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富贤为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撰稿
年1月1日，中国废止了为时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实行全面二孩政策。该政策到年1月1日已经实行了1周年。年11月26日，中国国家卫计委首度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宣布：“年出生人口将超万，与全面两孩政策预判基本吻合”。笔者不敢苟同，本文对政策效果进行全面评估。
一、单独二孩、全面二孩的理论破产
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之所以只决定年实行单独二孩政策，是因为当时蔡昉等20多位顶级人口学家论证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妇女人均生孩子数）将反弹到4.4（出生万），而中国人口学会会长翟振武更是论证生育率会上升到4.5（出生万）。三中全会后国家卫计委主任李斌、副主任王培安、翟振武等人在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媒体宣传说，单独二孩后每年会多出生两百万人，生育率将反弹到1.8以上。
年1月各省陆续实行单独二孩政策后，申请人数低于预期，3月4日，《环球时报》发表笔者的《全面二胎也不会生育井喷》，6月23日，财新传媒的《新世纪》发表对笔者的采访《生育潮去哪儿了》，8月22日，财新网发表笔者的《单独二孩实践表明生育政策亟待继续放开》，判断单独二孩遇冷。可是财新传媒却因此而挨批，此后再也不敢发笔者的文章了。
年3月27日，翟振武在《人民日报》发文章，认为“（单独二孩）政策遇冷的说法不准确”。年10月29日，十八届五中全会会议公报宣布实施全面二孩政策，习近平作了重要讲话，表示：“全国符合政策条件的夫妇有多万对。截至今年8月底，提出生育二孩申请的只有万对，占比为15.4%”。但是年11月10日，中新网发表《卫计委回应单独两孩政策遇冷：政策效应符合预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仍拒绝承认“单独二孩遇冷”，他认为“单独两孩政策的效应是合乎预期的”。
结果：年是单独二孩出生高峰年，年《统计公报》显示，年不但没有多生多万人，反而少生了32万人；年《卫生统计年鉴》则显示，年比年少生了64万人，比年少生了90万人；年10月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公布了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震惊国人：年的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1.8，全世界最低！可见，单独二孩确实遇冷。
年后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又组织人口学者，完成《实施全面两孩政策人口变动测算研究》，建议十八届五中全会只放开二孩。报告的主编是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参与论证者包括翟振武、王谦、姜卫平等十多位官员和人口学者。根据《后记》记载，“李斌主任、王培安副主任多次主持专题研讨会，听取各分报告测算报告，充分听取专家意见，并听取了总报告的汇报。”该报告判断年的生育率为1.6，预测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将上升到2.1（出生万/年，与两三年前预测的万、万/年呈天壤之别），到年还有1.72；峰值人口将在年达到14.50亿，到年还有13.83亿。根据这份报告，中国人口危机还不算太严重；而如果停止计划生育，人口又会“失控”。
年笔者在《大国空巢-图文版》中判断全面二孩后生育率只会上升到1.4，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只能反弹到1.6，然后会快速下降。现在看来这些判断仍然有些乐观，但是比国家卫计委的预测要准确、前瞻得多。但是国家卫计委以“数据不符”为由，禁止出版。年5月20日，国家卫计委更是下发《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加强新形势下计划生育宣传工作的意见》（国卫办宣传发[]21号），提出要“协调有关部门，加强负面信息的管控”，8月8日下发各“相关部门”。这在客观上导致笔者难以在国内发声。
