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原因影响中国社会的政治改革进程？是什么使得中国当代贪官污吏横行、社会公德沦丧？是什么使得蒋经国先生晚年做出“还政于民”的伟大抉择？
一般认为有几个因素：1、台湾受美国体制影响；2、年封建文化对大陆当代社会的影响，如官本位、得过且过的小农意识；3、法制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速度。
笔者认为，还有另外两个因素不容忽视：1、儒家思想的“善念”；2、无神论和有神论的影响。
台湾没有经历过文革，儒家传统思想保存完好，虽然儒家思想也有不少糟粕，但儒家的一个重要理念“善念、善治”对蒋经国先生的影响极大。
其次，蒋经国出身于一个佛门世家，母亲毛福梅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蒋经国后来受父亲影响，皈依基督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有神论的信仰直接影响了蒋介石父子的为人处事方式。
蒋经国轶事：日记本和《圣经》常伴左右
解密蒋氏家族最神秘的人，蒋经国研究权威专家陶涵教授经典力作。
蒋介石经常在百忙中写信给经国，指示他读书、做学问。年8月，他曾提示儿子，读书学习“欲速则不达”。他建议经国，学习算术和英文“每周均不宜超过6小时”。除了要经国研读中国古籍、总理遗训之外，他还鼓励儿子多读《圣经》和其他基督教书籍。年经国在介绍父亲行谊时，强调基督教信仰在父亲一生中起极大作用。显然父亲的宣教工作收到成效。蒋经国年抵达赣州后不久，就开始读起《圣经》。年复活节，经国一家人在重庆由毕范宇牧师施洗，正式成为基督徒。
蒋经国受洗成为美以美教派信徒(Methodist)，就跟他尊奉孔、孟圣贤之道一样，是出于父亲的意旨。他和父亲一样，对誓言遵奉不渝，此后一生，经常带着两本书——一是日记本，一是《圣经》。在父亲推荐下，经国也读《荒漠甘泉》。这是一本每日一题、阐述基督精神的文集。蒋介石每天读后，就在空白处记下自己的灵思心得，他建议经国一样读完做眉批。《荒漠甘泉》的主旨大致是面对失败、灾祸或悲剧要如何坚毅忍耐、信念不渝。蒋介石每日批注的那本《荒漠甘泉》，现在陪着他的遗体放在慈湖的棺木中，等候有朝一日落叶归根，归葬故土。不知是出于孝心，还是真心喜欢，《荒漠甘泉》也成为蒋经国喜爱的读物之一。20世纪50年代初期，美军官员可以看到蒋经国在战地翻读一本已经快翻烂了的《圣经》。陪他一起出差的副官，夜里到他房里听取最后指示时，经常看到床头或桌上有一本《圣经》。蒋经国把《圣经》从头到尾读了好几遍，每读完一遍，他在第一页就做个记号，在他逝世时，总共有十七个记号。
但是，据蒋家在台湾的家庭牧师周联华说，经国在宗教信仰及其他问题上，都不坚持教条，不会有封闭心态。他只是“追求者”(seeker)。他自己研读《圣经》，不跟周联华或其他传教士讨论宗教问题，也仅只偶然参加做礼拜。他可以到美以美会以外的基督教会做礼拜，也可以到佛寺上香，譬如雪窦寺就是他年幼时常去的地方。
基督教对蒋介石的影响
我们从蒋介石的几件小事也可以看出基督教对蒋介石的影响。张学良发动了西安事变，西安事变从根本上改变了蒋介石的命运，也从此断送了蒋介石的江山。按照一般常理，手握生杀大权的蒋介石杀掉张学良以解心头之恨，这是很常见的中国历史现象，更别提朱元璋对功臣的莫须有杀戮了。但蒋介石却没有杀张学良，相反张学良在台湾的晚年生活过得还是很逍遥自在的，有美人相伴，有别墅洋房。另外蒋对政治对手如“蒋、冯、阎”中原大战的冯、阎也是宽容相待。
这里有几个原因：
