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哪个治白癜风医院好 http://www.bdfyy999.com/index.html
赵汀阳：病毒时刻，无处幸免和苦难之问
▍突然的无处幸免年的新冠病毒全球大流行迅速使病毒时刻成为政治时刻、社会时刻、经济时刻和历史时刻，甚至被认为可能会成为历史的分水岭，如T.弗里德曼认为历史可被分为“新冠前”和“新冠后”，见惯兴衰的基辛格也认为病毒“带来的政治与经济剧变可能持续几代人”甚至“永远改变世界秩序”。此类预测流露了一种真实心情的预感，即世界要变天。罗伯特·席勒的看法另有一种历史社会学的视角：“我将疫情视为一个故事、一种叙事。新冠病毒自身可以作为一个故事传播”，“叙事也会像病毒一样具有传染性。如果一个故事主导舆论场好几年，就会像一场流行病一样改变许多东西”。但病毒时刻还尚未见分晓，仍在不确定性中演化，因为病毒时刻是否真的成为划时代的时刻，取决于世界的后继行动和态度。答案一半在病毒手里，另一半在人类手里，而病毒和人类行动都是难以预定的“无理数”。在这里暂且不追问答案，也无能力预知答案，还是先来分析病毒时刻提出的问题。认为病毒时刻是“史诗级的”巨变或“历史分水岭”，这些文学形容需要明确的参照系才能够明辨。假如以最少争议的划时代事件作为参考尺度，或可进行量级比较。历史上最重大的事情无过于改变生活、生产或思想能力的发明，比如文字、车轮、农业、工业、逻辑、微积分、相对论、量子力学、疫苗、抗生素、互联网、基因技术、人工智能等等；或者精神的发明，比如大型宗教、希腊哲学、先秦思想等；或者政治革命，如法国大革命和十月革命；或者大规模战争，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或者经济巨变，如地理大发现、资本主义、全球化市场和美元体系。按照这个粗略的参照系来比较，除非后续出现始料未及的政治或精神巨变，否则新冠病毒事件本身并不具备如此巨变的能量，但据经济学家的估计，或许足以造成类似~19年那样的经济大萧条。我们还可以换个分析框架或历史标准来看病毒时刻。布罗代尔的三个时段标准是一个有说明力的选项。“事件”有着暂时性，相当于历史时间之流的短时段波浪，那么，什么样的波涛能够波及在历史时间中足以形成“大势”的中时段，甚至触及稳定“结构”的长时段深水层？几乎可以肯定，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影响力超过了短时段的事件，或有可能形成某种中时段的大势。如果真的能够决定数十年的大势，那就很惊悚了。假如新冠病毒大流行只是造成经济大萧条级别的后果，似乎仍然属于事件的范畴，尽管是特大事件，但还不足以形成大势；假如它导致了政治格局的改变，那就是大势了。这个大势的可能性虽然风雷隐隐，但尚未形成充分必然的理由，我们还需要考虑到来自长时段既定“结构”的阻力。文明、社会和思想的深层结构具有抵抗变化的稳定惰性。从历史经验上看，意外事件冲击过后往往出现反弹，大多数事情会寻根式地恢复其路径依赖而恢复原样，所谓“好了伤疤忘了疼”。这种反弹不仅是心理性的，也是理性的，特别是在成本计算上是理性的。长时期形成的“结构”凝聚了大量成本，不仅是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和技术成本，也是文化、思想和心理成本，这些成本的叠加形成了不值得改变的稳定性。破坏“结构”等于釜底抽薪，是危及存在条件的冒险，所以革命是极高成本的变革。成功的革命总是发生在旧结构已经完全失灵的时候，即旧结构失去精神活力、无法保证社会安全和秩序、无法维持经济水平。可以注意到，年以来的世界发生了大量连续的“解构”运动，但主要是拆解了文明的一些表层结构，比如艺术的概念、性别的概念、社会身份和自我认同之类，尚未动摇经济、政治制度和思维方法论等深层结构。那些最激进的“解构”几乎只存在于文本里，难以化为现实。解构运动的历史力度相当于对结构的“装修”：既然没有能力建造新房子，就只能以多种方式来装修。如果尚无能力在新维度上生成新结构的设想，尚无具备“建构力”的理念、原则和社会能量，“解构”就终究不可能化为革命，解构的行为反倒在不长的时间里就被吸收进旧的体制，反而成为旧结构的老树新花。按照布罗代尔的理解，地理结构、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思想结构或精神结构这些属于长时段的深层结构，具有超强的稳定性而难以改变。正因如此，千年不遇的大变局一旦发生，比如现代性的形成，或资本主义的形成，就成了二百年来被不断反思的大问题，而百思未解的现代性却已在等待结构的“时代升维”了。不过新冠病毒大流行是否能够触发一种新的结构，仍是个未定问题。关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结果，有一个颇有人气的最严重预测是全球化的终结。如果出现这个结果，就无疑达到了中时段的大势变局，甚至触及长时段的结构。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一个结果，只要资本主义存在，资本就很难拒绝全球市场的诱惑。目前的全球化模式只是初级全球化，就经济层面而言，是“分工的全球化”。在分工链条中，参与其中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益。“分工的全球化”有可能被终结，但各地仍然需要全球市场来保证经济增长，而技术化和信息化的经济更需要最大程度的扩张，因此，就经济而言，全球化的终结在经济上、技术上和信息上都不是一个非常积极的理性激励。当然不排除出现政治性的全球化终结，政治自有政治的动力。无论如何，追求自主安全和排他利益的最大化确实将成为未来的一个突出问题，因此有可能出现全球化的转型，由“分工的全球化”转向“竞争的全球化”。如此的话，那就至少形成了中时段的大变局。“竞争的全球化”意味着，全球市场继续存在，经济、技术和信息的全球化继续进行，但全球化的游戏性质发生了改变，原先全球化中的“合作博弈”比例大大减少，而“不合作博弈”的比例大大增加，甚至可能会形成“不合作博弈”明显压倒“合作博弈”的局面。其中的危险性在于，竞争的全球化有可能激化而导致全球化的租值消散，从而使全球化本身演化成一个进退两难的困境，退出就无利可图，不退出也无利可图。当然，这是一种极端可能性，而更大概率的可能性是，当不合作博弈导致无利可图的时候，合作博弈就会重新成为诱惑——至少按照艾克斯罗德的演化博弈模型来看是这样的。历史经验也表明，人类总是陷入困境，但也总能够想出办法脱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问题链”会有多远多深，是否会触及并动摇人类思想的深层概念，即哲学层次的概念，这一点将决定新冠病毒是否有着长时段的影响力。我们不可能穿越到未来去提前察看病毒大流行的结果，但目前可以看得见“提醒物”。提醒物未必指示结果，但暗示问题。在提醒物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在长时间欢乐中被遗忘的“无处幸免状态”。世界许多地区在经常性并且无处不在的“嘉年华状态”中遗忘了灾难的无处幸免状态。无论是假日旅游、演唱会、体育比赛、产品发布会、首映式、电视节目、公司年会、销售活动、购物中心、艺术展览，都可以做成嘉年华，以至于嘉年华不仅占据了时间，而且变成了空间本身。时间性的存在占有空间的时间足够长，就改变了空间的性质，即使时间性的活动结束了，空间也已经感染了难以消退的嘉年华性质。终于，无论是生活空间（外空间）还是心理空间（内空间）都感染了嘉年华的性质。新冠病毒以事实说话，其高强度的传染性使得世界无处幸免，压倒了嘉年华的感染力。本来，作为极端可能性的“无处幸免状态”从未在理论中缺席，可是理论却缺席了，欢乐不需要理论，因此理论被遗忘了。“无处幸免状态”并非抽象的可能性，它有着许多具体意象，比如全球核大战、星体撞击地球、不友好的外星文明入侵之类，此类可能性据说概率很低，而且一旦发生就是人类的终结，也就不值得思考了，因此，“无处幸免状态”不被认为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结论，或者是问题的终结。“无处幸免状态”在问题清单上消失了，转而在心理上被识别为恐怖传说或科幻故事，与现实有着安全距离，因此可以安全地受虐，大毁灭的故事反倒具有了娱乐性和超现实感。然而，“无处幸免状态”并非没有历史先例，恐龙灭绝虽然是恐龙的灾难，但所蕴含的可能性对于人类同样有效；各地历史都流传着灭绝性的大洪水故事；中世纪的黑死病；年大流感；冷战期间险些发生的核大战，如此等等，但这些历史都已化为被时间隔开了的老故事而遮蔽了问题。新冠病毒未必有以上历史事例那么致命，却因现代交通和全球化而形成迅雷效果，直接把“无处幸免状态”变成现实，从而暴露了需要面对的相关问题，也把原本不成问题的事情重新变回了问题。这种“问题化”是创造性的，意味着原本可信任的社会系统、制度和观念在意外条件下可以突变为问题。人类的社会系统经得起慢慢的巨变，但经不起突变。严重的不仅是病毒，而是病毒的时刻—全球化的流通能量超过了每个地方承受风险能力的当代时刻。大规模传染病并非全球化的独特现象，而是古老问题。在全球化之前，病毒通过“慢慢的”传播，最终也能传遍世界，假如不是由于某种运气被终结在某处的话。虽说太阳下无新事，但新冠病毒把老问题推至新的条件下，就转化成了新问题。新冠病毒在当代交往与交通条件下的高速传播形成了类似“闪电战”的效果，使各地的医疗系统、社会管理系统、经济运作和相关物质资源系统猝不及防而陷入困境，使传染病由单纯的疾病问题变成了社会、政治和经济互相叠加的总体问题，直接造成了两个效果：一个问题即所有问题，这是政治最棘手的情况；并且，一个地方即所有地方，这是社会最难应对的情况。这种连锁反应如不可控制地溃堤，就会穿透脆弱的社会系统而叩问人类生活的基本结构和基本概念，如果因此部分地改变了文明的基本概念，新冠病毒事件就可能具有长时段的意义。▍形而下问题暴露了形而上问题新冠病毒大流行粗鲁而直接提出的是一个形而下的问题，即现代社会系统的脆弱性，或按照博弈论的说法，现代系统缺乏“鲁棒性”（robustness）。现代社会结构的所有方面都几乎完成了系统化。环环相扣的系统化意味着高效率，也意味着脆弱性。现代系统不断追求最小成本与最大收益，因此通常缺乏缓冲余量而加重了系统的脆弱性。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现代社会的资金、物资、装备、生产、运输、供应系统都环环相扣而全马力运行，不仅在能力上缺乏余量，甚至预支了未来，总是处于能力透支的临界点，事实上很多系统都处于赤字状态，所以难以应对突变事件。塔勒布早就以其“黑天鹅”理论解释了现代系统的脆弱性。现代社会中唯一有着庞大余量的系统恐怕只有军备，比如可以毁灭全球若干次的核武器，而最大程度预支了未来的大概是金融体系。金融是现代社会运行的基础，因此，“预支未来”就成为当代性的一个主要特征。当代系统的基本意向是厌恶不确定性，可是不确定性却无法避免。就事实状态而言，或就存在论而言，不确定性才是真实事态，而“确定性”其实是一个概念，是逻辑和数学的发明，并不存在于现实之中。新冠病毒大流行对于现代系统是正中要害的精准打击，这个要害就是人，或者说生命。现代系统本身的脆弱性只是隐患，在大多数情况下，即使遇到不确定性甚至严重挑战，往往最终仍然能够脱困，原因在于，系统的关键因素是人，是人在解决问题。人是具有灵活性的生命，人的思维和行动能力都具有天然的“鲁棒性”，所以，有人的系统就有活力。可是新冠病毒打击的对象就是人，当人的生命普遍受到威胁，现代系统能够指望什么力量使其脱困？能够瘫痪现代系统的要命打击，或直接威胁人的生命，或威胁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而危及生命（例如粮食）。无论当代技术多么发达，乃至于人们很多时间都生活在科幻效果或虚拟世界里，但只要人类仍然是碳基生命，那么，就存在论的顺序而言，人类的生命需要就优先于政治需要、经济需要、价值需要、享乐需要和文化需要。更准确地说，生命的基本需要就是最大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虽然未能肯定新冠病毒是否是一个“史诗级”的挑战，但肯定是一个范例式的挑战，它准确地踩在现代体系的神经上：生命问题。这是现代系统的阿喀琉斯脚踵。文章来源：《文化纵横》年6月赵汀阳：伦理的困惑与伦理学的困惑〔摘要〕当代伦理学面对一个特殊困境，即伦理学的空间在不断萎缩。当代伦理学对伦理问题的理解日渐贫乏单调而且脱离事实，而政治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却为伦理学问题提供了许多不可忽视的有效解释。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代和当代的制度、规则和价值观形成了“淘汰伦理”的机制，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伦理的效力，压缩了伦理的有效空间。伦理学如果不能回归本源去重新反思形而上的问题，就终将失去立足之地。〔关键词〕存在论运气榜样应然和实然绝对命令一、生活的边界内外从维特根斯坦的问题出发来讨论伦理学，不太正常。维特根斯坦很少讨论伦理学，尤其没有针对伦理学内部的问题来讨论过伦理学，比如公正、公平或平等之类，只是从伦理学外部来反思伦理学，于是伦理学本身被问题化了。在这里，我也试图从伦理学外部来讨论伦理学的困境，而伦理学本身的困境比伦理学内部的任何一个问题的悖论或两难都要严重得多。现代伦理学早已画地为牢而建立了自身合理化的观念框架，因此，在伦理学内部去讨论伦理问题，很容易受制于既定格局而形成“只在此山中”的效果而意识不到伦理学本身已经陷入困境。当在伦理学外部去反思伦理学，或许会失望地发现，伦理学劳而无功的许多问题却可能在别处获得更合理的解释，只留下伦理学身陷困境。在当代社会科学语境中，伦理学的大多数问题已被抽空，尤其是被政治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或社会学夺取了解释权，比如公正、自由、平等和权利，而留下来的无人争夺的伦理学问题都是没有答案也无法回答的形而上问题，诸如善、生命的意义、人的概念、人的责任、道德的牺牲性和绝对价值。进一步还会发现，伦理学理论在其内部似乎总能够为某种伦理观点给出看起来具有合法性的辩护，然而伦理学自身的合法性或立足理由却令人迟疑，就是说，伦理学未必能够为自身辩护。
