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艾君
车臣等民族的流放—平反：
根源与后果的重新审视
内容提要在年，苏联政府将车臣等民族从高加索地区流放到中亚，年前后，赫鲁晓夫政府又为其平反，被流放民族从中亚返回高加索。斯大林意欲将其永远流放，而赫鲁晓夫出于种种考虑，为相关民族平反。而无论是流放还是平反，都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都影响了流放地和迁出地的族际政治局势，威胁到当地的社会—政治稳定和族际关系，与苏联解体存在某种关联。流放和平反这两个双向的进程不能实现充分对冲，不能令苏联（俄罗斯）的族际政治生态回到原点。
关键词俄罗斯 车臣等民族 流放—平反 族际冲突 社会稳定
作者简介侯艾君，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年2月，斯大林政府以与德国占领者合作为由，将车臣人等少数民族从高加索故乡强制迁徙到中亚和西伯利亚；赫鲁晓夫时期开始为被流放的少数民族平反，车臣等族群被允许返回高加索。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在公开性和“不留历史空白点”的号召下，关于“大清洗”以及斯大林时期对一些族群流放的问题被再次提出来，被流放民族的苦难历程被以学术著作、回忆录、电影等方式披露，堪称“伤痕史学”、“苦难史学”。这一进程与苏联解体进程同步，为反苏、反共的意识形态提供了材料，与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为“被镇压民族”平反举措互相呼应。而且，第一次车臣战争中俄罗斯政府在政治、道义上的失败（指俄军付出很大代价，但并非战败），可以说，关于流放车臣人的“伤痕史学”其实还参与了车臣分离主义对俄罗斯政府的“信息战”（当时，除了车臣分裂派之外，俄罗斯国内的人权组织、自由派知识分子、西方和伊斯兰世界的媒体都参与了对俄“信息战”），成为导致俄罗斯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到第二次车臣战争前后，情况发生了逆转。俄政府在政治和舆论等方面的准备较为充分，军事进展顺利。一些学者（如佩哈罗夫、尤里?穆欣等人）对流放车臣人等历史问题进行解读，并提出包括档案材料等方面的依据，强调流放车臣人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为斯大林的政策辩护，与“伤痕史学”（“苦难史学”）的基调形成尖锐对立。
对车臣等族群的流放和平反是一个重大问题，与苏联（俄罗斯）近50年的社会政治进程紧密相关。如何看待该问题，对于认识当代俄罗斯社会政治进程乃至意识形态变迁具有重大的参照意义。
一、强迁车臣人的根源及其重新审视
强迁车臣等族群是在年2月完成的，此后，许多苏联居民已经知道，这是对祖国叛徒的惩罚。但是，直到年6月25日，苏联政府才在《消息报》刊载简短声明称：由于车臣人、克里米亚鞑靼人等族与德国占领者合作，因此将其流放。但是，很长时期里，关于车臣等族与德国合作的具体情形鲜为人知。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做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随即又为被流放民族平反，流放少数族群成为斯大林严酷政策的鲜明例证。被流放族群在政治和道义上翻转过来，似乎又成为无辜的受害者。
从苏联末期开始，一些研究流放少数族群的成果陆续问世，对于斯大林流放车臣等族群的根源提出了许多种“假说”：斯大林羞恼于相关民族与占领者合作，希望借此熄灭其独立的愿望并巩固自己的帝国；这是斯大林有针对性的政策，意在通过加快同化进程以促进少数族群的消亡；为了在未来与土耳其等穆斯林国家对抗时能够获得一个安全后方；如此等等。这些推论都具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尚没有文献直接证实。