儒家的“信义”对蒋介石的影响，蒋介石出身于上海滩青洪帮，黑帮以关公为偶像，以信义立足于天下。这一点也符合儒家之传统信义道德标准，关羽同样是儒家道统之典范。但信义对蒋介石的影响是“成也萧何败萧何”。信义是蒋介石乱世称雄之原因之一，信义也是蒋介石败走麦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假设一下，蒋介石根本不讲信义，嘴上答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然后立即翻脸不认人，撕毁协定，对张学良和延安赶尽杀绝。那么，舆论除了谴责蒋介石又能奈何？这样的事情在中国年历史中是数不胜数，当年我党高喊民主、土地改革，善待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执政后一反常态，发动肃反、镇反、反右、文化大革命，所谓兵不厌诈，三十六计中就有缓兵之计、阳奉阴违、暗度陈仓等等先例，诸葛亮更是精于此道之高手，但历史却对诸葛亮奉若神明。
曹操因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而成为枭雄，蒋介石完全可以学曹操玩点阴的，但老蒋没学到曹操的阴险，却学曹操放跑了刘备，重庆和谈时再犯当年项羽鸿门宴的错误。
因此，蒋介石失败的一个根源是心太软，太拘泥“信义”二字，假如蒋介石信奉“无毒不丈夫”，我相信他的命运会另有不同。
影响蒋介石命运的第二个重要因素就是基督教。宋美龄对蒋介石的影响最大，西安事变时宋美龄也是张学良的一个重要说情者，这应该是来自于宋美龄的信仰。而蒋介石自己自从皈依基督教后，因宗教的向善和信奉复活永生，使得蒋介石为人处世多了善念和后路。
笔者认为蒋经国先生晚年之所以能够力排众议，开放党禁报禁、还政于民，为中华民族树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标杆，这和蒋经国的有神论宗教信仰是分不开的。
相反，斯大林的冷酷心肠则是因为马克思无神论的影响。
斯大林执政期间杀人如麻，历次肃反杀害了数千万无辜性命，二次世界大战时不惜用士兵的死人堆堆出胜利果实来，波兰数千军官在卡廷森林被处决，乌克兰打饥荒造成饿殍遍地。斯大林的冷酷不仅仅表现在对待别人，还表现在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雅科夫的六亲不认。雅科夫被德军俘虏，当时德国要拿雅科夫换一名被苏军俘虏的将军，斯大林说不可能拿一名士兵换一名将军，斯大林还一直认为没有战俘，只有叛徒。这些话令雅科夫很失望，可能最终促使他选择了自杀。
斯大林为何如此冷酷心肠，笔者联系到中国的文革和柬埔寨杀人如麻的红色高棉，这些都有一致的特点：同样信奉马克思唯物无神论、阶级斗争论。
一般来说，唯物无神论者不太重视生命，也不
因为唯物无神论不相信神，更不相信生命永生，更不相信死后有地狱和天堂的区别。所以，人的性命和一只蚂蚁的性命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分别。所以，斯大林时期的清洗政策以及红色高棉的杀戮机器也就理所当然。
另外，最关键的是，当一个社会唯物无神论成为主流时，人们不再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直接影响社会风气的沦丧：人们背信弃义，生产三聚氰胺者毫不畏惧天打雷劈；坑蒙拐骗偷者不用担心死后下地狱；贪官污吏们更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整个社会，人人不相信神，不相信永生，不相信罪的后果，人与人之间满嘴仁义道德，背后男盗女娼，有权大贪，没权小偷。
举一个小例子，西方人普遍比较遵守交通规则和不随地吐痰等公德，这和长期的法制社会的秩序有主要关系，另外和基督教信仰也有较大关系，很多人认为“人在做，天在看”，他们冥冥中会觉得上帝在看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中国的改革为什么这么难？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无神论的消极影响。很多人可能都有这样的心理：不相信神明，自然不相信永生，他们只愿意今生幸福安逸，根本不管死后的历史评价！死后哪管洪水滔天。