年的生育率只有1.05而不是1.6，意味着关于全面二孩政策的预测基础就是错误的。台湾地区、韩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超前中国大陆23年、21年，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1-年平均生育率只有1.15、1.20，全面二孩政策能让中国大陆的总和生育率到年还能维持在1.72？
二、国家卫计委、人口学会的辩护理由不成立
年11月26日在人口与发展高级资讯会上，国家卫计委首度对全面二孩政策实施效果做出评价，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宣称“年以来，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54-1.64之间波动，预计‘十三五’期间将在1.8上下波动”，“年出生人口将超万，与全面两孩政策预判基本吻合”；翟振武仍坚称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的峰值。
年12月15日翟振武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新论：平稳过渡到“二孩时代”》，认为“我们不必为所谓的‘超低生育率’而担忧”。他认为年实际生育率为1.6，抽样调查的1.05是错误的，理由有三：首先，无论哪个国家，人口调查得出的出生人数或0岁组人数，都可能比其他年龄组存在更多的漏报，这是人口调查方式的通病。第二，中国人口流动规模巨大，更难以采集到0岁孩子的准确数据。第三，很多政策外出生的孩子被瞒报。
翟振武的这些理由不成立。首先，其他国家的0岁人口并不存在太多漏报，比如美国、日本、台湾近年公布出生万、万、21万左右，生育率1.9、1.4、1.2左右，出生人数与生育率是吻合的。而中国国家统计局一方面公布生育率只有1.05（只出生多万），一方面又公布年出生万，相差46%，如此之大的差距，可见中国人口数据是多么的混乱！其次，流动人口多会因为“两头统计”导致出生重报，而不是出生漏报。第三，年已经将上户口、上学等与计划生育脱钩，超生瞒报率很低，出生重报率很高。
翟振武认为“中国过去几年生育水平大体上在1.6左右”，依据有三：首先，国家统计局公布每年出生多万，其中年出生万；第二，年户籍人口2岁到5岁每个年龄组的人数都超过了万；第三，从年到年，每年的孕妇住院分娩量都超过万。
翟振武的这些依据都不成立。
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有20%以上水分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是参照前些年的小学招生人数，但是小学招生是有巨量水分的，因为小学和初中是义务教育，普及率接近%，教育经费由中央和地方按比例分担，西部地区为8:2，中部地区为6:4，学校和地方政府有强大的动机虚报学生数以获得更多经费。年教育部针对教育统计乱象，决定实行以身份证号为基础进行统一编码的电子学籍，导致虚报的学生数有所缩水，比如初中1-3年级每个年级的平均在校人数从年的万，突然降低到年的万。
国家统计局公布-1年年均出生万人，5-7年小学年均招生万（平均6岁上小学），7年小学1-3年级平均每个年级万学生，这三个数据基本一致。这些孩子到年是9-11岁，都已经上了户口，但是年人口普查9-11岁平均每岁只有万人，年户籍9-11岁平均每岁也只有万人。这些孩子到年已是14-16岁，都有了户口，有些甚至有了多个户口了，但是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14-16岁平均每岁只有万人，年户籍14-16岁平均每岁也只有万人。这些孩子到年读初中1-3年级，平均每个年级只有万学生。可见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有20%以上的水分。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年后出生数据的水分更多。-年公布的出生人数中有大约万水分，也就是说年实际人口应该只有12.9亿，而不是公布的13.75亿。中国的各项社会、经济规划全部建立在错误的人口数据基础上的。
年户籍低龄组水分更多
翟振武根据年户籍人口“2岁到5岁每个年龄组的人数都超过了万”来断定生育率为1.6，也是站不住脚的。近年户籍低龄组人数的暴涨，是因为实行了户籍仁政，不管无户口人员是哪个年代、什么原因（包括超生），都要及时落户，绝不允许再设障碍。这就导致低龄组人口注水却非常容易：
A、以前少量还没有上户口的超生者上了户口；
B、过去千方百计在异地上了户口的超生者又以“无户口”为由光明正大地在父母户籍所在地上了户口，使得他们有了多个户口；
C、一些非超生者也趁着对低龄组户籍放松的政策，堂而皇之地上了多个户口。
比如7年活产万，与年户籍3岁人口的万相当，那么7年生育率只有1.2左右；但是年的8岁户籍人口却变成了万了。
8年住院分娩率已经高达94.5%，年更是高达99.7%，医院外出生而漏报了。-年平均每年只活产了万人（这还有水分），但是年户籍2-5岁平均每岁却有万人，国家统计局也公布-年年均出生了万人，意味着户籍、公报的出生中有16%、9%的人不是“生”出来的，而是从天而降的！年只活产了万人，国家统计局公布出生万人中多出的万人是从哪里来的？