综合各方面的史料，如下一些问题却能够得到明确回答。首先，车臣等族群确实存在大规模投敌附逆现象，车臣—印古什共和国内有大量非法武装在活动，这是事实。贝利亚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中列举了大量数据，指出大批车臣人与德国占领者合作、成立大量非法武装对抗政府的事实，在北高加索形成了极为严峻、令人担忧的局势。该报告直接导致斯大林做出强迁车臣人等北高加索族群的决定。在战争条件下，投敌附逆的情形对于苏联的卫国战争确实非常不利。因此，将其全体迁出，看起来较为冷酷无情，属于非常之举，但是在战争条件下很容易被认可为合理。年，在苏联与日本关系紧张的条件下，苏联政府也曾把一些东亚族裔（主要是朝鲜族以及少量中国人）强迁到中亚地区。日本人与中国人和朝鲜人的体貌特征相似，且朝鲜人中确实有被日本招募从事情报等活动者，这是一种预防措施。迁徙朝鲜族是行政性的强制，不具有惩罚性质和意味；而强迁车臣人是警察式的，既是一种防范措施，也带有明确的惩罚性。此种做法与美国在珍珠港事件之后将5万多日裔投入集中营的做法更为相似；同理，苏德战争爆发后，苏联也曾将大批日耳曼族迁到远离原居住地的地方。因此，对车臣等族群的流放作为惩罚手段是确切无疑的。法国、中国、朝鲜等国家也都曾在战争结束前后对一些附逆的奸细进行惩罚。近年来更有人提出，流放个别族群乃是与苏联国内“第五纵队”斗争的方法——当时德国特工机构对北高加索渗透的高峰恰恰是在年夏天（空投了80名渗透分子）。从苏维埃国家的角度来看，车臣人等北高加索族群与德国占领者的合作已经威胁到国家安全，因此，车臣人在被流放问题上并不是纯然无辜的受害者，而是首先损害了苏联的国家利益。
其次，明确了流放车臣人的数据、事实。20世纪80年代，许多关于流放的“伤痕史学”作品言之凿凿地证实，流放过程可能导致1/3或一半的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死去。但是，按照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档案，流放过程中死去了名车臣人和印古什人。是不是将车臣人等无差别地全体流放？有学者证明，流放车臣等族群时仍区分了种种具体情形，进行甄别；并列举大量例证，证实那些为苏联国家效力的车臣人仍然受到了善待。有论者指出，苏军和内务委员会军队在流放车臣人时，曾纵火焚烧了海巴赫村，导致数百名车臣人死去。但是，谈及此事的只有一份文件，是一段孤证。有学者指出了这份文件的来源及其内容的种种疑点，质疑其极可能是在造假。对于这些问题，既不能否认流放过程的严酷性，但也不应该人为夸大。戈尔巴乔夫时期，一些反共、反斯大林的论著在斯大林镇压规模问题上展开了“竞赛”。苏联乃至西方的史学家对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揭露，使苏联国民产生一种思维定式，似乎对苏联时期的消极面越夸大越好；而那些依据档案资料得出的较为准确的结论，往往会被怀疑是在造假。最后，车臣人自身对于被流放的命运负有一定责任。对于统一的苏联国家来说，投敌附逆行为在政治上不正确，道义上也是不名誉的。实际上，任何国家对投敌叛变行为都不予宽容。车臣人大规模投敌附逆是客观事实，有大量档案文献可以证明；同时应该指出：在整个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的许多族群都有人附逆（乌克兰的班德拉分子、俄罗斯族的弗拉索夫分子等等），成为奸细。“弗拉索夫现象”等大规模投敌附逆行径是一个真正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俄罗斯学者已经就苏联公民的附逆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在二战期间，苏联、法国、朝鲜乃至中国等国都有不少人充当奸细，与侵略者和占领者合作。此类现象的根源，有人性的弱点，个体的卑怯，也有历史和文化的根源以及社会政治原因；有主动投敌，也有被法西斯德国占领者裹挟、利诱和强迫的情形。有学者指出，任何占领者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依赖奸细和叛徒，因为他们需要翻译、经济管理专门人员、熟悉当地传统习俗的人等等。一些个体和族群与占领者紧密合作，首先表明了对苏联政权的态度。车臣等族群被法西斯德国的宣传所蛊惑，表现出了对法西斯德国在缺乏了解情况下产生的幼稚幻想（寄希望于德国人会解放高加索，帮助其实现独立、“自由”），对苏联国家缺乏认同感和忠诚感，甚至也缺乏现代公民意识。