在《逻辑哲学论》中，维特根斯坦定义的可说与不可说的边界，直接解释的是语言、逻辑和知识所确定的世界，而那些不予解释的落在界限外的形而上问题，正如他自己承认的，虽不可说，却是更重要的问题，正是那些边界外的问题涉及了生活的全部秘密。当然，“不可说”不是指不能用语言去说，而是指无法说出普遍必然的答案，因此就等于没有答案。不幸的是，那些严格属于伦理学的问题就是没有答案的问题。这个对伦理学釜底抽薪的见解显然不受欢迎，然而一种思想如果不打击人，就不是足够深刻的思想。
现代思想的基本精神是对人的美化乃至神化，在理论上把人定义为至高无上的存在（康德理论是关于人的现代神话顶峰）。现代人实在太爱这个关于人的神话了，以至于忘记了需要证明。人的神话可能是所有神话中最不可信的。人类中确实有极少数人高尚无私甚至舍生取义，但大多数人的道德水平恐怕不如动物，动物只在求生时才捕杀其他动物，而人为了权力和不必要的利益，出于宗教甚至偏见，就制造血流成河的灾难。如果人真的高于神或自然，就必须有能力完全解释自身的一切，这显然做不到，因为人只是自然的一部分，人不可能超越自然的存在论限度，这决定了人的价值不可能是绝对的或“无条件的”。
维特根斯坦的后期哲学让那些注释着生活的问题从逻辑中解放出来，在生活游戏的实践中直接现身说法，于是，形而上问题以类似投影的方式进入了真实语境，也有了多种非知识的说法，但仍然没有答案。答案并非形而上地“依然在空中飘”，而是问题落地了也依然没有答案，因为形而上问题在生活游戏中的现身只是无法捕捉的投影，而问题本身具有不可触及的超越性。凡是没有答案的问题，都被认为是哲学问题或宗教问题，因此哲学和宗教共享超越性。宗教把超越性的问题化为信念，哲学把超越性的信念化为问题。后期维特根斯坦把边界概念换成了“硬底”，意思是说，对生活问题的挖掘式追问，很快就触底了，“问题链”断了，下面再也提不出问题了，只好原地踏步在对硬底事实的重复描述上，只好说：生活就是如此这般的，说来说去，事情终究“就是这样的”，没有进一步的解释了。总之，生活事实如果有真相，那么真相等于描述。维特根斯坦止步于此。
可是问题却没有结束。如果说“生活就是这样的”，显然可以问：那么到底是哪样的？也许维特根斯坦会说，只要足够认真，把事情一件一件罗列清楚，一件一件描述清楚，就像讲解一种语言，这个词如何用，那个词如何用，如果全都说清楚了，事情就说完了，再也没什么了。人类学家可能会喜欢维特根斯坦的这个解释，但我却不太满意。人类学家格尔茨提出了一个推进维特根斯坦解释的有趣概念“浓密描述”（thickdescription），但就是不知道多么浓密才算足够浓密。无论在何处停止描述，都是一个主观主义的决定，或者，如果无限细致的话，描述就变成一项永远无法完成的工作，都不可能抵达真相。更重要的是，描述理论没有触及人类文明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如果一个人做了离经叛道的事情，而且不承认既定规则的合理性，我们真的有充分理由说明他是错的吗？对此，描述是不够用的。假如所谓正确或好事就是符合既定规则的事情，而违背规则的事情就是必须被禁止的坏事，那么人类文明就应该从来都是静止的，没有发生过任何创新。这显然不是事实。其实维特根斯坦涉及了类似的问题，却没有展开深入的分析。这或因为维特根斯坦只专注于语言和数学而没有涉及政治和历史，甚至很少讨论伦理和宗教，而政治性、历史性和价值性的事实与生活演化有着更根本的关系。按照中国理解文明活动的基本分类“作与述”来说，维特根斯坦只解释了“述”，却几乎没有解释“作”。涉及价值的问题都发生于“作”，这意味着，价值的问题具有本源性。这是留给我们的问题。
二、本源（origin）状态人类文明一切本源性的事情只能在“作”的概念中去理解，正如宇宙的本源性只有在自然的无穷演化或上帝创世的概念中才能被理解。如果没有“作”，文明就从未迈出一步，只有永远的重复，也就没有历史。这样说其实有点语病，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如果没有“作”，就根本不存在文明。所以，创作意味着本源。
本源状态或创作状态，是先于规则的前伦理状态，但却不是先于善的状态。任何创作都意味着为事物选择了这样而不是那样的样式，而任何选择都预设了善的概念，没有一种创作的意图是创造一种坏的事物（这与苏格拉底发现的“无人故意犯错误”有着相似的道理），因此可以说，善是一个先验概念，也是一个先于伦理学而又作为伦理学基础的形而上问题，即一个如何解释“实然”（is）和“应然”（ought）关系的初始问题。在柏林自由大学的一场关于我的天下理论的讨论会上（年11月4日），巴塞尔大学的拉夫·韦伯（RalphWeber）教授就对我提出了一个与此有关的质疑：为什么我容许is和ought的区分在某些地方消失了？我的回应是一个关于“作”的存在论解释：is和ought之分仅属于知识论，而知识论没有触及本源问题。在本源状态的创作时刻，is和ought是同一的。经典的例子是造物主的创世时刻，is和ought必定处于同一状态，对于造物主，逻辑、数学、伦理学、美学和自由意志都是同一的（维特根斯坦意识到这个问题）。当然，在理论上，我们并不需要这个神学假设。现实的例子是，人类虽然次于造物主，不能创世，但创造了文明和历史。所有的创作在结构和性质上都有着相似性，人类的创作时刻也具有is和ought的同一性，就是说，所有原生性的制度都具有应然和实然的一体性。
每一种创作或者先于任何规则，或者超越了既定规则。我们不可能复原人类创作文明的本源状态，只能另外假想某种实验性的情况，比如说，假如来创作一种万能普遍语言，当然，我们发明的新语言可以与现有语言有着不同的语法、概念分类和知识分类，但只要是需要分类、结构和语法，就必然会发现，能够发明出来并且足以表达任何思想的语言必定包含任何语言都必需的思想先验关系，大概必需包括足以表达一切思想或一切事物状态的逻辑关系以及存在论的关系。不难发现，如果缺乏某种基本关系，一种语言就会能力不足。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逻辑关系、分类学以及先天语法（不知道乔姆斯基的生成-转换语法是否属于先天语法）就是思想、意识和语言的形而上关系，而这些形而上关系都具有is和ought合一的性质。也许这个例子过于形而上学，那么还可以设想，如果我们有机会彻底破旧立新地发明一种制度，在这个创作时刻，也必定会发现，无论一种制度被设计成何种主义的风格，都必须具备足以处理任何权力和利益分配问题的结构和关系，还需要决定选择的价值分类。比如说，无论把对称性定义为公正，还是把平等定义为公正，无论把无穷变化定义为好，还是把恒定不变定义为好，总之都必须把某些东西定义为“可取的”，否则无法建立任何秩序。这意味着，在形成规则之前，就预先存在着形而上的先验关系。
既然伦理学的本源状态是应然与实然的同一状态，善的概念就不可能被任何一种伦理所定义，而只能在存在论中被理解。善的概念具有先验性而先于任何伦理，因为建构任何一种伦理都预设了善的概念，否则无法建构具有分辨力的伦理规则。因此，伦理学问题的基础不是任何一种伦理，而是形而上学，但伦理学似乎已经遗忘了自身的存在依据。
三、隐去的超越性超越性是人所不知的秘密，上天也没有说过。孔子可能是最早发现这个形而上难题的人，他意识到“天何言哉？”的事实。这个拒绝神秘主义的理解与上帝把秘密告诉先知的犹太教想象大不相同。在科学上，甚至在哲学上，先知的假设都是多余的，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上帝真的说了什么，也无法证明先知是否假传天意，甚至无法证明上帝的存在，因此，先知叙事是基于一系列死无对证的假设的空对空自身循环话语，叙事自身说得圆通，但没有一个命题能够落实。早于三代的“绝地天通”事件已经宣告了不存在通天之途，此后的巫术只剩下敬天的象征功能，祭天只是祈福，单方面对天诉说，却不得上天回话或承诺。这种单向性的神学把思想问题都留给了世间和人，于是孔子采取了现实主义的通天想象：天虽不言，却在万物运作中显示了一切道理。如果人看不懂，那是人的问题，而如果要看懂，就需要体会每个事物与人的切身关系，于是，每一个必需思考的问题都存在于经验可及的关系中，或者说，没有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存在于关系之外，超出关系的问题都是臆想。孔子这个天才的解释遗留了一个未决问题：如何才算读懂了万物所显示的秘密？经验真的够用吗？
经验虽有亲身直接性的优势，却不能保证理解的普遍有效性，否则人人都能够理解天道。孔子相信上智与下愚之别是“不移”之理，因此不可能相信经验具有普遍性。那么，是否存在一种既不脱离经验又具有普遍性的解密方式？先秦思想家似乎都相信，通过“易象”能够模拟地理解万物秘密。这个有些神秘主义的解释或许碰巧是个先见之明（人工智能研究表明，对于思维，算法是不够的，还需要意识模拟的功能）。易象的高明之处在于，它不去表达无望被表达的事物本身，而是模拟事物之间或事物与人之间的动态关系，于是，思想的对象是关系而不是事物本身，而且事物不再是自在的实体，而是存在于关系之中的功能，或者说，事物被理解为关系的函数。如果事物的功能是确实可知的，那么，不可知的事物本身也就不重要了。但模拟论也有个遗留问题：动态关系也许比事物本身更重要，可是也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易象对事物动态的模拟是正确的。
与经验论的思路不同，康德有个天才的理想主义知识论，几乎能够圆满地解释经验知识的普遍性：尽管超越性（transcendence）不可企及，但理性的形式装备却对经验拥有普遍有效的超验性（transcendental），因此理性就是真理的根据。基于理性论，康德推出了更为天才的伦理学，居然“仅凭理性本身”就推出了道德的绝对命令。这是两百年来最为鼓舞人心的伦理学——但似乎比真理多走了一步，因此留下若干疑问。康德伦理学无法解释至少两个不可省略的问题。
其一，康德的主体性是单数主体，在知识论中相当于是大写的人类共同主体性，在伦理学中又化为每个人的独立主体性，都是单数主体。可是，人类的生活事实却由复数主体所造成，没有一件事情是由单数主体决定的。单数主体的伦理学显然无法解释多主体的问题。这个局限性注定了康德伦理学不足以解释主体间问题和跨主体问题（trans-subjective）。具体地说，凭借个人自律（autonomy）而成立的绝对命令与复杂而丰富的伦理问题相比过于单薄，因此，除了个人的绝对命令，可能还需要至少另外两种绝对命令。（1）主体间的绝对命令（intersubjectivecategoricalimperative），用于解释形成共识的规范。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在这个方面已经做出了重要的努力，无需多论。（2）关系的绝对命令（relationalcategoricalimperative），用于解释“和而不同”的原则。可以这样论证：任何一个主体的存在都预设了共在，存在即与他人共在，共在是存在的条件，于是，多主体共在所要求的关系绝对命令必定在逻辑上等价于“互蕴”（bi-implications），即满足“当且仅当”（iff）的形式。具体表现为改进版的金规则“人所不欲勿施于人”。传统的金规则预设的是单方面的主体性，因此缺乏可逆的对称性，而改进版的金规则承诺了可逆的对称主体性，充分满足了逻辑的互蕴结构而具有普遍必然性，而且，互为条件在普遍必然性上不弱于康德要求的无条件状态。其实，绝对命令的“无条件”设定是一个自绝于事实的设置，如果真的排除了所有“有条件”的假言命题，也就排除了近乎全部的生活情景。无条件的绝对命令能够解释的道德现象少之又少，远远不足以成为伦理学的基础，因此必须重新请回有条件的道德命题，在对称的相互条件中去重新定义绝对命令。只要保证了相互性或对称性，就能够达到与无条件性同等效力的普遍必然性。
其二，更严重的问题是，任何绝对命令都难以改变人类的命运。这意味着，即使在个人绝对命令之外，又增加了主体间绝对命令和关系绝对命令，仍然无法改变人类的悲剧性命运，因为绝对命令只是理想化的理性原则，并不能改变人类的自私人性，也不可能强迫人们听从绝对命令。简单地说，绝对命令无法保证落实为行为。即使人人承认绝对命令的正确性，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仍然见利忘义，可见伦理的力量弱于利益和权力的诱惑，因此伦理无望成为生活的主导力量。人们通常羞于承认见利忘义的事实，这在一方面说明人类果真有着传说的“良知”或康德所说的“善良意志”，但同时在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良知的有限性。良知只能让人自觉意识到错误行为，但在利益面前，人们仍然弃良知而明知故犯，可见良知只能成就个人的道德人格，却无力解决社会问题。绝对命令已是伦理命题的最强形式，标志着伦理学的力量极限，因此，绝对命令的效力局限等于伦理学的效力局限。
绝对命令作为伦理的理想几近完美，我们必须感谢康德发现了绝对命令这个伦理尺度，但人类生活也许永远不可能达到这个伦理标准。伦理学的问题发生于实际生活中，恐怕永远无法超越利益和权力。然而，伦理学仍然必须思考超越性的问题，如果失去超越性的维度，伦理学就缩水为规范论。已经成为伦理学主流的规范主义其实是一种自以为是的专制主义，只要宣称某种伦理规范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就直接自证是专制主义。由此可以发现绝对命令为什么只能是“形式的”秘密：一个形式的绝对命令是无人称并且无情景的，就像逻辑或数学命题，所以是普遍必然的，而只要代入具体内容，就很容易陷入困境。我曾经试图找到“有内容”的绝对命令，以便超越康德的形式化绝对命令，后来发现这是错误的努力。事实上，哪怕是看起来明显正确的规范，比如“不许杀人”，也不是普遍必然的规范。