医院分娩数据也不可靠
翟振武的“-年每年的孕妇住院分娩量都超过万”的说法也是错误的。根据《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年只活产了（包括住院分娩）万、万、万、万，没有一年超过万。
并且8年以来的活产数是有水分的，首先是新型农村医疗合作制度（新农合）的建立。新农合3年试点，8年初步建立。当年基金支出从5年的62亿元增加到年的亿元、年的亿元。各级财政对新农合的人均补助标准由5年的每人每年20元提高到8年的80元、年的元（住院费报销70%）、年的元。比如目前湖南长沙县、望城县生孩子可报销元。新农合的受益者除了农民外，医院。个人、医院有强大动力虚报分娩数据冒领经费。
其次，进城生孩子的农民工比例增加。以前农民工生孩子大多返回老家，但是近年很多农民工开始在城市生孩子了，流动人口子女在现居住地出生的比例由年的27.5%上升到年的56.6%。流动人口本身就容易导致两头统计。何况农民工的各项福利（比如新农合）关系仍然在原籍，于是他们自费在城市生孩子，医院联系，医院再“出生”一次，以获得报销。
第三个原因，是近年放松对低龄组的户籍限制，于是家长乘机给刚出生的孩子获得多个户口，以便获得多种福利。比如说，现在一些农民工夫妇，选择一方获得城市户口，可以享受各项城市福利；另一方将户口留在农村，可以保留在农村的一些优惠。而他们的孩子，就尽量获得城、乡户口。而从出生证到户口，证据链更完整，今后很难清理这些多户口。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引述《评论家季刊》的观点：“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被绞首的危险。”比如尽管中国严厉打击用B超鉴定性别，但是出生性别比仍然居高不下，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0-4岁性别比仍然高达%。医院和医生都敢冒如此大的风险鉴定性别，那么面对新农合这么大的馅饼，面对城乡利益的诱惑，面对低龄组上户宽松的政策空间，又如何保证活产数没有水分？
虚报教育数据的受益者是学校和地方政府，是“政府行为”，长期有20%以上的水分。户籍数据的水分受益者是个人，动机更强，这就导致年低龄户籍人口数比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数（与教育数据相衔接）还要多。虚报分娩数据医院，“个人行为”和“政府行为”相结合，更为高效，那么年活产数虚报25%在逻辑上也讲得通。
年1月1日开始全面二孩政策，怀孕周期天，到9月下旬才迎来出生高峰，到年底将只多出生几十万二孩，而年活产只有万（可能有25%的水分），年出生人口又如何能如王培安所宣称的“超万”？
三、中国确实已经陷入超低生育率的陷阱
客观调查的数据显示中国的生育率在年后就低于了更替水平，年低于1.5，0年人口普查证实只有1.22，说明中国至少在年后就应该停止计划生育。但是国家计生委和中国人口学会一次次以“超生漏报”为由将生育率修改为1.8。
年人口普查再次证实生育率只有1.18，年1%人口抽样调查查明生育率只有1.05，但是国家卫计委和中国人口学会又以“超生漏报”为由将之修改为1.6。
中国都可以生1个孩子，第1个孩子是不存在漏报的，1孩生育率是独立于“漏报”的指标，与生育政策无关，而是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相关。1孩生育率反映了没有政策限制下的生育现实，与总和生育率平行变化，二者直线正相关。比如美国的总和生育率从年的2.27下降到年的1.74，再回升到年的2.08；1孩生育率也平行地从年的0.89下降到年的0.74，再回升到年的0.85，-年间1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系数高达0.95。台湾的总和生育率从年的2.52下降到年的0.90，然后回升到年的1.18；1孩生育率也平行地从年的0.84降至年的0.48，再回升到年的0.60,-年间1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系数也高达0.95。新加坡-年的1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相关系数高达0.96。
中国0年、年人口普查和年1%人口抽样调查显示，1孩次生育率只有0.、0.、0.，直线下降。根据中国的1孩生育率，用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美国的1孩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的线性公式，推测中国在没有生育限制情况下0年、年、年的总和生育率只能达到2.0、1.6、1.1；在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下，总和生育率怎么可能有1.8、1.6、1.6？