一些无神论信仰的官员，他们的能力和权力本来完全胜任推动改革进程，但是他们不想改革，只想维持现状。他们很可能有这样类似的想法：改革有阻力，虽然改革能够造福民族未来，但是改革短期内会得罪很多人，管他呢？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交给我的后任吧！我只要喊喊口号、作作秀，和和稀泥，为官一任做几件看得着、摸得着的漂亮政绩就足够了。虽然改革功在万代，但人死如灯灭，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眼睛一闭，什么都看不到了，毁誉赞誉又有何妨！
蒋经国之所以还政于民，可能和有神论的信仰有关，注重自己死后的历史评价。
笔者虽然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但从社会效应的角度来看，理智告诉我，一个有神论的社会比一个无神论的社会更有优越性。起码，有神论信仰的奥巴马手按圣经的宣誓，和某些无神论者的满嘴仁义道德的唱高调，有神论者的宣誓更为可信一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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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蒋介石的信仰说起
曾经读马列“乐而不能悬卷”
蒋介石早年追随孙中山，信奉三民主义。其间，他受新思潮的影响，一度崇拜共产主义，醉心马列思想。这在他当年的日记中有详细记述。
“五四”以后，知识分子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各种新式书报，想从中找寻救国真理，蒋介石也不例外。他自觉地、有计划地阅读《新青年》等刊物和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等方面的书籍，俨然是个思想开通、追求进步的新派人物。
蒋介石在年12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上午，看《新青年》。往访林士及执信（编者注：赵林士、朱执信都是当时追随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人士）。下午，看《新青年》。”年10月4日，他在日记中记载：“上午复看《马克思学说概要》，习俄语，下午看《概要》。”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给蒋介石的第一印象是深奥难读。他读了三遍，还感到“不能十分了解”。有时，他不得不掩卷而去，但是，读来读去，他终于读懂了一些，并有了兴趣。
他在年10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看《马克思传》。下午，看《马克思学说》，乐而不能悬卷。”看书看到了“不能悬卷”的程度，说明蒋介石对马克思主义已经有了相当了解，并有了一定感情。
同年11月21日的日记写道：“看《列宁丛书》。”
在阅读马列著作的过程中，蒋介石起先接受了某些观点。年11月，他要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同学录作序，打算既谈人生观，也谈宇宙观。苦无心得，最后决定重点阐述“精神出自物质，宇宙只有一原”的观点。显然，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然而，这一时期，蒋介石又读到了《泰戈尔传》，使他的思想产生了矛盾。11月12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泰戈尔以无限与不朽为人生观之基点，又以爱与快乐为宇宙活动之意义。列宁以权力与斗争为世界革命之手段。一以唯心，一以唯物。以哲学言，则吾重精神也。”
祷告应验，信靠基督
入基督教后，蒋介石虔诚地向“天父”祷告。久而久之，他对基督的信仰，成为支持他渡过重重难关的精神力量，尤其是在上世纪40年代末期。
年底，东北战况危急时，蒋介石即在日记中写道：“至十时祷告三次，天父许我明年圣诞节可消灭山海关以内各省之共匪，并令我不可放弃永、长春各要据点。可知天父之意者皆合实际与必然之理，凡遵照天意者必皆成功也。”蒋介石在日记中写到“天父”、“上帝”时，常在前面空一格以示尊崇。