无论什么样的规范都是伦理学的反思对象而不是既定标准，否则伦理学就没有资格成为一种哲学而变成意识形态。希腊人早就明白，规范（nomos）是人造产品，不是自然天成，不属于必须接受的自然存在（physis）。希腊人的这个区分已经暗含了后来休谟对实然和应然的区分。这其中有个令人迷惑的分类问题：德性（arete;virtue）是属于人性的physis还是属于社会的nomos？假如属于人为之事，那么人皆可被教育成为“舜尧”，这显然不可能。先秦人同样知道，制度和礼法（相当于nomos）是圣王所作，并非自然天成。这个历史事实必须被解读为：先有人做出了对文明意义重大的“作”，然后这个文明作者才有资格成为圣王，而不是反过来，先有王而后把伟大之作都归于王，就是说，无“作”就无以称“王”。这两种最早的洞察都揭示了，存在需要秩序，而秩序来自创作。那么，什么是创作秩序的根据？这个问题直达人类思想的边界，那里已经没有标准答案了，在那里，面对的是超越性。如果伦理学不是关于超越性的反思，就是无根的，就会蜕变为意识形态或市场化的宣传，令人失望的是，当代伦理学有此倾向。
伦理学如果不同时成为形而上学，就不可能触及生活的根本。涉及超越性的问题，包括人的概念、生命的意义、生死、善恶、秩序的本质、自由意志等，才是伦理学的根本问题。然而，超越性的问题正在不断远去，精神性不断淡化已是当代的显著现象。最经常被讨论的当代伦理学问题大多数在实质上属于政治学或社会学问题，也被称为应用伦理学。权利平等、机会平等、结果平等、利益公平分配、生态环境、气候变化、贫困和弱势群体、人权、动物权利以及文化权利、素食主义、同性婚姻、网络伦理、人工智能伦理、基因伦理等，这些政治化的伦理问题本身并不构成思想上的困惑，只不过是政治立场、经济利益和文化偏好的分歧而已，有的时候甚至只是实践性的争议，即关于可行性、技术性或优先性的争议。这种把一切问题变成政治问题的后现代现象其实扎根于把一切问题理解为经济问题的现代性——当一切问题都变成经济问题，就迟早都变成政治问题。以政治之名来掩盖利益之争是当代流行的欺骗性策略。
现代社会秩序主要基于明确界定利益和权利分配的法律、契约、政治制度以及管理规则，可以简略地理解为，现代秩序是明确定义和量化的算账制度。利益和权利的明确定义和量化使得现代秩序比古代秩序更具有确定性，但与此同时也导致了伦理精神的大幅度消退，伦理已经退缩为现代秩序的辅助性功能，不再是社会秩序的主体或根基。形而上或精神性的问题都不可能算账，当现代的算账制度成为秩序的基础，伦理就必然逐步退场。远离了形而上问题而失去精神性的伦理学也就再也不可能为文明建构一个稳定的社会基础和普遍精神，也就必然蜕变为政治和意识形态的附庸。在今天，伦理学的性质和地位变成了伦理学的一个基本困惑：我们不能断定未来伦理学的对象是什么，或者是否还需要伦理学。
四、伦理基于存在论的运气政治哲学、经济学和社会学“抢占”伦理学问题对伦理学的挤压超过了分析哲学曾经对伦理学命题的质疑。即使伦理学不愿意承认这个困境也无济于事，因为政治哲学和经济学确实在许多问题上有着更强的解释力。伦理学要捍卫自身，就需要重新探明伦理道德的存在条件，以便确认伦理学的空间。
伦理道德是人类文明的伟大奇迹。这不仅仅是一句颂词，更是一个警示。如果肯定伦理道德是奇迹，就等于承认伦理道德的存在并非必然，而是基于人类的运气。不过，这里要讨论的伦理道德的“存在运气”与流行的“道德运气”概念（如伯纳德·威廉斯）有所不同，并不是同一个问题。由于情境性和偶然性，一个行为有可能遭遇到影响其价值效果的道德运气，甚至有可能出现事与愿违的悲剧性或悖论性，如果再考虑到成王败寇的历史书写，行为结局更是压倒了行为动机。然而，无论多么令人尴尬的道德运气都不可能动摇伦理道德的一般性质以及人们的道德信念，这意味着，个人遭遇的道德运气不至于动摇社会性的伦理道德。在这个意义上，道德运气只是一个局部性的问题。但是，如果伦理道德的存在本身就是一种运气，更准确地说，如果伦理道德的存在基于人类的一种特殊运气，这就提示了一个真正严重的问题。
伦理道德的奇迹性意味着，对于一个文明或社会来说，伦理道德并不必然出现，也不能保证总是存在，而需要存在论上的某种偶然运气。一个社会需要秩序，这是一定之事。几乎可以肯定，就一个社会必不可少的秩序而言，法律必然要出现，政治制度也必然要出现，然而，假如缺乏伦理道德，一个社会却仍然可能存在并且能够运行，就是说，一个无道德的可能世界不仅在逻辑上而且在实践上都是可能的。尽管我们非常厌恶这样的世界，但问题是，它是可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伦理道德作为一个精神化的人际制度是文明的奇迹，是一个千辛万苦的人文成就，并不具有永远如是的必然性。因此，令人不安的是，伦理道德本身是脆弱的，自保能力不足，因为精神与物质利益相比往往是脆弱的。人类社会虽然幸而享有伦理道德，但此种幸运却无永恒的保证。在此可以更清楚地看出，“道德运气”的概念与“作为运气的道德”概念之间的问题间距：道德运气属于个人行为的运气，无论好运还是坏运气，文明整体的存在都在为道德原则作保，而作为运气的道德已经是文明的基础，文明整体只能尽力维护自身，却不再有为之作保的更高系统。因此，作为运气的道德不是一种道德运气（moralluck），而是一种存在论的运气（ontologicalluck），即人类有幸生活在一种能够产生伦理的存在状态中，但这种存在论运气却没有永久的保险性。
伦理之所以能够在人类社会中产生并得以维持，就在于人类享有一个“存在论运气”，即每个人都是弱者，并且大多数人在涉及利益的事情上是理性的。于是，伦理来自弱者之间的博弈均衡，这个事实否定了伦理来自人的“神性”的神话，比如良知或无条件的自律。当然，在人类之中确实存在少数具有神性或高尚无私的人，其原因至今无法解释，但无论如何，神秘的道德现象并不是人类产生伦理的原因，也不足以维持一个社会整体的伦理，反过来也一样，伦理也不是产生道德的原因，伦理和道德是互相不可还原也不能互相解释的两个事实。简单地说，道德的来源至今未明，伦理的产生基于人人是弱者的存在论运气。
荀子和霍布斯都提示过“人人都是弱者”的事实，然而并未被重视。更为知名的是霍布斯“人人之间的战争”的惊悚论点或荀子的礼起源于分配的经济学论点。然而更重要的是，人与人之间求生存求利益的战争之所以成为伦理和政治的起点而不是一直战斗到底，就在于这种战争是在作为弱者的人与人之间展开的。毫无疑问，人有强弱之分，但强者也有致命弱点，因此没有人能够绝对安全，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弱者。假如有的人是绝对强者，拥有绝对安全和绝对优势，有能力胜者通吃而无后顾之忧，人与人之间的战争就决不可能产生理性的结果，因为理性反而变成多余的甚至是愚蠢的。幸亏事实与此相反，人类中的强者不仅没有绝对优势，而且还需要依赖他人才得以生存，所以说，共在是存在的必要条件。这就是人类的存在论运气，也是伦理的基础。
我们无法如实复原伦理产生的历史过程，只能设定某种模拟性的博弈状态来加以分析，以便获得“似真”结果。通常假定，人类的初始状态是无道德状态。从生物学或人类学来看，历史上恐怕不存在如此单纯的状态，但仍然是一个有效的理论出发点，即一个最有利于分析如何“无中生有”地产生伦理的理论假设。这个初始状态与罗尔斯的“无知之幕”无关，因为契约意识已经属于成熟社会，不能用于描述前规则的初始状态。人类学家格雷伯发现，在契约社会之前很长时间里，人们处于与共产主义有几分相似的礼物社会，不会清楚明确地算账。在这里，我们选择“荀子-霍布斯混合状态”，不仅在理论上足够初始，而且也略接近真实历史。这个混合状态假定：（1）人类初始状态属于纳什定义的非合作博弈；（2）而且是无道德无规则的博弈；（）至少绝大多数人是自私的；（4）人人都是缺乏绝对安全保证的弱者；（5）至少大多数人是理性的；（6）每个人都从属于某个基本群体。于是，一般问题是：根据以上条件，是否存在着从冲突状态生成合作状态的必然演化？具体到伦理问题：是否存在着从无道德状态生成伦理的必然演化？如果能够解释这个问题，就等于理解了伦理的基本性质。根据博弈论可以做如下推论。
第一，如果伦理（礼法或nomos）是演化博弈的结果，那么必定是对人际冲突的一个理性解。在长期多轮博弈中，人人都是弱者的事实注定了理性合作对于每个人都是占优的长期策略。也许很难证明这个占优策略同时等于最优策略，因为在某些特殊的博弈中（比如生死相搏），铤而走险可能是最优策略，但对于长期策略而言，偶然的冒险不构成稳定的影响，因而忽略不计。可以肯定，理性合作是摆脱普遍冲突困境的长期有效策略，在理论上说也是每个人的占优策略。尽管不排除存在少数非理性行为，但少数非理性行为对社会总体倾向的影响有限，而且，长期来看，少数非理性行为总会被多数理性行为所挫败。根据阿克塞尔罗德的理论，多数人的行为会形成压倒性的集体优势，多数人的选择同时也就是每个人的占优策略，于是，大多数人的大多数行为在最后能够形成集体理性，这是伦理得以形成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集体理性主要是发生于初始状态的奇迹，并非任何时期都可以随时重复的奇迹（那样也就不是奇迹了）。礼崩乐坏是可能发生的，集体道德沦丧也是可能的。既令人失望也令人不解的是，在初始集体理性成功完成了文明秩序建构之后，就似乎功成身退了，除了遭遇集体性的挑战（比如外部侵略），就少见集体理性行动了，反而经常可见集体非理性行为，甚至个人理性的加总也经常难以形成集体理性。
第二，一个群体对内倾向于形成荀子状态，即合作的集体选择，而对外则非常可能形成霍布斯状态。荀子和霍布斯分别看到了初始状态的一半问题。荀子相信，内部合作虽是生存之本，但由于人性自私，必定出现利益分配不公而导致冲突，所以人们才发明了伦理（礼），而伦理的根本意义就在于合理分配利益。这是深刻的见解。霍布斯相信，人虽然自私，但有理性，残酷的人人战争终将使人意识到，秩序是每个人的安全和利益的基础，于是人们发明了政治。这也是深刻的见解。荀子和霍布斯分别发现了伦理和政治的根源。事实上文明早期的秩序是多功能的一体秩序，尚未分化为政治、法律和伦理，但伦理、法律和政治的可分化性预示了，当法律和政治制度发展为更有效力也更为稳定可信的秩序，伦理的空间就必定退缩。
第三，伦理的发生过程虽不可复制，但在理论上可以还原为长期多轮博弈的讨价还价解，总有某种讨价还价解在最后达到了博弈的稳定均衡而被普遍接受，也就成了普遍默认的伦理，而被普遍默认的伦理建立了稳定的人心“聚点”（focalpoints），形成人同此心的效果。可以推知，伦理的基本性质必定是中庸之道，即不偏不倚的均衡或对称关系，应该是公正、公平、互惠等价值的原型。但伦理并不意味着高尚，因为伦理只是集体理性认可的共同规则，其功能在于保证互相安全、互相合适的利益分配和互惠的合作，其可持续性和普遍性在于稳定的相互性，所以与单向给予或自我牺牲的高尚道德无关。伦理虽是为世俗利益分配立法，却具有超越一时一事得失的普遍理性。化为伦理的博弈均衡需要有理性的长期眼光，有对长期共在的理性预期。理性的长期预期意味着对时间、未来、生命以及对无抵押的信任的形而上理解，因此，世俗的伦理却是形而上思维的成就。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尧舜禹汤周公都是伦理学大师，他们都具有“垂衣裳而天下治”的理性意识，即能够意识到：对于建立长期稳定有效的秩序，制度的力量胜过暴力；人人互相有利的制度才是对每个人的安全和利益的可信保证，而只有人人互相有利的制度才能够形成人民自愿自治的效果，从而达到制度效率的最优化，即一种制度的治理能力最大化、自动运行和隐形化。“垂衣裳”的隐喻深意在此。
第四，就博弈的存在论条件而言，对等弱者的关系显然是最大的运气；对等强者的关系虽然也具有均衡性，但又比较危险。人类的理性能力和知识都有限，在某些情景中难免铤而走险，比如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列强大战；更危险的是存在着技术“级差”的强弱关系。现实例子是人类与动物的关系，人类可以轻而易举地屠杀动物；科幻的例子是，外星更高级的文明可以“与你无干”地摧毁人类文明。不过技术“级差”还不是最危险的关系，尽管高级文明可以任意摧毁低级文明，但通常无此必要；最危险的关系是技术“代差”，即属于同技术级别而发展程度不同，比如强国和弱国，拥有相对技术优势的强国大概率地选择帝国主义行为以实现自身的利益最大化。可以看出，在对等弱者的关系中，行为的冒险性最低，所以，对等弱者关系是存在论上的最大运气，也是伦理的可信基础。直白地说，如果互相伤害的行为对各方都是冒险行为，几乎必然导致自己不愿意承受的后果，那么最有可能产生伦理。以上推论似乎解构了伦理的道德光辉，但以上推论不仅在博弈论条件下有效，而且与历史事实高度相似。传统伦理学赋予伦理的道德光辉是一种错位想象，与事实的相似度很低。尽管伦理和道德在现象上十分接近，似乎有着亲缘关系，但实际上各有不同来源，并无相同的基因。从社会功能上看，伦理处理的是利益问题（荀子的洞察是对的），所以伦理能够在博弈论中得到解释。道德却是个人的高尚精神，其来源目前尚无足够可信的解释，或许与宗教或美学追求有某种关系。需要说明的是，ethics和moral的所指都是伦理，含义并无实质差别，只是词源不同而已（希腊和拉丁）。与道德概念更为接近的是arete或virtue，即具有优越性的德性。道德是个人单方面的自我要求，并不蕴含对别人的要求或众人的互相要求。道德意味着一个人为自己选择一个超越利益限制的人的概念，为自己设定了高于自身生命的价值，为自己规定了某种高于自己的超越责任，相当于为自己设定了一种人格神学，所以能够做出人所不及的高尚牺牲，也由此完全区别于伦理的社会性。神秘之处在于，道德精神的吸引力高于物质诱惑是如何可能的？超越的精神通常被归因于宗教，但宗教其实不足以解释所有超越性的精神现象。宗教是外加于人的集体性信仰，也是一种社会化的规训，而道德必须是个人的自律选择，所以只能是个人的神学。对道德概念的误解很可能与语言形式有关。通常，伦理语句和道德语句都不加区分地归为“应然”句式（ought）。伦理语句确实属于应然句式，但道德语句在实质上却是立意句式，就是说，伦理句式是“Ioughttobe…”，而道德句式是“Iwillbe…”。把立意（will）归入应然（ought）是一种范畴谬误，因为两者之间不存在还原关系。tobe或oughttobe的休谟式分类不够细致，未能显示道德概念的特性。康德明白这一点，所以绝对命令句式是由will来定义的。但康德又试图证明“Iwill”和“Iought”两者的一致性，以便由自律的立意能够推出普遍的应然。这个理想主义创意虽有非凡的想象力，可惜与事实不符，而且，在逻辑上说，意志也无法必然推出应该，就是说，意志无法“必然蕴含”（entail）应该，意志至多在真值上蕴含（imply）应该，即单纯计算真值的“实质蕴含”，可是实质蕴含过于宽泛，只约等于“相关性”而缺乏必然的强制性。因此必须承认，立意命题和应然命题之间不存在互相还原关系，不存在合并同类项的条件。