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是当时任职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当时任职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于年12月12日,在西安发动的直接军事监禁事件,扣留了当时任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目的是“停止剿共,改组政府,出兵抗日”,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被迫接受停止剿共一致抗日的主张,导致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而和平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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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与杨虎城
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领袖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变,扣留了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中正(即蒋介石),时称“西安兵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形成全面抗战的局面,为中华民族的抗日战争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安事变的发动者以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对此,学术界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
1.中国社会矛盾激化说。杨拯民认为,西安事变的发生绝不仅仅是张、杨两位将军一时冲动下的偶然之举,而是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发展、激化的一必然环节。施文魁亦指出事变发生的原因是:第一,从根本上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引起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第二,红军对东北军的打击,使张学良感到继续“剿共”毫无出路;第三,蒋介石一向利用“剿共”来消灭杂牌军,使张逐渐觉醒;第四,东北军士兵要求打回老家去的强烈愿望影响张的转变;第五,共产党政策的积极影响,促使张放弃“剿共”转向抗。
2.国民党内部矛盾发展说。姬天舒指出:“西安事变的发生,国民党内部矛盾的斗争和发展是其内在原因,它既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左派同以蒋介石为首的右派、亲日派相互斗争的产物,又是国民党阵营中‘嫡系’和‘杂牌’之间矛盾尖锐激化的结果。”马成碧从张学良、蒋介石的政见分歧说明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张和蒋从不同的途径走上政坛,他们以各自的方式逐步形成了两种根本对立的政治思想。张形成的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流的政治思想体系;蒋形成的是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独裁的政治思想体系。两人都主张中国要统一,并力行实现,但在如何实现统一以及在对待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和对待中国共产党的态度等问题上则存在分歧,当矛盾双方的斗争发展到事物所不能容纳的极限时,为了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张、杨采取了兵谏的方式。
3.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说。杨颖奇认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对张、杨逐渐接受联共抗日主张起了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对张、杨采取非常方式扣蒋兵谏,逼蒋实现抗日主张,亦起了间接的、重要的推动作用。
理由是:第一,从年8月到年4月,中共积极主动地开展统战工作,直接推动张、杨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第二,从年5月到9月,随着中共逼蒋抗日方针的逐步确立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的更广泛开展,中共进一步推动张、杨坚定地走上联共抗日道路,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抗日局面;第三,从年10月至12月初,随着蒋介石欲图大举“围剿”红军,压迫张、杨“剿共”的严重内战行动,中共从挽救民族危机出发,有力地推动张、杨担负起制止内战,逼蒋抗日的重要历史责任。随着研究视野的逐步拓展,近来有学者开始从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如徐林祥认为中国三十年代社会各种矛盾的发展和激化不只存在于西安,同时也存在于全国。他认为当时国民党情报失误是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表现是:第一,国民党情报掌握失真、行动决策失误;第二,国民党特工组织混乱、应变指挥失灵;第三,国民党秘密电讯中断、通讯联络受阻。王杉以现代化为视角,认为事变是在现代化的众多因素的合力作用下发生的,是中国人治疗白癜风权威医院北京看白癜风上那个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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