年12月2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十日来各战区告急，失败电报如雪片飞来，诚令人有应接不遑之感。但此心反无忧惧，夜间安眠胜常。以存亡大事，上帝必有意者，绝非人力所能强制，故自问无愧。”
即使战况持续恶化，蒋介石对“天父”并无怨尤，而以多祷告表达虔敬之心。
在年1月1日的日记中，蒋介石写道：“今日又是一个新年新日子，我的德行心灵果有新进否？去年一年的失败与耻辱之重大，为从来所未有之。幸赖上帝的保佑，竟得平安过去了。自今年今日起，必须做一个新的人、新的基督人，来做新民，建立新中国的开始，完成上帝所赋予的使命，务以不愧为上帝的子民，不失为基督的信徒自誓。去年一年经过全年的试验，遭遇无数的凶险，对于上帝与基督的信心毫不动摇，实可引为自慰也。”
战场上一败再败，但是信奉基督的蒋介石坚持认为，“天父不会亏待我”。
退守台湾后，蒋介石在日记中曾多次说到自己在上帝面前祷告，称如果“神要赋予我这个使命，那么为了中国的统一大业，不惜自己的生命”。
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退缩在台湾的蒋介石“中华民国”的存亡问题仍经过读经祷告来信靠上帝。
蒋介石在10月10日的日记中写道：“今日国庆双十节，四时起床，盥洗后凝神默祷，卜问中华民国存亡前途。得使徒行传第9章41节之启示。有彼得拯救多加起死回生之象。感谢上帝，使我中华民国得由忠贞子民介石之手，能使之转危为安，重生复兴也。”（编者注：当时，蒋介石祷告后，打开《圣经》，看到《使徒行传》第9章41节，原文为“彼得伸手扶她起来，叫众圣徒和寡妇进去，把多加（天父的女徒）活活的交给他们。”）
10月31日，是蒋介石的生日。他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本日为余六十三岁初度生日，过去之一年实为平生最黑暗最悲惨之一年。当幼年时，命相家曾称余之命运至六十三岁而止，其意即谓人余六十三岁死亡也。惟现在已过今年之生日而尚生存于世，其或天父怜悯余一片虔诚，对上帝对国家对人民之热情赤忱，始终如一有增无已，所以增添余之寿命而留待余救国救民护卫上帝教会，以完成其所赋予之使命乎？”
伴随蒋介石日记开放的，还有一本手抄的《圣经》首次曝光，非常引人注目。
这本文言文版的《圣经》，是由蒋介石的侍从秘书手抄而成，共6册。《圣经》里时有蒋介石的圈点、眉批，眉批后，还标有日期。从已发黄的《圣经》可以看出，蒋介石不仅读了多遍，而且几乎爱不释手。
此前，人们都说蒋介石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他当年要娶才貌兼备的宋美龄为妻付出的信仰代价。此次，通过研究蒋介石的日记才知道，他是如何从一位三民主义者，一步步转变成一名基督徒，并最终将基督教作为精神支柱的。
另外据台湾的周联华牧师表示在基督徒当中，像宋老太太（倪桂珍）这样祷告的人也是很少，比方说宋老太太每天早晨起来，都会和两个同伴禁食祷告到中午，祷告完了才吃饭，而且她对祷告的内容非常认真，例如她为病人祷告，如果这个人的病好了，就要表示感谢，如果病转坏了，就会做更多的祷告，蒋宋美龄就是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他说，蔣介石往後一生都讀經禱告，非常認真。他認為，宋美齡是一個很活躍的基督徒，蔣介石是一個神秘的基督徒，不大和外界接觸，但其實非常虔誠。
据台湾《中国时报》撰文，最足以显现蒋介石对基督信仰之虔敬者，当属年5月的普陀之行。
年初蒋介石第三次下野，国家与个人前途皆已陷入空前危机。5月间他乘舰巡视定海、舟山等地，14日来到普陀山。蒋介石显然听过国父的这段事迹，故此不免担心：到了普陀之后，他的基督信仰会否禁不起诱惑与考验？
当天的日记就记载：“以往昔总理到普陀曾有神话，甚恐余来此对上帝与基督教理之信心动摇为虑，时以此为戒。余既信奉基督，决不能再事他神，此为人格之试金石也。”结果，蒋介石通过了考验。