伦理学遇到的致命挑战可以归结为：“应然”在实力上弱于“实然”，因此，“应然”对行为的支配力弱于“实然”。没有一条伦理规范的约束力能够胜过权力或金钱的诱惑力，没有一种伦理能够胜过弱肉强食或强权即真理的行为法则。幸亏人人都是弱者，这个存在论运气使得伦理得以存在。在现代可以观察到，科学技术的助力能够造就战无不胜的强者，这是现代对伦理所依靠的存在论运气的严重打击。不过，尽管现实有着太多不可逆的悲剧，但在理论上说，在长期博弈中，技术也会走向某种博弈均衡。可参考我论证的“模仿定理”：每个人都会模仿而习得对手更具优势的博弈策略，而策略创新的速度远远落后于模仿的速度，因此，长期不断的互相模仿终将导致水平对等的均衡，使得任何策略都无利可图。当然，在现实中不可能达到每个人之间的策略均衡，但策略模仿一定会产生至少两个以上的实力相当的对手（比如冷战模式或列强模式），这种策略对等模式可以维持博弈的理性关系。然而问题是，不断缩水的伦理即使得以残存，也不足以保护社会。现代伦理学甚至被逼到试图守住“最低伦理”，但最低伦理意味着所剩无几而无济于事。根本问题在于伦理本身缺乏诱惑力，所以说，伦理没有能力捍卫自身，应然弱于实然也就不足为奇了。至此可以大概看到伦理存活力的谜底了，即应然必须与实然达成一致。这个说法过于抽象，可以更清楚地表达为：应然的行为必须能够获得等于或大于自然行为的有益回报。这个伦理存活原则的要点在于把被康德驱逐出去的“条件语句”或称“假言命题”重新请回伦理学。在社会条件下，这个原则意味着：除非一种社会制度能够保证有德与有利的一致性，否则利益必定打倒道德。宾默尔在批评康德的绝对命令时已经论证过与此等价的原理。因此，伦理确保自身意义的最低条件是保持与利益不矛盾。假如伦理行为总是等于损失利益，恐怕就难以自证合理性了，而且也难以为继。现代社会普遍存在着反伦理事实，以囚徒困境、搭便车、公地悲剧、反公地悲剧为代表，都意味着实然压倒应然的困境。演化博弈论发现，如果把好人和坏人理解为不同种群，那么可以观察到一条种群人口的演化规律：好人或坏人的人口增长或减少是对行为的回报所做出的回应。如果某种行为总是获得丰厚的利益回报，这种行为就被识别为“榜样”，比如说，好人有好报，选择成为好人的人口就会增加；坏人有好报，人们就纷纷变成坏人。既然绝大多数人都通过“算账”来决定行为选择，利益的榜样就必定胜过道德榜样。孔子“德风德草”之论可能是最早的榜样理论，孔子相信君子的行为就是榜样，人民必定效仿君子。在利益、权力和地位都天生给定的贵族社会里，利益、权力和地位无法模仿，因此不是榜样，唯有行为和审美趣味可以学习，于是平民学习君子的道德风貌就在情在理，所以孔子敢说德草“必偃”。但在贵族社会之外的其他社会里，利益、权力和地位都可以通过竞争而获取，这些物质利益的诱惑力大于精神。君子“德风”仍然会是被赞美的对象，却未必会成为行为的榜样，可见孔子理论缺乏普遍性。更具普遍有效性的榜样理论来自商鞅-韩非定理：无论何种行为的利益回报是优厚而可信的，人们都必定模仿此种行为。这个似乎平平无奇的理论实际上包含一个惊心动魄的秘密：即使一种行为是荒谬的或可能产生危险的后果，只要这种行为有着稳定可信的优厚回报，那么必定成为榜样。五、硬制度与软制度与政治制度、法律、税收、交通规则、度量衡和日历等硬制度不同，伦理是软制度。硬制度多为约定，软制度多为俗成。在文明初期，初始制度是尚未分化的综合制度，其基本性质是伦理性的，同时也是宗教性的、政治性的和法律性的。随着制度的细化，大部分能够明确定义的规则逐步分化为政治、法律以及各种实用规则，剩下难以明确定义的规则就是狭义的伦理。
任何制度都默认了某种价值。制度与价值虽密切相关，却是两种事物，并非同一。制度是技术性的，而价值是精神性的，所以制度不等于价值，而是价值的技术性落实方式。一种价值可以落实为多种制度，比如，法律要表达的价值是公正，但除了法律，公正还有多种表现方式；民主要表达的价值是平等，但除了民主，平等也有多种表现方式。同样，伦理是制度，道德是价值，但伦理只是表达了道德的最低标准。按照孔子理论，仁（道德）需要表现在礼（伦理）之中。习礼有助于仁的自我意识，但有礼并不一定就有仁心，可见仁不能还原为礼，或者说，精神不能还原为社会规则。康德深知这一点，所以认为绝对命令区别于与之有些貌似的圣经“金规则”。这意味着，精神不是规则的产物，道德不是伦理的产物。道德的基本性质是自我牺牲，而伦理的基本性质是普遍的合理性，两者的关系是：道德高于并且不低于伦理。如前所论，道德另有尚未被破解的神秘来源。康德从自由立意（will）中推出绝对命令，是破解道德之谜的重要一步，但仍然不充分。目前尚无破解道德之谜的方法，甚至未能充分理解什么是道德。与大多数制度不同，伦理的生长方式十分特殊，其创立期即高峰期，完成创立期之后就逐步而缓慢地进入不断退化的阶段，开始的退化非常缓慢，几乎不可察——以上是推测，下面是事实——但随着经济、政治和法律的发展，伦理退化逐渐加速，到了现代社会，伦理进入崩溃阶段。按照马克思的理解，现代的一切事情都变成唯利是图的交易。伦理显然经不起万事变成交易的挑战。孔子最早发现伦理的退化问题，所谓“礼崩乐坏”。礼崩乐坏的意义不在于批评了新秩序取代了贵族旧秩序的时代性无序状态，而在于提示了一个普遍的理论问题。可以想象，假如孔子看到的只是伦理的更新换代而不是道德水平的下降，即使看不惯也不会痛心疾首，或许还会去研究新伦理的意义。比如说，如果季氏违制之事不是“八佾舞于庭”，而是跳华尔兹，智慧如孔子者，绝不至于“不可忍”，至多觉得伤风败俗（其实也未必，可考虑“子见南子”故事）。孔子不可忍的理由是，八佾之舞代表着伦理秩序，而破坏秩序就触及了伦理的本质。显然，如果只是伦理更新而不是道德退化，就不是值得忧虑的问题。孔子不是古板的守旧者，从来没有拒绝合理化的移风易俗，孔子虽是殷人之后，却在文化上“从周”。不可变革的是事关价值的秩序，如“亲亲”，而正朔、服色、礼仪之类的技术性表现方式，都可以与时俱进（《礼记·大传第十六》）。所以，礼崩乐坏不在于失去了过去，而在于失去未来。伦理的生存基础在于共同体，在于自组织的社会。当社会发展为国家，国家建立的秩序比自发的社会秩序更强有力，尤其是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以及法律的成熟，使社会或民间伦理的权威性和报复能力大幅度萎缩，而失去暴力报复能力的伦理关系也就失去威慑力和约束力。因此，政治和法律的成熟正是导致伦理萎缩的首要原因。失去了暴力威慑的伦理就不再是全功能的规则，而退化为“声誉规则”，即伦理不再具有强制服从的权威功能，只剩下声誉功能，而原来的权威功能都化归为法律和政治制度。由此演化可以推知，不能被归化的声誉正是伦理最后无法被解构的本质。一个人的声誉决定了别人是否愿意与之合作。社会需要建立共同有益的博弈，所谓合作博弈，类似于“建群”来开展某种游戏。一个人可以特立独行，不与他人合作，相当于拒绝“入群”或“退群”，别人也可以因为他无法合作而将他“踢出群”。远早于网络社会，维特根斯坦就通过游戏概念反思了伦理学的核心问题，相当于一个理论化的“入群-退群”问题。维特根斯坦的例子是打球。除了不许作弊耍赖之类的硬规则，打球也有软规则，比如说，人们默认：要玩就好好玩，否则就没意思。假如有人故意瞎打，于是我们会说，别瞎打，这样不好玩。可那个人说，我就乐意瞎打，我自己觉得好玩。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他必须认真打球，只好不和他玩了。维特根斯坦接着提出了严重的问题：在伦理问题上，我们是否可以说“随你便，你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显然不能，因为伦理涉及绝对的价值判断，但维特根斯坦并没有给出最后答案。伦理问题在此有着复杂性：一方面，伦理是全社会甚至全人类的公共游戏，没有自由退出机制，任何人都没有合法权利退出伦理群，也不能声称自己有权定义伦理。这意味着，伦理不是一种个人权利，而是一种普遍义务，因此，违反伦理的行为即使够不上法律惩罚，也必须承担行为后果。另一方面，人可以自由选择行为，有的人就愿意造谣或忘恩负义。在传统社会里，此类行为会受到惩罚，但在现代社会里，惩罚权已经交给了法律，反伦理行为的后果仅限于声誉消散（dissipation），甚至行为者的社会资本被清零。由此可见，在现代条件下，虽然伦理失去了强制性的力量，但仍然意味着集体生活或公共生活的准入资格，而集体或公共生活对于每个人都是一种生活诱惑。如果一个人背叛伦理，就被集体所抛弃，成为边缘人，因此，现代伦理的存在条件是人们加入游戏的需要，或对被踢出游戏的恐惧。作为软制度，伦理的脆弱性在于无力抵抗社会中淘汰伦理的力量，事实如此，“应该的空间”在不断萎缩，或许会最后消失也未可知。如前所述，伦理抗不过个人利益，有利益就有对伦理的背叛。在传统社会里，个人利益严重依赖集体利益，所以伦理水平显得比较高，见利忘义是见不得人的事情。现代社会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市场，个人权利是私欲私利的合法化，自由市场则把一切事物和人际关系定义为交易，个人利益对集体利益的依存度大幅度降低，于是，见利忘义成为常态。追求自私利益最大化被定义为个人理性，这是淘汰伦理的第一种机制。当代的后现代社会进一步发展了淘汰伦理的第二种机制，通常概括为“权利高于善”，权利因此不断膨胀、扩张和增殖，而且借助政治正确的概念来加倍压缩伦理空间。权利的单方面增殖打破了权利和责任的对称性和平衡，而打击责任就是打击伦理。淘汰伦理的第二种机制更为严重，任何自私欲望都能够申请为权利而获得合法性因而势不可挡。淘汰伦理的社会灾难恐怕并不遥远。以政治正确为名的权利诉求在逻辑上蕴含着一个灾难性的悖论：如果某一种特殊诉求有合法理由成为特权，那么任何一种特殊诉求都有等价的理由成为特权。比如说，假定确认某些“接近有意识的”动物应该有类似人权的动物权利，以类似理由推之，很快就应该确认所有动物的权利，进而还应该确认植物以及所有生命的权利，最后的结论是，人类不能吃任何东西。这个推论当然是不讲理的，可是，认为人们喜爱的某些动物必须有动物权利而其他动物却没有资格，这个规定更不讲理。不讲理的规定必然引出不讲理的推论。事实上没有必然理由规定野生动物的生命高于人工饲养动物的生命，更没有理由证明狗的权利高于猪牛羊。本来人类对动物有着“自然正确”的态度，一旦把属于人的政治概念滥用于动物，以“政治正确”代替“自然正确”，必定产生无法自圆其说的种种范畴错误。在人的问题上也存在类似问题，人类本来对人的优点（arete）有着自然正确的理解，如果以政治正确的标准来取消自然差异而认为天才和白痴、贤良和愚昧、健康和残废等在价值上等价，也就取消了善的概念。如果“政治正确”或“权利高于善”成为普遍有效的命题，就意味着伦理学的终结，这两个原则完全废掉了伦理学。政治正确不仅导致理论性的悖论，而且也必定产生实践上的悖论：（1）既然每个群体的每种政治诉求都有理由成为特权，就无法确定何者的特权应该优先，而且众多群体的诉求往往互相矛盾，社会必定陷入选择的困境；（2）如果所有特权都必须得到满足，社会、政治和经济必定一起崩溃，因为人类的资源和能力根本供养不起那么多的特权。不考虑存在论条件的政治都是反政治，也是反伦理。政治正确源于追求平等的反歧视运动。追求平等本来是伦理正当的，但被政治正确扩大化为一切事情的平等，就使应然主张脱离了实然基础，因而很可能导致无法承担的后果。平等是善，而绝对平等则是恶。从逻辑上说，如果无歧视也就不存在价值。任何价值都在于排序，而排序意味着歧视，一旦取消了价值排序，价值就消失了，就是说，价值的存在论基础就是不平等，如果一切平等，价值就失去立足之地。其中道理类似于，如果每个数目都等值于1，就不存在数量了。政治正确取消了价值的立足之地，也就否定了伦理学的地位。在实践上看，事情就更严重，假如真的出现了取消一切不平等的社会，那将是文明的“热寂”之死。取消了价值就没有任何事情需要努力了，文明将难以为继。取消一切不平等是反自然的努力，可是，违背自然需要一个天大的理由。经过现代算账制度和政治正确意识形态对伦理的双重淘汰，伦理学所剩空间已经非常狭小。按照推想（未必为真），超级人工智能和基因技术将重新定义人的概念，将创造在能力上和生命上远超人类的新人。在生物学上，这可能将是人类的存在论升级，意味着人类重新进入一种全新的初始状态，但那很可能是文明的重新野蛮化（re-barbarization）。一个不祥的预兆是，无论从经济学还是政治学的原则去看，人类升级都不可能是包括每一个人的普遍升级，也不可能是包括大多数人的集体升级，而大概率会是保证少数人利益的精英升级，而那些变成绝对强者的“精英”很可能不再需要伦理或道德，伦理将成为超级文明的无用甚至有害的冗余。如果对伦理的最后一击真的来临，也并非令人诧异之事，因为伦理现在就已经名存实亡。六、伦理学的机会伦理是最接近理性本身的行为规则。康德的绝对命令是最纯洁的伦理，是实践理性的完美表现，但并没有达到道德的概念。道德高于伦理，因为道德是对完美人格的追求，是卓越精神。尽管尚无关于道德的可信解释，但可以确信，正因为存在着道德的精神维度和道德的人，所以人类有动人的故事，所以生活才有奇迹。道德虽高于伦理，但伦理却是保证道德得以持续存在的社会环境。如果没有伦理所提供的制度性和社会性的保护机制，道德就只是偶然发生而难以持续的个人现象。关键在于，道德自身无法成为制度而只是一种意识现象，而只有制度性的存在才有稳定的保证，因此，道德的存在必须依靠伦理的制度性和社会性支持。
伦理是隐形制度，政治、法律和经济制度是显形制度。隐形的制度对于文明的重要性在于，只有隐形的制度才有可能深入人心而化为内在制度，即化制度为精神。伦理的退化意味着制度精神性的退化，人类的制度正在失去精神性——或者已经失去精神性——而变成单纯技术性的制度，有效率而无意义。这是伦理和道德的危机。如果一个文明足以赋予生命以意义，能够解释行为的价值，这个文明本身必须成为一个神话，即能够在形而上的维度上为生活赋予精神性。道德伦理也许不是人类的最大成就，却是最大的奇迹。道德伦理是维持人类文明神话性的保证。
伦理正在消失，伦理学在讨论将不存在的事情。如果伦理学还有机会重新成为哲学的反思，首先必须承认当代伦理学已经失去为伦理进行解释和辩护的能力，当代对伦理的解释和辩护几乎无法避免地成为政治正确的宣传而失去反思性，而失去反思性就失去了哲学性；然后，伦理学需要转向——或回归——伦理学的形而上问题，去反思任何价值，或反思任何秩序、制度和游戏规则的合理性，从而发现重建人类精神性的机会。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反思才是伦理学永远不会被剥夺的问题领域。