从全球来看，中华文化圈的生育率最低。年除中国大陆外，总和生育率最低的就是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分别只有1.18、1.20、1.24、1.24；1孩生育率分别只有0.60、0.65、0.60、0.63。中国大陆的1孩生育率比这些地区还要低，并且年还只是允许单独二孩，那么总和生育率只有1.05也就不足为怪了。年中国的1孩子生育率只有0.56，2孩及以上孩次再怎么漏报，总和生育率也不可能达到1.2，更不可能达到国家卫计委宣称的1.6。
有人认为是推迟生育导致年调查出来的总和生育率失真。其实推迟生育的进度效应对生育率影响不太大。比如0年、年人口普查显示湖北省宜昌市的生育率只有0.97、0.94，很多人也以为是出生漏报和进度效应导致如此低的生育率。年宜昌市委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进行了30%人口大样本的深度回顾性调查。他们用常规方法测算，宜昌0年、年、年的生育率只有0.84、0.80、0.79，比人口普查的数据还低；他们用年龄递进生育模型（反映进度效应）测算，0年、年、年的生育率只有0.99、0.93、0.91，与人口普查基本一致。因此，中国应该接受现实，尊重客观调查的生育率结果。
年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05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中国的生育意愿是全球最低。-年的多项全国性的调查显示，中国的理想子女数只有1.8、1.9。比如年、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显示20-44岁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只有1.78个、1.88个。年国家卫计委在29个省的调查显示，20～44岁妇女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只有1.93个。而实际生育率通常只是理想子女数的50-70%，比如日本-年平均理想子女数是2.53个，但是平均实际生育率只有1.37；德国、波兰、匈牙利年的理想子女数是2.12个、2.27个、2.12个，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39、1.30、1.24；台湾地区年理想子女数还在2个以上，但实际生育率只有1.18。中国大陆的理想子女数比台湾还要少，在单独二孩政策下，实际生育率竟然比台湾还要高？竟然能达到1.6？
中国的1孩生育率和生育意愿是全球最低，首先是因为长达三十多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彻底破坏了人口结构和人口生态，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少生的文化已经成为大众心理，形成了生育的“爬蚤心态”（用玻璃罩限制跳蚤跳的高度，跳蚤碰壁后自动适应不断降低的罩子高度；后面取下罩子，跳蚤不跳了，变成了爬蚤）。并且中国的经济模式、社会制度、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着独生子女政策进行的，不但形成了文化惯性，而且形成了经济惯性，即便停止计划生育，也很难改变。
既然年的生育率只有1.05，那么全面二孩后的出生高峰年，生育率绝不可能达到预期2.1，暂时能反弹到1.3就不错了（甚至可能只有1.2），然后快速下降。即便是完全停止计划生育，生育率也只能暂时反弹到1.4左右，随即就会下降到1.2以下，如果不采取有效的鼓励生育政策，生育率会长期低于1.0。
如果继续1.05的生育率，那么中国人口在年就开始负增长，到年只有10亿，到2年只有4亿；中位年龄将从年的36岁，提高到年的46岁（美国40岁，印度31岁）、年的57岁（美国42岁，印度37岁）、2年的64岁。中国今后将是极端老弱，经济活力不断下降。今后很多社会经济问题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都是计划生育惹的祸！
停止计划生育后，让人口走向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习近平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这需要改革整个社会、经济、价值体系，难度比年的改革开放要大多了。
*****************
白癜风会传染白癜风前期症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