年，蒋介石去世，其秘书秦孝仪奉命撰写遗嘱，初稿中曾有“自余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总理信徒自居”词句，笃信基督教的宋美龄，却指示秦孝仪在原稿中插入“耶稣基督”四字，变成了“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虽然此举引起朝野及史学界争议，但也反映出蒋对基督的信仰。
蒙主赐福，家庭幸福。“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申命记5:10）。”
蒋介石夫妇幸福的家庭生活
“平时不觉夫妻乐，相别方知爱情长。别后更觉吾妻爱夫之笃，世无其比也”--摘自蒋介石日记
蒋宋美龄书，约翰福音3章16节和蒋介石日记
全家福
蒋家人丁颇为兴旺，到蒋介石的孙辈时已成为一个拥有几十口人的大家庭。蒋介石的孙辈包括：蒋经国与蒋方良所生的4个子女孝文、孝章（女）、孝武和孝勇；蒋纬国与邱爱伦的儿子蒋孝刚；蒋经国和章亚若所生的一对双胞胎兄弟蒋孝严和蒋孝慈。到了蒋家第四代，则有六个男丁，分别是蒋孝章之子俞祖声，蒋孝武之子蒋友松，蒋孝勇之子蒋友柏、友常、友青，以及蒋孝刚之子蒋友捷。这是蒋介石根据族谱“松柏常青，梅兰菊竹”辈分和性别，给他们取的名字。
在蒋介石的后人中，除了第三代的蒋孝严和蒋方智怡外，第四代已无一人涉足政治。他们大都投身于商界、艺术和教育界，长期以来行事低调，留给外界一层神秘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外貌英俊、能力出众的蒋友柏。
蒋友柏（34岁），蒋经国之三子蒋孝勇与妻方智怡的长男。大学毕业后回到台湾创业，自己经营跨国广告公司。
蒋友柏的外貌俊朗，可是出了名的。他曾经在台湾某民意调查“谁是职场上最具代表的型男”中，以绝对优势压倒公认的政坛帅哥马英九，而当选冠军。许多仰慕者甚至说他像台湾偶像言承旭。除了外貌惹眼外，由于个性低调，更引来外界好奇。本来就出镜率不高的他，屈指可数的几次镜头曝光也都是面无笑意。
年圣诞节前夕，蒋友柏，蒋友常送父亲最后一程，蒋孝勇临终前告诫兄弟二人“不要碰政治”，两人至今仍奉行不渝。
蒋友常（32岁），是蒋经国之子蒋孝勇与妻子方智怡的次子。年随父母移居加拿大，后定居美国旧金山。
蒋经国次子--蒋友松与妻子徐子菱
蒋方智怡（年生），是目前唯一活跃在公众视野中的蒋介石家族的女性
南方都市报对蒋方智怡的采访记录
记者：你如何评价蒋介石先生的功过？中国人一般喜欢三七开、四六开。
蒋方智怡：我不会做这样的分法。对于他功过的评价，每个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蒋介石是真正的基督徒，他娶了宋美龄的时候就变了，蒋夫人全家信仰的是基督教
记者：你觉得基督教对蒋介石先生的影响更深，还是王阳明的影响更深？
蒋方智怡：基督教，这是不可置疑的。先生蒋公从小受到佛教的熏养，但是在他娶了蒋夫人(宋美龄)的时候就变了。蒋夫人全家信仰的是基督教，当时宋老夫人是不赞成这门婚事的，可是蒋公答应老夫人一定好好地研读《圣经》，去了解《圣经》的经意。在他研读以后，他发现另外一个意境。所以他就受洗成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跟夫人一起晨祷、读经。我看到的蒋公、蒋宋美龄女士，还有我公公，用我们基督徒的话讲，真正是活出基督徒的生命。
记者：蒋介石在日记中有没有总结自己一生功过？
蒋方智怡：这个我现在不方便讲，你就慢慢等，等到我们公开到那一段时间的时候，你自己来看吧。
你不要总问我问题，你对蒋公有些什么看法，认为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记者：他早年混迹帮派之中，晚年却成为虔诚的基督徒，这是我感受最深的变化。再有就是，他早年受法西斯影响比较大，一直到终老都是个比较威权的人物。