原文刊登于《道德与文明》年第期张宇燕：新冠肺炎疫情与世界经济形势内容提要：新冠肺炎疫情对年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各主要经济体均出现经济增速陡降、失业率上升、贸易与跨境投资减少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异动等负面反应。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先后采取相应财政与货币政策纾缓困境、提振经济。但在世界经济增长缺乏动力、常规货币政策实施空间极为狭窄的局面下，非常规货币政策极有可能造成主要经济体资本市场巨幅波动，并产生严重的负面溢出效应，给全球经济长期增长带来更多不确定性。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链加速调整成为世界经济实体层面的重要议题。展望年世界经济走向，疫情能否被成功控制仍然至关重要，同时将受宏观与微观层面各种非疫情因素扰动。未来，中国将努力发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和中欧投资协定的带动作用，为全球与地区经济治理、世界经济恢复与发展作出应有贡献。
关键词：新冠肺炎疫情；世界经济；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全球供应链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对年世界经济造成巨大冲击，并且因受冲击程度不同带有明显的地区差异。面对疫情，各国政府或经济体均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应对措施并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效果。在全球经济出现脆弱和不平衡复苏的同时，金融危机后出现的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债务、高资产价格和高收入差距等问题进一步加剧。疫情演化中蕴含的不确定性、主要经济体的韧性和政策走势及其溢出效应、全球和区域经济治理及大国竞合发展态势，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年世界经济的基本面。
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的全球经济
疫情对世界经济带来的巨大冲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各经济体经济增速陡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年10月发布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中指出，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为-4.4%，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最低增长速度，这与其一年前对年的经济增速预测值（.0%）形成巨大落差。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对各经济体造成的冲击并不一致，发达经济体整体经济增长率为-5.8%，其中美国经济增长率为-4.%，欧元区经济增长率为-8.%；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经济增长率为-.%，其中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为-4.1%，巴西经济增长率为-5.8%。目前亚太地区经济已开始复苏，但各国复苏速度存在差异。由于本地区主要新兴市场经济的急剧收缩超出了预期，如印度今年收缩10%以上，所以IMF将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预期下调了0.6个百分点至-2.2%。对全球而言，年二季度的经济增长受疫情冲击最为严重。但中国自二季度后期开始强劲复苏，成为主要经济体中唯一保持正增长的国家，预计增速为1.9%。在三季度，由于疫情传播受到一定抑制，加上各国政府迅速采取了规模巨大的纾困政策，许多国家经济亦开始止跌回升，但IMF对全年的经济表现仍较为悲观。随着新一波疫情开始在多国加速蔓延，四季度全球尤其是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步伐放缓，欧洲央行12月中旬预测欧元区四季度将重返负增长。
二是物价下跌和失业率上升。年1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为2.5%，5月同比降至0.1%，11月又升至1.2%。欧洲和日本的情况与美国类似。欧元区调和消费者物价指数（HICP）年10月同比增长0.8%，年8月降至-0.2%，9月和10月均为-0.%，显示出欧元区已经出现通货紧缩。日本则在通货紧缩边缘徘徊。主要新兴经济体的通货膨胀亦走出了相同的轨迹，其中，中国CPI从年11月到年11月期间下降了0.5个百分点；就连多年通胀严重的阿根廷，其CPI亦从年9月的50.5%降至年9月的6.6%。与物价水平波动相比，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失业率波动幅度更大。年2月美国失业率仅为.5%，到了4月蹿升至14.7%，后降至11月的6.9%。欧元区和日本的失业率波动与美国相似。主要新兴经济体中，俄罗斯的失业率在年9月至年9月一年间上升了1.9个百分点，达到6.4%。中国失业率则从年12月的5.2%升至年2月的6.2%，后随着疫情受控和经济复苏又降至11月的5.2%。各国不同产业和群体受到的冲击存在较大差异，其中低收入者、青年和妇女受到的冲击最大，贫困人口处境进一步恶化。据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估计，拉美地区极端贫困人口年将增加万，达到万。
三是贸易与跨境投资减少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异动。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年9月发布的《贸易和发展报告》显示，年全球商品贸易较上年下降1/5，全球外国直接投资较上年缩减40％。在利用外资方面，年1—11月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逆势同比增长6.%（以美元计价为4.1%），在主要经济体中一枝独秀。除疫情冲击外，一些国家奉行的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政策也对贸易与投资造成持续负面影响。年中国输美产品平均关税率高达19.%，仅在12月美国商务部以所谓“违反美国国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行动”为由，将包括中国企业在内的77个实体列入所谓“实体清单”。与经济增长止跌回升的局面类似，年大宗商品价格经历了过山车式的跌涨。年11月布伦特油价6美元/桶，年4月跌至19美元/桶，后振荡上升至12月中旬的49美元/桶。矿产品中的铁矿石价格在下半年飙升，主力合约价格创出铁矿石期货年上市以来的历史新高。大宗商品中的粮价虽然没有经历金融危机期间那样的大起大落，但也出现了先降后升态势。联合国粮农组织年1月粮食价格指数（FFPI）为.5，到5月降至全年最低点91.0，随后一路攀升至11月的.0。其中，谷物价格相对稳定，在1月、5月、11月的指数分别为.5、97.5和.4，后者为4年以来的最高点。
四是发达经济体资产价格止跌回升、美元走跌和各国债务迅速扩张。年月美国股市出现4次熔断，金融恐慌迅速蔓延。接着美国等主要经济体中央银行立即推出超强度常规特别是非常规宽松货币政策救市。随着海量流动性的注入，美国股价一路震荡攀升，连创历史新高，一年内高低点相差约2/。尽管没有回到年初价位，但欧洲各大指数同期亦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回升，并和美国股市一样进入了高位振荡期。与资产价格止跌回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美元指数的反向运动。疫情暴发初期，美元指数短暂上升后一路下行，并于12月17日跌破90，为8年4月以来最低点。美元指数下行伴随着黄金价格大幅振荡上扬并突破美元/盎司关口，后来虽有回落但仍在历史高位徘徊。此外，面对突发疫情，各国均采取了各种应急对策，从而使全球政府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GDP）比重从年的8.%升至年的96.4%。其中，发达经济体政府债务与GDP之比从年的%升至年的%。美国大力度财政纾困政策把财年预算赤字推升至.1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15.%，为二战结束以来最高。截至12月初，美国国债余额达到27.4万亿美元，约为GDP的10%。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全球企业债务和居民债务也在不断攀升，与政府债务相加后，全球债务将在年底达到万亿美元，为GDP的65%，再创历史纪录。
主要经济体采取不同政策应对疫情冲击
为应对疫情冲击，各国政府采取了不同形式的临时性财政和货币政策。在财政政策方面，以美国为例，年月国会通过了总计2万亿美元的《新冠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CARESACT）。随着第二波疫情于年四季度开始在北美和欧洲等地肆虐，各经济体进一步加大纾困力度在所难免。12月下旬美国参众两院先后通过一项亿美元的新冠援助法案以及1.4万亿美元的政府拨款议案，主要用于现金发放和失业、小企业、大中小学、儿童保育、交通运输、家庭租金等领域的救助。欧盟方面，4月上旬欧盟成员国财长就亿欧元一揽子抗疫救助措施达成协议。12月10日，欧盟国家首脑在欧盟峰会上最终批准了讨论已久且不断调整的1.85万亿欧元预算与刺激计划。此协议不仅以共同债务方式为亿欧元（约合亿美元）的抗疫援助基金提供了资金来源，也为欧盟—年1.1万亿欧元的7年预算案的实施铺平了道路。中国则于5月宣布发行抗疫特别国债1万亿元。尽管国际社会对相关国家救助政策推出时机、规模、执行力度和长期影响等方面的评判声音杂多，但整体而言，各经济体采取的财政救助政策在维持经济和社会生活运转上发挥了直接且显著的作用。
在货币政策方面，年前11个月，世界各经济体央行共降息次，各主要发达经济体央行继续维持超低利率政策，如美国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0%至0.25%区间。除了降息和维持低利率外，常规货币政策还包括盯住通胀目标等。年8月底，在美国堪萨斯城举办的全球央行年会上，美联储宣布对长期目标和货币政策策略声明进行更新，将致力于实现通胀率位于“对称性的2%目标”附近的表述修改为寻求实现“2%平均通胀率”的长期目标。实行平均通胀目标制意味着美联储可以用未来通胀的“余额”补偿过去的“差额”，在有限的降息空间里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的容忍度为货币政策提供额外的空间，以应对逐渐增大的通缩风险。然而，这类货币政策新框架能否实现预期效果尚存疑问，甚至还有可能带来一些副作用。
首先，与原有框架相比，此次调整既没有引入新的货币政策工具，也没有直接调整利率，而是力求通过引导通胀预期来实现政策目标。自上一轮经济扩张周期开启以来，美国通胀率在大部分时间都低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市场对美联储未来通胀超调的预期和控制通胀能力的信心。其次，美联储在本次声明中虽然明确引入平均通胀目标概念，但并未披露该目标制的具体计算公式等更多相关细节。这意味着美联储可以主观地选取特定时期进行估计，“技术性”地调整出符合美联储期望的平均通胀水平，从而使原本明确的泰勒规则被可主观调整的新规则所替代。这种做法增加了美联储政策的不可预见性，降低了新框架下货币政策操作的透明度，并终将削弱美联储的信誉。再次，为了向市场释放充裕的流动性，疫情后美联储的资产购买标的将进一步扩大至企业债、商业票据等，其行为势必超越“最后贷款人”的职能范围。同时，为了保证财政救助所需资金，美联储一方面需要大规模购买国债，另一方面通过维持低利率来降低债务成本。这样一来，货币政策便与财政政策深度捆绑，从而削弱美联储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对市场的调控能力，最终难以实现其恢复美国经济内生增长的目标。
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美欧日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常规货币政策实施空间极为狭窄，它们在应对疫情冲击期间主要依靠包括量化宽松、控制收益率曲线、负利率与零利率、大银行定向放款和所谓“直升机撒钱”等非常规货币政策。面对二战结束以来最猛烈的外生冲击，美联储宣布实行无限量、无限期的量化宽松政策，至少以目前速度继续增持国债、机构抵押支持债券和其他垃圾债券等各级别债券。上述举措使得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从年1月6日当周的4.2万亿美元迅速升至6月底的7.1万亿美元。照此速度，年底美联储资产负债规模将扩大至10万亿美元。同时，在欧洲央行、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进一步扩大量化宽松规模的影响下，更多新兴市场随之跟进，将公债收益率目标控制在零左右，以此补充量化宽松政策，并在各国发行更多债券时压低借款成本。目前来看，随着美联储、英国央行等名义利率处于或接近0%，相关国家央行回归负利率政策并非不可能。欧洲方面则选择向大银行定向放款。欧洲央行的定向长期再融资操作已经以-1%的利率向银行提供了约1.5万亿欧元的贷款，不接受负利率的国家未来可能会采取这种定向放款路线。此外，还有一些非常规政策正在酝酿中，如利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相互交融的理论中间地带，相关业内人士提出只要低通胀低利率能够让央行将借贷成本保持在低位，政府就可以在医疗、教育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放手支出而不必担心债务水平，这一提议或将推动更多经济刺激举措出台。