那么，车臣人的这种政治态度的根源何在？认为车臣人的民族性格决定其某些政治态度并贬低和污损车臣民族当然是没有依据的。除了遥远的历史时期一些根源（俄帝国征服高加索带给车臣等族群的历史记忆），更主要的问题在于20世纪20年代苏联对北高加索地区激进推行的强制集体化等进程忽视了车臣（乃至整个北高加索）的社会组织结构、经济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也损害了车臣等族群的利益，导致其对苏联政府产生怨恨和不满，因而从20世纪20年代起，车臣等族群对苏联政府的对抗行动几乎从未间断。这其中的前因后果，苏联国家应该深刻反思。
如同多数穆斯林族群一样，车臣人有三重认同：穆斯林、车臣族、苏联公民。显然，车臣人的前两种认同较为发达，对国家的认同却很薄弱。苏联是一个统一国家，车臣人是苏联国内族群之一，而卫国战争乃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在国家危亡之际，公民有忠于国家、抵御外侮的义务，而车臣等族群恰恰在这些方面的认识极为薄弱。至今为止，流放和平反进程、20世纪90年代的分离运动、两次车臣战争等等令车臣民族走过了艰难曲折的道路，错失许多良好的发展机会，也应该对自身的历史命运有所反省和审视。
二、流放和平反：人口进程与中亚的族际冲突
对车臣等族群的流放和平反，作为苏联时期的大规模人口进程，这种正反向的人口流动可以视为同一链条上的不同环节。大量车臣人等高加索民族被强迁到中亚地区，改变了高加索和中亚两地的族际政治平衡，也因此爆发了数十次族际冲突，严重威胁苏联的社会政治稳定。
（一）流放与族际冲突
年2月，车臣等族被强迁到中亚和哈萨克斯坦。大量外来人口迁出北高加索（迁入中亚），急剧改变了高加索和中亚二地的人口结构和族际政治生态。在北高加索，随着车臣等族群被流放、民族自治建制撤销，立即迁入大量俄罗斯族、乌克兰人、犹太人、希腊人等欧裔族群，之前北高加索地区以穆斯林族群为多数的情形发生很大变化。当时卫国战争尚未结束，客观上有助于充实苏联的国防。而对于中亚来说，这些外来人口的安置却成为问题。中亚与高加索一样属于苏联的边疆地区，经济较为落后，很难在短时期内吸收和消化如此多的人口，外来人口与本地人口争夺生存资源，这是造成族际冲突的社会经济原因。此外，还有政治和心理方面的根源。车臣等外来族群背负着祖国叛徒的恶名，在政治上成为二等公民，被监视居住，受到其他族群的歧视。此外，由于在流放过程中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在中亚当地社会地位低下，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受到严厉限制，更没有实现社会流动的可能性，许多车臣青少年无法受到良好教育，从事偷窃等活动，对中亚社会造成威胁，也损害了族群形象，更加招致其他族群的歧视。其三，苏联政府（包括中亚各共和国的地方政府）有意利用族际矛盾作为政治杠杆，实现某种长期或短期的政治目标。对于苏联国家来说，将北高加索最强大的车臣族群流放到中亚，就使得中亚的民族成分更加多元，从而可以实现各族之间的相互制约，达到分而治之的目的。而中亚各级地方政府也会利用族际冲突与中央政府博弈，实现政治目标：有时是带有恶意的，有时则是为了从中央争取更多资源，消极抵制中央的某些具体政策，或为自己的某些举措寻求依据。20世纪50—80年代，中亚、高加索的族际冲突成为非常突出的问题，这些族际冲突包括这样几种类型：中亚本地族群与外来族群的冲突，如，哈萨克族与车臣、印古什族群之间的冲突；俄罗斯族与车臣、印古什族的冲突，俄罗斯族与其他族群的冲突（年后，中亚开始垦荒，大量俄罗斯族到来，同样成为引发族际冲突的新根源），本地族群之间的冲突，等等。
（二）族际冲突本身也推动了为被流放民族平反的进程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开始国民经济恢复阶段。在斯大林晚年，苏联已经失去变革社会的动力，而继续怎么样治疗白癜风网络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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