蒋方智怡：因为蒋公从小在军校，受军事教育，所以完全是遵照守纪律、尽忠职守这个理念走的。在抗日的时候，他要创造黄埔军校，要有极端的军权，但是和夫人(宋美龄)结婚之后，蒋夫人对蒋公的影响非常大。一个柔(当然蒋夫人有时的表现又是非常刚的)、一个刚，互相帮助，互相信任，他们两个人的配搭我觉得是非常完美的。你可以看到，蒋公到了年纪大的时候，连相貌都变得很慈祥。貌由心生，晚年他完全是另外的思维了。至于蒋经国先生，他年轻时是经过一段非常艰苦的磨练的。我的婆婆方良夫人，在俄罗斯算是一个平民的后代，出身是孤儿，是她姐姐带大的，她的爱心非常强。人就是这样，越是你失掉了什么重要的事情，你就会越重视什么。方良夫人对孤儿最有爱心。从她和经国先生的穿着也可以看出来，非常简单。对于身外的奢侈，她不会去追求。
蒋介石之孙蒋孝严全家福
延伸阅读：
蒋介石基督教信仰心路历程
蒋介石:《民国二十六年耶稣受难节证道词》，《国父、总统蒋公暨夫人宗教言论辑要》，第52~53页。也就是说，蒋介石把自己所遭到的磨难，认为是上帝赋予自己的不可避免的牺牲，自己也就像耶稣在忍受自我牺牲一样，克服着当时的困境。他在日记中记有鼎釜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取辱谁获取受我无愧受洗礼矣。《蒋介石日记》，年12月19日。
12月22日，宋美龄亲自前往西安时，蒋介石记录了与奋不顾身、前来营救的宋美龄相见时的悲痛心情，同时记录了那日早晨祈祷后读圣经时偶然读到了耶利米书(Jeremiah)第31章第22节，《蒋介石日记》，年12月22日。并引用了其中的内容。这一小节为: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一般解释为为了恢复背道的以色列民族的灵性，并使之悔改，上帝如同母亲保护自己的孩子一般在维护以色列民族。蒋介石把这段文字解释为上帝派宋美龄（女子）来保护自己（男子）。但更重要的是蒋介石每天早上进行祈祷，诵读圣经，并认为这是上帝对他的启示这一事实。可以说在西安事变过程中，蒋介石把自己所处的境遇和命运托给了上帝去主宰，并通过上帝保护的经验，对耶稣基督明确产生了信仰。
西安事变后，蒋介石明确地把基督教作为自己的信仰的事实，通过当时的日记也可以得到确认。年以后，其日记中对基督教信仰的内容日渐增多，他以读经和祷告为中心的信仰修养，在日常生活中变得越来越深入。比如年3月7日到11日，每天日记的开头都是以十诫中的一条开始。是年的耶稣受难节，他公开发表了证道词。《蒋介石日记》，年3月27日。后来几乎每天在日记中都记下给予他圣灵启示的圣经章节，比如，年8月1日的日记里记有以赛亚书(Isaiah)第62章第7节、年10月23日的日记里记有罗马书第1章是上帝为了那一天而赐予的内容。从而可以看出他当时是经常阅读圣经的。
另外，他每天进行两次祷告，《蒋介石日记》，年12月24日。在其自身道德修养方面下工夫。这种宗教修养生活在日记中的课程表也可以得到确认。年12月末做的课程表中，星期日和星期六早晚各有一次祷告，星期一早晚各有一次静坐，星期二早晚各有一次读经，星期三是早晚各有一次反省时间。《蒋介石日记》，年12月31日。这一日程到了年3月末有了一些变化。星期二早上有一次读经，星期三、四早晨各有一次祷告，星期五、六早晨各有一次静坐，星期六晚上有一次反省。《蒋介石日记》，年3月30日。究竟静坐和反省的内容是什么，它们与祷告的区别是什么等，还都不太明确，但是大体上可以认为与祷告类似，因此可以认为蒋的日常生活是围绕着读经、自省和祷告等进行的。到了年代，蒋介石的圣经知识和修养水平可能已经相当高了，达到了可以帮助翻译圣经的水准。蒋介石直接修订过吴经熊翻译的《新约全书》和诗篇（圣咏），并于年11月在香港出版。吴经熊所藏的蒋的修订本原稿中，详细记录了蒋介石的修订意见。参见秦孝仪编《蒋中正先生手改圣经圣咏译稿》（1~6），台北，年影印本；《蒋介石日记》，年10月31日、11月8日、12月11日等。年底前后，蒋介石已经把祷告和读经作为其基本生活的一部分，其健康的宗教修养已经生活化。
结果，蒋介石开始确信自己的人生不是由自己的力量而是由上帝主宰的，并把这作为对宗教的真诚信仰。在年初的日记中，蒋介石在回顾年一年的时候记道:记一年中之回忆录完，自觉苦尽乐来之机将不远矣，冥冥之中自有上帝之主宰也。《蒋介石日记》，年1月1日，本月大事预定表