主要经济体非常规政策对未来世界经济的影响
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采取的各种非常规政策在产生积极效果的同时，也给全球经济长期增长带来了不确定性。从全球来看，尽管实体经济复苏和宽松的货币政策将对资产价格形成一定支持，但风险资产价格同经济前景和信贷质量恶化相脱节的现象依然存在。彭博巴克莱全球综合指数显示，年12月10日全球负收益率债券总量达18.04万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此数值占全球投资级债券的27%，逼近8年8月上一峰值的0%。据法国外贸投资公司（NatixisInvestmentManagers）对机构投资者的调查，有一半以上受访者认为负收益率债券数量在年还会增加。出现此种情形的直接原因在于各国政府和企业发行债券数量剧增，投资者对评级最高债券的需求火爆。可以预见的是，为了寻求尽可能高的回报率，许多投资者将铤而走险购买大量风险资产。美国股票市场的火爆在市盈率大幅上升中得到了充分体现。道琼斯工业指数、标普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的市盈率从年初的22、24和升至11月16日的29、5和69。同期其他主要国家的市盈率也大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上升。与此同时，疫情冲击与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叠加大幅度推升了美国房地产价格。美国凯斯-席勒（Case-Shiller）20城综合房价指数从年2月的升至10月的2，10月美国房屋销售量创下年以来的最高点。经济萎缩与资产价格快速上涨并行，意味着全球资本市场在未来一年多出现巨幅波动不是小概率事件。主要经济体资本市场大幅波动势必对其他国家和地区产生负面溢出效应，并由此激起负向反馈。
在疫情冲击下，全球供应链加速调整成为世界经济实体层面的重要议题。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年8月报告估计，全球企业可能在未来5年内将其全球产品生产的1/4转移到新的国家，其中包括超过一半的制药和服装生产，受影响的商品总价在2.9万亿—4.6万亿美元之间，约为8年全球商品出口的16%—26%。全球供应链在年成为产官学共同 此外，年全球经济中美元汇率的“异常”变动尤为值得
年世界经济前景展望
新冠肺炎疫情能否被成功控制将直接影响年全球经济走向。正面消息是美国、欧洲和中国等研制开发的疫苗在年一季度应该可以实现大规模接种，下半年疫情受到有效控制或演化为普通流感应该有七成以上把握。从历史上看，重大传染病的暴发持续期大多为2年左右，而且是来无影去无踪。这或许可以被视为保持乐观的一个理由。与此同时，主要经济体的决策者都将延续财政纾困政策和与之密切捆绑的超级宽松货币政策，并且已经为此做了充分的理论准备。负面消息是年12月英国出现了新的、传染性更强的变异病毒，以致于伦敦开始“封城”。欧洲央行据此已经下调了年欧元区GDP增速预测值1.1个百分点至.9%。年世界经济很大程度上将会在坎坷中实现复苏，主要发达经济体一季度有可能重现收缩，随后在二、三季度加快复苏步伐，全球复苏将从V型转换成不规则的W型，就业、物价、贸易、资本与外汇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等因素也会随疫情发展而发生相应变化。相对而言，世界经济复苏的程度和非疫情扰动对复苏的掣肘难以确定。值得注意的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达成使得世界最大自贸区在年11月正式成立。同时，IMF《对外部门报告》对全球最大0个经济体的货币和失衡情况进行评估显示，年全球经常项目净余额占GDP比重连续降至2.9%，凸显世界经济的平衡性在不断上升，其中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年约为1.%，与其经济基本面相符。综合以上判断，年全球经济增长率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或将达到4.5%。
即使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或当前病毒演化为普通病毒，年世界经济复苏仍将面临各种非疫情因素扰动。世界权威金融分析机构标准普尔在年11月中旬发布的报告中指出，与年相比，尽管全球银行业整体状况更加健康，但该机构目前仍对全球1/的银行持“负面”展望，年可能是全球银行业面临自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为艰难的年份。报告指出，全球银行业短中期将面临以下风险：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受到全面控制之前，持续受到压力的银行信用评级可能会下降；二是各国政府将陆续结束对受疫情影响部门的援助，这些短期援助可能增加企业和家庭负债从而使它们难以在正常时期融资；三是企业债务的持续增长和更多的违约，将使银行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承受巨大压力；四是房地产市场潜在问题增多且严重性被低估，如更长的支付租金周期和抵押期限、银行抵押贷款协议的重新谈判、超低利率以及疫情加剧给业主带来财务困境等问题，掩盖了资产质量问题。
政策风险的上升很可能成为年扰动全球经济复苏的另一个因素。市场、学术界和政策部门对未来物价走势的观点存在对立且辩论激烈。一种观点认为后疫情时代世界将进入通胀期，主要理由包括：一是天文数字的流动性注入经济后导致货币供应量急剧增加；二是主要央行均奉行超宽松的货币政策；三是大规模纾困政策推动家庭财富上升并将最终转为居民消费；四是疫情冲击供应链可能会导致供应短缺；五是导致过去0年通胀紧缩的劳动力供给大幅增加，现已逆转为老龄化加速和工资水平上涨。如果年主要发达经济体通胀水平超过5%甚至达到10%，各央行则不得不采取行动进行干预。无论是加息还是退出量化宽松，如果各央行推出政策的力度或时机有所偏差，则很可能打断缓慢、不确定和不均衡的经济复苏进程。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后疫情时代物价将下跌，主要理由包括：一是尽管全球货币流通量剧增，但货币流通速度却大幅放缓；二是受疫情冲击，居民对未来的恐惧感上升，导致家庭消费趋向保守；三是失业率升高导致的劳动力市场宽松和设备利用率下降为扩大供给创造了条件；四是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实施的量化宽松政策并未引发此前普遍预期的通胀。有观点对此反驳指出，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施行的量宽政策推高的是资产价格，而伴随本次危机上涨的则是工资，二者性质不同。年世界经济充满不确定性。鉴于近十多年来财政政策特别是货币政策的实践已经远远超过以往，未来宏观经济学的发展也将超出当下教科书的范畴，因此能否对通胀或通缩作出准确判断是各国货币政策制定者面临的重大挑战。
除了微观层面的风险外，全球资本市场和外汇市场蕴含的风险亦不容低估。尽管股市和房市出现超过20%大幅振荡的概率在1/以上，但由于资产价格和实体经济之间的关联度已今非昔比，故资本市场波动的影响力需要打些折扣。更让人忧虑的还是美元汇率走势。虽然影响美元汇率涨跌的变量甚多以致难以作出准确判断，但未来两年美国延续已有货币政策似无悬念，美联储采取流动性大放水从一定意义上讲已经是别无选择，故美元走跌的可能性很大，除美国外的个别国家也可能出现严重货币危机。与此同时，不排除个别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因违约引发连锁式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性。在全球与区域经济治理方面，围绕世界贸易组织改革问题，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合作与竞争关系将继续强化，改革前景难以预料。12月0日，中欧领导人共同宣布如期完成中欧投资协定谈判，再加上RCEP逐步落实，至少从贸易投资领域来看，世界经济复苏的曙光将更加明亮。
文章原载于《当代世界》年第1期
张宇燕：新冠疫情与世界格局 如果我们把此次疫情粗略地假定为一次短期巨型冲击，那么就世界格局问题而言，我们就必须同时思考两件既相互关联但又彼此相异的事：一是疫情对当下世界格局造成了什么样的和多大程度上的冲击；二是未来世界格局因冲击的力度和形式而显露出的最可能的演化路径。总体而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改变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开启的历史进程，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特定方式在某些方面加速或延缓了这一进程。此次疫情作用于现有历史进程的加速力或迟滞力突出地体现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世界产业链的“客观”断裂上。相对于产业链的“客观”断裂，“主观”上的断裂更值得警惕。主导国家间的博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安全的程度与方向。尽管就目前态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但疫情已经昭示：除了同舟共济并肩前进，人类不存在其他选择。 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大流行是史有前例的。一百年前人类便经历过一次类似的全球性大流行病。欧洲殖民者在征服美洲的过程中更是因为所谓“免疫优势”，使90%以上印第安人因其带来的疾病失去生命，而在此之前欧洲因为肺鼠疫传播减少了1/-1/4的人口。此次疫情不仅事先有警告，而且给出警告的机构具有相当的权威性。由世界卫生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共同筹备的全球备灾检测委员会（GPMB）于年7月发布了题为《全球处在危险中》的报告，明确指出目前存在暴发一场席卷全球、可能导致0万人丧生的大规模流行病疫情的现实威胁，但世界各国在各个层面都缺乏持续的政治意愿去做预防准备。然而，流行病属于典型的“小概率大影响事件”，即便史有前例、即便警告声不绝于耳，事先要求人们做出牺牲严加防范并不现实，因为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大概率大影响事件”需要应对。仅就公共卫生健康而言，目前每年全球死于心脏疾病的人数就接近万。换言之，在资源有限、概率小且难测的情况下，将注意力集中在“大概率大影响事件”的防范与应对上，既应该是思维底线也有其合理成分。 尽管历史不等于未来，根据经验进行的预测误差可能很大，但仍是我们思考未来的基本依据之一。历史告诉我们，尽管前面提到的几次超大规模疫情突如其来且汹涌澎湃，但持续时间都不很长，两年左右便销声匿迹，因而对人类的损害虽然巨大但基本属于短期冲击。经过一段时间修复后便重回原有历史轨道。当然，即使同样是短期冲击，持续6个月和持续12-24个月的后果也将有着天壤之别。如果我们把此次疫情粗略地假定为持续2年左右的短期巨型冲击，那么仅就世界格局问题而言，我们就必须同时思考两件既相互关联但又彼此相异的事：一是疫情对当下世界格局造成了什么样的和多大程度上的冲击；二是未来世界格局因冲击的力度和形式而显露出的最可能的演化路径。 总体而言，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并未改变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开启的历史进程，其对世界格局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以特定方式在某些方面加速或延缓了这一进程。冷战结束标志着美苏两极结构让位于单极世界，标志着一个地域上较完整、规则上较统一的世界市场首次现身于人类历史。随之而来的全球化加速向深度和广度迈进，其间“一超多强”格局也逐渐定型。“9·11”事件作为冷战后历史进程的一个“巨扰动”，在给既成世界格局冲开了一道裂痕的同时，也给风风火火的全球化投下了一道阴影。尽管如此，世界仍沿着冷战结束形成的历史惯性在原有轨道上继续前行。如果说“9·11”事件对冷战后世界进程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迟缓全球化的速度和转移霸权国 此次疫情作用于现有历史进程的加速力或迟滞力突出地体现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的世界产业链的“客观”断裂上。