某一点上，你们已经完全可以超过我们了。’这种学术空气，回忆起来，真实如坐春风，令人不胜神往。”像这样的学会组织，在过去的大学里不是一个两个，而是许多。这个“十一学会”中的学生参加者如王瑶、季镇淮、丁则良、何炳棣、王佐良、吴征镒等，后来都成了著名的学者[11]。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中国迎来了科学界新的春天。巨大的热情与崇高的理想主义精神是那个年代的精神氛围。大学、研究所作为知识分子最重要的生存场所在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复生阶段，紧接着年招收研究生使在社会上离散多年的知识人才一下子纳入了现代学术体制的轨道。刚从文化专制主义桎梏中挣脱出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怀着理想和希望，把学术工作和中国政治和社会变革相联系，推动着中国学术的发展。在此背景下，学术沙龙再度活跃起来。当时，国内一些大学创办了一些由导师主持、学生参加的学术沙龙，其精神旨趣与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导师制有部分契合。在诸多学术沙龙中，持续时间之久、影响之大的就有我国著名教育家、高等教育学奠基人潘懋元先生创办的周末学术沙龙。
近来，笔者访谈潘先生时了解到他20年前创办学术沙龙的初衷，即是为扭转“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梅贻琦语)之局面，调和正规课堂教学之正襟危坐与刻板拘谨之氛围，促进师生之间学识、情感以及精神上的全面交流，活跃当时的校园文化和学术氛围。另一原因是大学期间的一段课外学习经历给潘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20世纪40年代初期，潘先生就读的厦门大学教育学系的课外学习活动十分活跃，成立了很多学习兴趣小组，其中就有仲尼组、行知组、杜威组和卢梭组。潘先生当时是卢梭组的负责人，和同学们一起学习讨论卢梭的《爱弥尔》等著作，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他体会到这种课外学习活动可以纠正旧中国大学课堂教学的三种弊端：“一曰教法偏于呆板。讲堂传授、讲解叙述而外，甚少质疑问难，是灌输知识，而非启发思想。是盖由于一班学生人数常嫌过多，而程度智慧，又多不相等，师生之间遂少辩难机会；二曰师生关系太疏；三曰过重技术之传授，忽略人格之陶冶。”另外，还有一个直接原因，那就是受王亚南老校长的影响。解放后，著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王亚南教授出任厦门大学校长。任职期间，他十分重视科学研究，并大力为厦大营造良好的学术气氛。例如，举办每年连续三天的学术讨论会，鼓励师生独立进行学术研究。除此之外，王亚南校长还经常邀请学生到他家讨论学术问题。即使他校务再繁忙，但他从不拒绝学生的问题。王亚南校长在家中接待学生，并与学生讨论学术的做法给潘先生留下了深刻印象，是他后来创办周末学术沙龙的心理原型。基于以上考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国内率先招收高等教育学研究生之时，潘先生就创设了一种课外学习制度——周末学术沙龙。
每逢周六晚上，年轻教师和研究生们济济一堂围坐在潘先生家里，在品啜香茗或咖啡中，无拘无束地交谈，谈学问中的人生，也谈人生中的学问，话题有时事先确定，有时即兴而谈，可以是学术思想上的理性探讨，也可以是生活情感上的轻松交流。大家“各言尔志”，相互切磋琢磨。其间，沙龙虽然经历了规模和影响从小到大的发展过程，可一直不变的宗旨就是以修养为中心，讲求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精神、态度和方法的熏陶和濡染，被学生们誉为“民间思想村落”、“学术生态场”和“精神家园”。“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潘先生的周末学术沙龙不仅深深吸引着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的年轻学子，也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媒体的广泛心系山区北京中科医院温情相伴白斑医院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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