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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了火车，二妮在出站口接我。她穿了一身火红的套裙，戴着一副墨镜，对着我笑，我差点没认出她来。我说：“姐，你穿这么晃眼干嘛呢？”
她一把拽过我的手提箱，问我：“好看不？”
二妮嘴有点大，靠近了和我说话，一下子就把刚才的陌生感驱散了。我撇撇嘴，拖着唱腔说：“好——看。”
二妮不计较我的态度，在前面扭来扭去地走着，我紧盯着她微翘的屁股，避开左右夹击的行人，穿过熙攘的人声，对她喊：“姐，你要去哪儿？”
她不回头，大声回答：“停车场。”
二妮把我带到一辆黑色的“狮跑”前站定，我惊愕地问：“姐，你又买车了？”
她摘下墨镜，瞪我一眼：“我现在哪有钱买？上车！”
二妮径直坐在了副驾驶位子，我知道车里有司机，赶紧闭了嘴，乖乖爬进了后座。
二妮回过头，对我笑了笑：“杨哥，我现在的同事。”然后亲昵地对着杨哥说：“三妮，我表妹。”
杨哥不回头，有点羞涩地说了一句“你好”。
车子发动了。我对着二妮挤挤眼，二妮点点头。我知道，这就是二妮多次在网上和我提过的那个男人了，是二妮的“临时性伙伴”。
杨哥是个很好的司机，开车不急不躁，车子平稳地行驶。二妮完全把我抛在了脑后，一脸媚笑地歪着头和杨哥聊天，杨哥不多言，只是“嗯呀”“啊呀”地应着。车子穿过市区进入林荫道，二妮甚至放肆地把头靠在了杨哥的肩膀上。我忍无可忍，不自觉地干咳起来，二妮回过头，无辜地问我：“你感冒了？”
我说：“没有。”
她便回转身。看她漠然的态度，我一时后悔来这里找她。也许她今天本来是和杨哥单独约会的，她难得有休息的时间。接下来，二妮却递给我一瓶蜂蜜水，说：“知道你爱喝这个，专门给你买的。”又对杨哥说：“三妮是小姐出身，小时候有蜂蜜喝。不像我，命苦。”
听二妮说这话，知道她是盼着我来的，我感觉眼里有雾气升上来，我们认识四十年了，二妮从会说话就开始攀扯我，算起来，她也挤兑我三十八年了。
二妮两岁才开口说话，贵人语迟。二妮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三妮吃冰糖，我没有。”
别的孩子说话从单个字开始，发展成词语，然后才是句子。二妮与众不同，一开口就说出来一个完整的句子。我比二妮小半年，那时候我一岁半，这些都是舅妈后来告诉我的。
舅妈说：“这孩子看着别人的东西眼热，不知道长大了要惹出什么事端。”
我却一直为此自豪，二妮是因为我才开口说话的，如果不是我在她面前津津有味地吃冰糖，没准二妮就永远不会说话了。二妮开口说话后，小嘴便巴拉巴拉个不停，成了我们三姐妹中最能说的一个。
车子不知什么时候到了郊外，窗外是大片的农田。我说：“姐，不是去你们公司吗？”
二妮说：“我们公司就在前面的村里。”
她语气平静，远没有递给我蜂蜜水的时候激动，好像自己从农村跑出来，奋斗了二十多年又回到农村，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我们三个人初中毕业，我去读中专，大妮上了高中，二妮什么学也没考上，不想复习。她说：“我不是读书的料，我就想去赚钱，再也不呆在这穷山沟沟里了，买瓶旮旯油两口子都要打一架。”
那时候人们擦“友谊牌”的人参润肤霜，五毛钱一盒，是女孩和年轻妇女的专利，老妇女和男孩们男人们是不用的。舅舅，也就是二妮的父亲，是村里唯一涂抹旮旯油的男人。为此，舅妈和他吵过无数次，舅妈说，省下五毛钱，够给孩子交学费的了，或者这五毛钱该买多少什么什么了。在舅妈眼里，这五毛钱可以变换成很多东西，唯独不能浪费在舅舅那张风吹日晒不成形的脸上。舅妈不给舅舅零用钱，搜罗舅舅的衣兜，舅舅却总能想办法弄到一盒旮旯油，避着舅妈涂在脸上。偏偏舅妈是个闻不得异味的人，不论舅舅怎么遮掩，他脸上的味道也会出卖他。
舅舅和舅妈吵架，也是四邻出了名的。小时候我陪着二妮，经历过许多次血雨腥风。记得每次吵架，舅妈都会百般追问：“你说说，你到底哪里来的钱，去买这个？”
舅舅永远不说出答案。后来我才知道，舅舅的旮旯油都是我母亲偷偷塞给他的，我父亲是吃公家粮的人，那时候，我们家里是要用旮旯油的，旮旯油是父亲从镇上的商店里直接买回来。母亲心疼他的弟弟，每次都是节省下小半盒旮旯油送给舅舅。舅舅不敢告诉舅妈，担心她知道了满村子嚷嚷，害怕牵连我母亲受到我父亲的责备。
这些，是二妮告诉我的。我对这类的事都很混沌，除了读书，其他事情我都是混沌的。对感情的事情更是混沌，四十岁了，再次陷在爱情的泥潭里无力自拔，找了二妮遥控开导无济于事，只好舍下儿子，自己跑来面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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