对于基督徒蒋介石来说，除了个人的得救、平安和人生的修养之外，另一个重要的信仰目标就是民族的得救。特别是在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的一段时期的日记中，常常出现蒋介石为了民族的得救而向上帝祈求或祷告的内容。比如年8月，对驻扎在鲁南的韩复榘的不逊态度，蒋介石非常担心，在日记中记道:惟愿上帝佑我中华，抗倭时期内不发生叛变而已。几天以后的日记中也记有深信上帝必不负余夫妻之苦心也。《蒋介石日记》，年8月1、10日。即他相信上帝会保佑中华民族，挽救国家免受战争的涂炭。
随着中日战争的展开和日军的侵略日益加深，蒋介石对民族得救的宗教性期待也日益加强。年10月初，因日军的进攻，武汉处于危机之中。他在日记里写道:布置已毕，兵力已尽，时间亦已到，凡能人为之事已尽，我此后自当宁静淡泊以完成上帝之使命。《蒋介石日记》，年10月2日。
10月中旬，日军在广东登陆，危机进一步加剧，蒋介石记载在武汉东湖散步时的感想:江山依然，风景如古，战况国情凄怆万千，深信上帝必佑我中华，转危为安也。《蒋介石日记》，年10月16日。又于11月中旬，保卫长沙的中国军队因判断失误，火烧闹市区，造成了烧死万余人的惨案。蒋介石担心这件事不但在军事上甚至可能在政治上也会造成巨大影响，他在日记中记道:希望增加信仰上的力量，从而增强对信仰的希望。《蒋介石日记》，年11月16、18日。在12月1日的日记里他记道:上帝微妙作用即能发现于极危极迫之最后时间所为转危为安者，亦在于此最后之一时间也能显现神妙之作用也。
另外，蒋介石也认为这种民族危机是由于自己的罪恶引起的，因而表现出忏悔的态度。年12月12日的日记云:惟祈上帝能早日赦免余罪恶，而余国之民族速即脱离压迫实现独立耳。蒋介石的这种悔过之情，当然是由于基督教的出发点即原罪意识，从而体现出认证自己罪恶的一般基督教徒的立场。也就是说，蒋介石在这一民族危机中，请求过上帝的保护，通过这种请求，希望使民族得救。这种宗教性的期待越是在战况险恶的时候，现实情境越是希望渺茫的时候，体现得越是殷切。进而可以看到，这种宗教性的希望发展到了把民族的危机归咎于自己的罪恶的这般宗教性的忏悔。
蒋介石的这种祈求上帝帮助拯救民族于危难之中，并通过这种祈求来寻找希望的态度，在抗战结束前后仍然可以看到。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前的年8月13日的日记里，蒋介石记下了最近战争形势的好转全都是因为上帝恩惠，并对此表示感激的内容。同年10月末，记下了战争胜利后，自己的信仰和体力倍增，这都是因为上帝的恩惠的字句。特别是10月末这天的日记里，详细记录了梦见宋美龄失足坠于河泥之中，自己跳入河中扶其起立，醒后又继续入睡，梦见一轮明月的故事。蒋介石说这与前一年其生日前一天梦见的圆月相同，认为这是上帝预示将赋予自己光明前途的征兆。这一天阳历是蒋介石的生日。
蒋介石对于民族安危的这种祈愿，从另一个方面看，是强调了基督教的核心内容之一，即牺牲自己的思想。例如，年4月14日的日记中记有具有基督教的自我牺牲精神的人，按自己的信仰，为人类而牺牲自己，奉献服务，这才是人生唯一的希望和最高的荣耀的内容。年5月11日的日记里有为了得到真正的快乐，要为人类牺牲自己的一切，不应害怕背负十字架等字句。他如此强调牺牲精神，很自然地联系到发扬革命精神上，因此他主张我以为今日基督教徒不仅要信奉基督教的博爱教义，而且更要发扬基督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我们整个的国家，需要基督革命的信仰，需要崇高的道德标准与基督的牺牲精神。《民国三十三年耶稣圣诞节告全国教会书》，《国父、总统蒋公暨夫人宗教言论辑要》，第54~56页。
蒋介石在希望民族得救的同时，又往往把对中国的民族弱点的批判及其改造与之联系起来。年5月27日的日记里，他认为，中国民族目前所最急需的是劳动、服务、纪律、彻底的团结、整洁和简朴、虚心和虔敬，并认为其中最为紧要的是牺牲的劳动和彻底的纪律。