物资、人员和服务等要素的跨国流动因控制病毒传播而停顿，从而彰显了现有产业链过长、过细带来的脆弱性和不稳定性。随着各国应对产业链危机的举措依次出台，本国、双边或区域等小范围“自力更生”局面便有可能逐渐形成，其惯性势必延续到疫情结束，乃至最终常态化。那些决心以更大规模和更高水平向世界开放的经济体，出于最小化产业链断裂风险的考虑而采取的防范措施，在一定条件下也可能使产业链进一步通向“脱钩”。这种为了规避“脱钩”风险却又强化“脱钩”的事与愿违机理，可称为“脱钩悖论”。 相对于产业链的“客观”断裂，“主观”上的断裂更值得警惕。冷战后20年全球化的特征之一在于分工和专业化生产在全球铺开并创造了巨额贸易收益。中国从中获益颇丰，成为全球产业链的主要基地，并从一个单纯的垂直分工参与者逐渐变为高科技的水平竞争者。中国成功控制住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为最终战胜这一人类共同敌人做出了巨大贡献与牺牲。然而令国外部分人士担忧的是，中国抑制病毒传播初战告捷显示出中国在不远的将来实现“弯道超车”的可能性大增。有鉴于此，带有浓重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色彩的保证“产业链安全”的呼声在其他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鹊起，并大有让“稳定”盖过“利润”的势头。原来主张通过建章立制把中国锁定在全球产业链中低端的势力，在产业链“客观”断裂的现实面前也已开始改变态度，甚至主张与中国实现产业链全面“脱钩”。在此背景下，在全球产业链“客观”断裂和“主观”断裂的共同作用下，发达国家与中国正在形成两个平行体系的景象正变得愈发清晰。换言之，美国和中国正在开始形成两个“异质”的“全球化”动力之源。 疫情冲击下的各经济体内部情势演化是影响未来世界格局走势的重要决定力量。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为了挽经济大厦于将倾而施行非常规政策，在收到短期效果的同时为下一次危机埋下了种子。这便是表现为“三低三高”（即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和高债务、高资产价格、高收入差距）的脆弱经济在新冠肺炎疫情出现时一触即溃的基本原因。面对股市巨幅震荡，主要经济体尤其是美国采取了无底线的救市行动，并暂时稳定住了金融市场。然而，这种带有饮鸩止渴性质的做法非但没有解决以“三低三高”为表、以深层结构矛盾为里的痼疾，反而让现有包括经济风险和社会分裂等在内的痼疾得以延续和强化，从而让目前的危机成为未来大崩溃前的一次真实预演。对一些国家特别是那些中低收入脆弱国家而言，此次疫情可能对其基本民生带来摧毁性冲击，并可能产生社会失序、政府失能、边境失效的局面，甚至不排除生物病毒和社会动荡同时跨境传播的可能性，进而给日益脆弱的全球产业链以沉重一击。 透过产业链看未来，世界格局走势大体上有四种可能情景：一是新冠肺炎疫情将现存多边或诸边抑或全球或区域体系冲垮击碎，世界各国以邻为壑，甚至进入丛林战争，霸权国家将更加肆无忌惮，强权即真理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从旧秩序废墟中形成新秩序将持续数十年。所幸此种情景出现的概率极低。二是多边或全球体系全面坍塌或名存实亡，全球化借以前行的多边合作与区域合作两个轮子只剩下一个，以主要国家间博弈为特征的世界多极化呈现出区域集团化态势。区域主义本身同时也将进行重组，有些地区合作机制会得到加强，有些会被创立，有些则被改组，而且不排除有些将走向消亡。三是出现两个（或三个）平行体系，它们以产业链“脱钩”为标志，结果是肢解或淡化了多边体系。其划分标志多重，主要包括对体系规则的理解和执行、经济体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也涉及地域与文明背景等因素。如按经济实力、科技水平、人口规模和人力资本等指标衡量，平行体系又可进一步区分为平衡的平行体系和不平衡的平行体系，亦即各体系综合实力对比总体上旗鼓相当或强弱明显。四是再全球化进程得以启动。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世界共同的敌人，特别是其带来的短期巨大冲击力让人类开始警醒，深切感受到所有人都在同一条船上，早就结成一个命运共同体，我们应该做并且能够做的，就是携手并肩巩固、完善和创新现有全球多边体系。 在新冠肺炎疫情结束之后，历史将回归常态。情愿也好不情愿也罢，人类正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上。尽管疫情加剧了逆全球化的趋势，但做出选择的还是人类自己。主导国家间的博弈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生存、发展与安全的程度与方向。尽管就目前态势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任重道远，但疫情已经昭示：除了同舟共济并肩前进，人类不存在其他选择。本文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年第4期张宇燕：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世界一直处于不断变化的历史长河之中。过去一个世纪人类经历的大事可谓多矣，仅世界大战就爆发了两次，接下来还有冷战、伊斯兰和基督教之间的文明冲突，以及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创新。然而更为深刻的变化，恰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则是“我（中）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1]。对人类所处时代做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下简称“百年变局”）如此重大判断，揭示出人类今天正在经历的沧海桑田及其对未来发展的影响，要超过前一世纪人类经历的天翻地覆。此判断在8年6月一经提出，便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一些非常积极热烈的讨论。本文试图从下述八个维度阐述一下对百年变局的理解。
大国间力量对比发生深刻变化
百年变局中最为关键的变量在于世界上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主要国家间的力量对比经过了不断变化，逐步累积起的量变转化成某种程度上的质变。国家力量大小可以通过很多指标来衡量，其中最综合也是最常用的指标可能还是经济实力。就经济实力而言，中国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发展非常迅速。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美元，8年则接近1万美元。特别是最近十几年间，中国发展之迅速在某种意义上大大超出了中国人自己的预期。5年中国的GDP按照市场汇率计算不到日本的1/2，0年中国的GDP开始超过日本，4年达到日本的两倍，按照目前的增长速度，年可能是三个日本的量。四十年前中国GDP约为美国的2/0，到了8年则变为2/。[2]中国与世界霸主美国在经济总量上快速接近，同时中美两国与排位第三及以后的各国日益拉开距离，恐怕这是理解中美关系最近几年进入质变期的基础[]。
在中国学术界，部分学者对2/情有独钟，他们倾向于认为，如果世界上最大的两个经济体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之比达到了∶2，那么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往往随之发生深刻且朝向冲突对抗的变化。在二战以来的七十多年间，中国不是第一个达到世界超强国美国GDP的2/的国家。在中国之前，日本和苏联的GDP都曾经达到过美国的2/。然而，不管是日本还是苏联，当其经济规模达到美国的2/的时候，美国对其政策都迅速做出了重大调整。尽管手段各不相同、实施强度各异，但结果便是我们看到的，8年日本和俄罗斯与美国的经济规模之差今非昔比，日本只占美国的不到1/4，俄罗斯为美国的1/14。这或许就是“修昔底德陷阱”[4]受到全球普遍
技术突飞猛进既是百年变局的基本内容也是导致百年变局的基本推动力量。进入21世纪以来，全球科技创新进入空前密集活跃的时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技术进步日新月异，特别是网络信息等与数字相关的技术发展尤为迅速，从而引起了生产、流通、分配和就业等各领域的连锁反应。制造业的自动化或流水线曾经创造了大量全新的就业岗位（比如工程师），而今天的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在摧毁大量服务业岗位的同时大致不会创造出足够的新岗位。正是这类全新问题诱使《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作者德隆·阿西莫格鲁等经济学家接连发表多篇相关论文[5]。麦肯锡咨询公司估计，到年全球将有8亿个工作岗位被机器人所替代，而从理论上讲，几乎所有的工作岗位都有可能被日趋廉价的人工智能所取代。
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各国政策比起来，技术进步还被学术界认定为导致各国内部收入差距加大或工薪阶层收入增长停滞的重要原因。按理说伴随技术进步而来的应该是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快速提高，可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事实却是恰恰相反。无论是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还是在主要新兴市场国家，21世纪以来的劳动生产率增速一直在下滑，这与庞大的研发投入形成鲜明对照。这一现象已被经济学家们称为“生产率之谜”，并无疑将对全球经济长期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技术飞速变化正在开始改变战争的形式与性质。据《经济学家》报道，随着数字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大量使用，与实体战线并行的数字战线被开辟出来，“致命自主武器”（LAWS）的研发与大规模部署，不仅将彻底改变军人在人们心目中的传统形象，而且还会引起一系列的伦理问题：智能战士是否是杀人凶手？[6]与此同时，所谓“灰色地带”已经成为新一代军事专家热衷讨论的概念，其含义是在实施侵略或胁迫的同时不引致事态升级和规避严重报复，换句话说难以确定真正的责任方，比如网络攻击或宣传颠覆等。[7]颇值得深思的是，世界快速网络化使国家间权力结构深受影响。网络世界在推动分散化或分权化的同时，又让美国等网络主导国家拥有巨大的网络权力，并具体表现在对他国的全景监控（panopticons)和阻断（strokepoints）优势之上。这种优势不仅具有自我强化性质，而且有可能被网络霸主当作武器加以使用。[8]
民众权利意识普遍觉醒
网络技术发展和普及的一个明显结果，是断崖式地降低了通讯成本、大幅度拓展了传播容量、大大加快了传播速度，从而极大地方便了人们获取信息、接触新观念和相互交流沟通。随着人们对自身权利认知的加深，对如何获取这种权利路径的明晰，随信息技术发展而来的人们权利意识觉醒，已经成为当今时代演化的一个重要社会力量。正是民众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民粹主义以及民族主义在一些国家开始形成气候并广泛和深入地浸透到政治与外交实践。在欧洲，人们看到了意大利极右翼势力的不断壮大；在拉美，人们目睹了巴西版的“特朗普主义者”上台执政。有识之士均对此忧心忡忡。
数字时代的另一个后果是社会的撕裂。网络世界的信息爆炸使得受众在面对海量讯息时无所适从且
人类经历过两次网络兴起或革命，一次是15世纪40年代古滕贝格发明活字印刷后思想在欧洲迅速传播，另一次是20世纪70年代计算机和互联网极大地提升了人类的互联性。在《广场与塔》[10]一书中尼尔·弗格森得出的结论是：特朗普当选、伊斯兰国兴起和年金融危机，与法国和美国大革命、宗教改革运动类似，都发生在网络处于上升时期，联成网的世界将陷入无政府动乱状态。
人口结构变化复杂深刻
人口结构可细分为年龄结构和族群结构。当今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不同程度地经历着人口老龄化，其中以日本和欧洲为甚。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新兴经济体，老龄化进程也已经开启。人口老龄化涉及一系列问题，包括社会保障体系的可持续性、政府的宏观政策、一国的储蓄与投资、老龄人口的政治态度与投票参与率等。
与人口老龄化并存的还有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年轻化。在非洲、中东、印度等地，人们看到的都是人口爆炸，其中一些国家25岁以下的人口占其总人口的40%~50%。这种高度年轻化的人口结构很自然地带来了极高的青年失业率，进而对社会稳定和资源需求产生巨大压力。与人口年龄结构两极化相比，人口的族群或种族结构变化可能对一国社会融合、政治稳定与对外政策具有更直接的影响。美国皮尤研究中心7年11月发布欧洲穆斯林人口调查数据显示，6年欧洲穆斯林人口从0年的万上升至万，占欧洲总人口4.9%，到0年在中等移民增长情境下占比将达到11.2%，在高移民增长情境下德国的穆斯林人口占德国总人口的比重将达到19.7%。[11]今天美国的新生婴儿一半以上已不再是欧洲裔美国人，年20岁以下人口中一半以上将为非白人。特朗普总统上任不久即颁布“限穆令”并坚持在美墨边界“修墙”以阻挡墨西哥人进到美国，也就不难理解了。
