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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北京流传过一个故事。说是随着一位百岁文化老人的仙逝，他那处人去室空的旧居被远在国外的儿女们售卖。该旧居位于北京市中心，持币争购者甚众。那些曾与老人朝夕相处的藏书捐给家乡大半之后仍所余甚多且颇具价值，此次将与房子一同出售。就为这些藏书，老人子女决意找到合适的购房者。他们希望购房者出身文化家庭，有教科文卫相关职业背景，还要真正爱书，为此对购房者进行了严格的“面试”。当然，最终结果如何，现在已然没人考证。毕竟，这些都是传说。
这位仙逝的老人便是周有光先生。老人学富五车，百岁后依然笔耕不辍。读了他这本篇幅、开本都不起眼的《常识》，感慨不少。年9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美国华盛顿州联合欢迎宴会上演讲时提到的一本书也叫《常识》，是年美国人托马斯·潘恩署名为“一个英国人”发表的，只区区50页。可见，但凡有勇气以常识为话题的人，向来都不简单。周老先生自称“这一生是认真思考过这个世界的”。他厚积薄发，观察得多，感悟得多，他自称一辈子致力于给中等文化水平的人写文章，追求明白晓畅，《常识》就有一种拉家常的自谦和从容。
常识具备不言自明的真理性，由于是一些通则、通例、通识，倒最容易因习焉不察而被忽略，最需要被重新提出来。真相被埋葬、掩盖、略掉，会导致判断失误。提醒人们注意常识，意味着要对大多数人心目中似是而非的定见进行重塑，解疑释惑、拨乱反正，让人们在困惑时有所依傍。英国作家哥尔斯密曾说，“我们只能从书本上学到极少有关世界的知识。”况且书本有时更容易成为错误知识的集散地，更容易导致偏见、定见和模糊之见。“有书为证”最易形成“从来如此”，让人不再加以审视。鲁迅向来是质疑一切，他有句著名的话“从来如此便是对的吗?”而周有光先生强化的是那些正确的、合格的常识，可以一定程度上避免人们被“从来如此”的老教条所蒙蔽与框限，让影响人们判断力的潜在“依据”及时退出历史舞台，把一些难于逾越的思考障碍物清理掉，的确很有意义。
周有光说的“常识”主要涉及文化、语言、传统、教育以及现代化、全球化等话题。这些常识的提炼或经历过漫长的过程，或付出了一定代价。常识有时候需要经过反复检验。比如，汉语采用拉丁字母，特别是搞拼音方案，当初有许多人不理解，偏激者认为中国文化的精髓会因此而流失。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汉语和拉丁字母如今“彼此依偎，相互扶持”，每个中国人今天都不能不和字母打交道。“在国际互联网时代，这几个微不足道的拼音字母，可能发挥帮助中国文化走向全世界的作用”。这是他的一个重要结论。
跟着时代发展大势思考，才能让“常识”常新。《常识》中的文章周先生大多写于百岁前后，但绝无陈腐之气、隔代之感，说明老人没有死读书、读死书。他始终目光如炬地盯着飞速发展的时代，边注视着国际大势，边思考着现代化的未来。他主张，现代文化以科技为中心，由全世界自然和社会科学家共同创造。中国不仅要利用全人类公有财富，而且要从国际文化的客人，变为国际文化的主人，走进其殿堂，参与其创造，丰富其内涵。他认为，传统与现代比肩行走作为当代一个重要特征，“双文化”“双语言”是国际文化的突出现象。如韩国青年出于农耕集体主义思维希望父母负担学费，同时又出于资本个人主义思维而不愿意承担抚养之责，企业家信守资本主义文化而拼命扩大资本，却出于农耕集体主义观念把财富和经营权交给子孙，说明在现代化社会中，旧文化依然没有来得及退出历史舞台。“双语言”同样反映了传统与现代同时行进的现状。二战后新兴国家大都面临建设国家共同语、使用国际共同语等问题，西方、东方、东南亚均无例外。在我国，普通话是学校和社会语言、方言是家庭和乡土语言，这是“国内双语言”，从普通话到又说英语，达到“国际双语言”，这些现象的分析会让人有豁然开朗之感。
周先生揭示的“常识”发人深省，大多是因为社会规律得到了揭示，让每个读到的人都感同身受，增长见识，避免愚钝和蒙昧，有益于开创新生活。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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