众所周知，蒋介石对中国民族的弱点的批判和改造的主张，与年开始的新生活运动一脉相承，反映了他关于国民是需要改造的认识。不过，不同的是，在新生活运动中，他更多地侧重于礼、义、廉、耻等儒教伦理，而国民弱点的改造则更强调类似于牺牲等基督教的思想。从蒋介石的立场来看，儒教和基督教是中国所应该拥有的最基本的思想。蒋介石所言对于中华民族，孔子的地位是伦理思想的正宗，是政治哲学的鼻祖，而与之相反，宗教，即耶稣的服务和牺牲的精神则应该成为中华民族的信仰，《蒋介石日记》，年4月18日。这句话充分反映了蒋的这种观点。
就是这样，蒋介石在中日战争这一民族危机中，为了民族的得救祈求上帝的帮助和保护，同时也表现了自己的罪恶导致民族危机的宗教性的忏悔。之后，他又把基督教的牺牲精神和革命家为革命牺牲的精神一体化，从而强调自己作为政治指导者乃至革命家的牺牲精神，进而主张以这种基督教的思想来改造中国的民族精神的观点。
综上所述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蒋介石是以与宋美龄的被称为政治性婚姻为契机而接触到基督教。具体说来，蒋介石接受基督教为本人的信仰，其结婚前后宋太夫人倪桂珍的劝告是最初契机，但是在此基础上，结婚后宋美龄对蒋的积极而强大的影响又起了相当大的作用，而这种影响的基础则应该是蒋对夫人宋美龄的依赖和完全的信任。另外蒋介石入教最直接的原因是对其岳母的孝顺。从这一点看，其入教同时反映了他本人的儒教态度和皈依基督教的双重性。最后，在开封附近的战事中祈祷得到应验的经验，也对其入教可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但是，蒋介石正式体验基督教信仰是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的20余日间，即在西安被监禁的日子开始的。在当时的日记里，蒋介石记下在生死攸关的危机状态下，心里默想着耶稣的牺牲和所受到的凌辱，克服着自身困境的内容，并把宋美龄来西安相救一事与读到的圣经章节联系起来。也就是说，蒋介石通过西安事变，开始正式地相信上帝的存在和上帝的帮助。后来，到了年前后，蒋介石开始进行了以读经和祷告为中心的规则性的宗教生活。经过这种宗教修养，到年代，他已具备了相当高的宗教修养水平，以至于能够帮助进行圣经翻译的修订工作了。
蒋介石成为基督徒以后，其宗教的目标不仅在于追求个人的得救和修养，而且在于寻求民族的得救。特别是七七事变以后，中国处于亡国的危机之中。蒋介石的祷告主要集中于对中华民族得救的问题上。随着战争的连连失败，中国的未来变得越发不明朗，蒋就越发依赖于上帝的帮助，恳切祈求民族解放和独立。同时，蒋在日记中还写到是自身的罪恶导致了民族的苦难，并为之忏悔。蒋这种对民族得救的祷告一直持续到抗战结束以后。不仅如此，蒋还通过强调基督教的牺牲精神，强调作为领导人不惜牺牲自我的态度和革命家的牺牲精神，同时主张以牺牲、服务、团结等基督教思想为基础，来改造中华民族。因此，对于政治家蒋介石来说，不但在其个人得救和修养方面，同时也在拯救和改造中华民族方面，基督教都提供了最为重要的手段之一。
作为政治领导人乃至政治家，蒋介石的行为如何具体表现出基督徒的信仰和修养，这是我们要回答的最重要问题之一。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例如，西安事变之后第二年年3月末，在耶稣受难节发表的证道词中，蒋介石在介绍事变情况时，提到对以张学良为代表的叛乱者的事后处理意见时说:余遵主耶稣饶恕人七十个七次的训诫，应予以自新之机。《民国二十六年耶稣受难节证道词》，第52页。在此蒋介石引用的是《马太福音(Matthew)》第18章第22节内容。但是对事变的处理和对张学良的惩罚，是不是出于基督教精神，或者说蒋介石是否是根据基督的教义来决定自己的政治行为，这一点就不那么容易说明了。不过有一点需要强调，基督教这一宗教信仰和教诲，无论对蒋介石个人来说，还是对政治家蒋介石的思想和行动来说，都有着深刻的影响。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同时也是以后有待深入研究的课题。
转自网络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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