人口族群结构变化的一个自然结果在于族群认同的强化。据《民族与民族主义》作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所说，族群或民族认同的基本特征或功能之一，在于判定哪些人是无辜者哪些人是罪魁，而罪魁必须为“我们”眼前的苦难负责。“我们”痛苦委屈、充满不安、不知未来方向何在，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造成的，而“他们”就是“非我族类”（notus）者，是那些外来的陌生客，因为“他们”是外人，于是也就成为了“我们”的敌人。[12]那些生活在冲突之中的少数族群团体，通常都会拒绝其他群体的示好或容忍，因为确保某些敌人的存在有时是政治智慧的一部分，唯有如此才能有效地维系群体团结。族群认同或族群对立在一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极端情形，便是萨缪尔·亨廷顿《文明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所
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或“去美元化”获得新动力，是过去几年最值得
如果说欧元的创立和伴随年金融危机而来的人民币国际化提速开启了国际货币体系多元化的漫长进程，那么特朗普政府发动 、美国财政赤字加大、美国利用以美元为核心的SWIFT结算系统对全球经济金融活动进行监控并且滥施制裁，则增强了许多重要经济体摆脱对美元持续依赖的决心。8年土耳其开始抛售美元资产。伊朗已经宣布其石油交易的计价预结算不再使用美元并且代之以欧元。俄罗斯在意识到美元已经成为一种有风险的结算工具后，也开始逐步在能源资源贸易中加大使用本币或欧元甚至人民币。上海国际能源交易中心以人民币计价的石油期货交易额稳步增长，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二期全面运行。
金砖首脑会议几乎常被提及的一个话题便是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结果世人看到了金砖国家应急储备安排和新发展银行的创立，以及将来可能出现的金砖加密货币。英法德联合建立与伊朗维持贸易往来的“变通”支付机制或欧洲版结算体系，即“贸易交换支持工具”（INSTEX），以规避美国对欧洲公司的制裁，更是意味深长。对此，8年底高盛前董事长、英国前财政大臣吉姆·奥尼尔在题为《特朗普有选择的经济战》一文中警告说：在某个时刻，美元作为全球支付手段和储备货币的地位可能会受到挑战。[15]国际货币体系事关重大，其何去何从，不仅影响作为美国霸权根基之一的美元地位，也将影响全球经济的稳定性和长期增长，还会影响诸如加密数字货币（Libra）等由巨型科技公司发行的数字货币的未来命运。
国际多边体系进入瓦解与重构过程
世界处于百年变局还表现为现行国际秩序开始进入一个瓦解与重建期。从特朗普政府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到退出《伊核协议》与《中导条约》，再到扬言退出世界贸易组织（WTO）和猛烈抨击北约甚至联合国，美国似乎在抛弃自己苦心孤诣建立起来的战后国际秩序。尽管有人认为美国民主政治体制长期失败所导致的实力衰落、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俄罗斯的复兴乃现存国际秩序垮塌的主因，但占主流地位的国际自由主义者仍以为，现代美国成功故事的关键支柱便是国际同盟体系的建立，今天特朗普正在以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将其摧毁。[16]
尽管有人说特朗普行为非理性，因为从经济学理上讲，打 的后果一定是双输，至少中短期来看是没有赢家的，但特朗普奉行的政策还是有其内在逻辑。四十年来，美国名义人均GDP增加了5万多美元，其主要原因之一就在于中国大规模地参与由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而支撑这一进程的基础就是美国在二战后精心策划并打造的国际体系。美国放弃使自身获益颇大的国际体系的深层原因，在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崛起，已经开始威胁到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国家规模在国际博弈中具有独特的重要意义。大国追求的不仅是经济利益，还有政治权利。政治和经济的一个根本性区别在于，经济是大家寻求互利共赢，政治则是力争与对手差距最大。
与此同时，全球问题不断恶化所凸显的全球治理赤字日益扩大，客观上为国际体系的重建提供了巨大需求。国际自然保护联盟8年编制的濒临物种红色名录显示，在所统计的10万多种物种中，有2.8万种物种受到生存威胁，占总量的约27%。年以来，地球上脊椎动物减少了60%，由于过度捕捞，太平洋仅剩下0%的蓝鳍金枪鱼原始种群。[17]研究表明，目前物种灭绝速度是正常自然速度的~00倍。面对这样一个独特的历史情境，如果人类拒绝采取集体行动遏止物种快速毁灭，那么人类的生存将因食物链崩溃而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这恐怕就是一些多边体系开始瓦解而另一些全球治理架构的新设想不断涌现的原因。中国正在开启的“一带一路”机制化进程，便可被视为国际秩序建设的一个典型事例。
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制度颓势显露
《人为制造的脆弱性》的作者之一查尔斯·凯罗米里斯指出，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在相当意义上揭示了美国制度僵化和其破坏性的严重程度。[18]在美国，金融危机和信贷稀缺并非随机分布，而是来源于讨价还价博弈。银行体系是政治交易的结果，政治交易下的利益伙伴关系主导着银行业政策制定，决定着从牌照发放和网点设置到信贷分配、从监管模式到银行关系等内容。
《被妥协所拖累的美国》一书作者劳伦斯·莱希格关心的不是做坏事的坏人，而是当今美国一系列制度如何导致腐败并最终给国家带来危害。[19]在他看来，涉及金融、法律、媒体、医疗、科学等领域的制度均受到错误的准则和激励的腐蚀，反过来它们又腐蚀了各类并非总是基于私利的行为体的行为。在一篇题为“‘婴儿潮’一代是如何摧毁美国的”文章中，作者指出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已经成为富人在民主问题上弄虚作假的工具；美国对正当程序的坚持值得称道，但有人以此为借口阻挠政府执行操作安全规则、追究公司刑事责任、保护弱势群体；选举改革的本意是要加强民主，实际上却削弱了民主；精巧的金融和法律工具把经济长期增长和共同繁荣的引擎变成了为数不多的大赢家的赌场；近年来国会通过的议案几乎都有附加条款；美国被分割成两个阶层，受保护的阶层拖垮政府、瘫痪政府，不受保护的阶层则被甩得更远；选举投票率如此之低凸显民众的政治冷漠；三十多岁的成年人中认为收入超过父母的可能性从四十年前的90%降到了今天的50%。[20]
美国权力结构的家族化程度之高远超人们想象。据英国《经济学家》周刊的数据，美国州长之子成为州长的概率是婴儿潮时期出生的男性的倍，参议员之子承接父业的概率是普通人的8倍。[21]多种迹象显示，美国已经行进在福利国家的道路上，绝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政府扩大福利支出。如果加上医保中不由政府提供的支出部分，则美国政府总支出便达到GDP的48%，与欧洲福利国家的代表瑞典相差无几，因此不少人担心这会永久性地削弱美国的增长能力。虽然本次金融危机以来美国保持了连续个月的增长并打破－1年持续繁荣的纪录，但实际经济增长仅为25%，远低于上一繁荣期的4%。
主要大国之间“规锁”与“反规锁”日趋白热化
权力政治主要指世纪大国之间为打压对手不择手段，甚至不惜牺牲自身利益。当今世界变局的深层次原因归结为一点，就在于中国快速跻身高科技产业。中美关系至少目前看不是新冷战。冷战期间美国对苏政策的基本特征是遏制或隔离，即尽可能不与苏联及其盟国发生任何经贸和社会往来，最终让苏联因效率低下而自生自灭。美国对华政策自冷战后期以来奉行的是接触政策，其核心是将中国纳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并通过让中国承担责任来改变中国。尽管如今有一部分美国人希望与中国“脱钩”并最终实施遏制政策，然而美国既难以做到完全孤立中国也没有必要这样做。说它难以做到是因为成功隔离中国至少需要世界主要经济体和相当多的发展中国家采取集体行动，说它没有必要是因为中国对美国等发达经济体形成的威胁主要来自高科技赶超而非中低端竞争。美国对华政策的要义在于，既要继续享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提供的中低端好处，又要规避或阻止中国在高端科技尤其是数字高科技领域的赶超。美国这一对华策略可以简洁地用一个中文词加以概括：“规锁”（confine）。[22]
“规锁”的基本意思有两个：一是用一套新的国际规则来规范或限定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的行为；二是藉此把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势予以锁定，使中美在科技层级上维持一个恒定且尽可能大的差距。美国之所以动不动就援引国内法对付其贸易伙伴，主要原因在于现有多边体制无法按照其意愿实现对中国的制约，这其中典型的例子就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处8年月公布的对华01调查报告[2]，其涉及的所谓技术盗窃、强制技术转移、知识产权保护等焦点问题都和技术有关。美国以及欧洲和日本联合发表声明为改革WTO定调，要求中国增加政府补贴透明度等，其主要意图之一也在于此。正如彭博新闻社网年5月26日登载的题为“科技冷战将迫使世界做出选择”的文章所说：数字铁幕将迫使政治领导人就加入中国队还是美国队做出决定。概言之，中美之间的“规锁”与“反规锁”博弈业已成为当代版的修昔底德陷阱，并已经开始对整个世界格局产生影响。[24]
巨变过程中的不变量清晰可见
变中蕴含着不变，不变中孕育着变化。随着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人类历史演进的性质便发生了转变。恰如《西方将主宰多久》作者伊恩·莫里斯所说，伟人和愚笨者从来没有决定历史的发展方向，他们所能做的最多是加快或延缓历史进程。[25]但年后，政治领导人就变得能够改变历史。过去人类犯错误的结果是导致社会的衰退或崩溃，而现在这些错误将直接导致人类的灭亡。时至今日，人类处于核武器时代这一现实并未改变。据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估计，世界现存核弹头数为枚[26]，美国和俄罗斯分别拥有和枚，其数量足以毁灭人类数十次，这意味着人类仍旧生活在核恐怖的阴影中。也正是核武器的存在，美俄冲突或中美对抗的上限同时被限定了，因为核大国之间的全面冲突无异于人类毁灭。
今天的世界中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另一事实，是各国或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依存度仍然处于历史高位。高相互依存度主要表现在紧密的国际分工与贸易联系之上。据“关于全球化的五个迷思”作者史蒂文·奥尔特曼引证的结论，无论是贸易与资本，还是信息与人员流动，7年全球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水平。[27]今天的世界已经被全球价值链捆绑在一起。虽然说位居价值链高端的“系统集成商”[28]主要分布在美欧日等发达经济体，但主要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之间的“脱钩”成本已经提升到了世界难以承受的水平。各国“得自贸易的收益”减少势必引发国内社会政治的强烈反弹，从而起到抵消“逆全球化”的作用。整体上看，全球化趋势并未发生反转，而是遇到了暂时挫折。作为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全球化并不总是走在平坦笔直、路旁长满鲜花与树木的大道上。全球化征程中一定还会有一些崎岖甚至险峻路段，具体表征之一就是特朗普政府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和保护主义。
百年后回眸百年变局
一百年后的历史学家在回顾人类目前正在经历的这一段历史变迁的时候，可能性比较大的是把百年变局概括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的复兴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对东方复兴的回应”。中美两个如此规模巨大的国家，其中一个综合实力迅速上升，一个实力依旧超强但显露疲态；一个努力获取与自身实力相称的全球影响力，一个很不情愿与他国分享权力；一个拥有东方式的古老政治文化传统，一个饱受西方文明和基督教滋养。在它们之间出现各种各样分歧、摩擦，乃至一定程度的冲突，均属正常和自然。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29]。
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又需要中美这两个世界上体量最大的国家，需要这两个人类事务最大的利益攸关方，携起手来一同承担应对挑战的责任。而做到这一点的基本前提，就在于中美两国依靠智慧与胆识，在斗争中妥善处理其间的误解、矛盾与冲突。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