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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初的北京有些憋闷，而圈在海淀双榆树旁的人民大学更像个闷罐。校园的夜晚偶尔有人吼吼黑豹，有点进取心的同学大都认真学习、考好成绩，再用心点的同学还会积极与辅导员和管分配的系党委副书记沟通，找学生党员干部汇报思想。毕业后的去向，对从祖国各个角落来京读书的同学还是很重要的，有留京名额的竞争，有按照成绩排序的单位推荐。
我不喜欢本专业的课，跑去旁听一些与今后就业没有好处的课，像清史所的专题课，还有一般系统论选修课，讲什么耗散结构以及协同学的。这些课的成绩不计入最后的学分。到了大三，我早知道不能指望留京工作。那就试试考研？到北大玩过，那时从蔡元培像往北，就觉得很荒凉，心里不禁一喜，这么好的地方，可适合谈恋爱。经院是个对口的选择，跑去要招生简章时偶然发现刚成立不久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简介。一页粉红色的A4纸，印着教师情况介绍，全是国外博士毕业，一堆头衔。后来又在校园看到有人背着黑包，印着“CCER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带logo，说是成立庆典时派送的。这气势，与国内校园的气氛全不沾边。那，我就报考？与女朋友商量：我们都考北大研究生，但不要窝在一起，她报正统的经院，我就冒险报考这个新成立的中心？
（CCER成立之初）
那时中心的办公室在图书馆前的老地学楼。一楼的三间办公室，三四个人挤一间。没有自己的学生，中心的老师便给经院的学生开课。我要到课表，有张维迎的微观，张帆的宏观，还有易纲的货币银行学，便每周从人大骑车穿过中关村到北大上课。张维迎给经院的博士生开课，在三教。张维迎喜欢提问，第一次课便质问经济学研究什么。有一次让证明一个人的两条无差异曲线为何不能相交，博士生可能因为岁数大点比较矜持，我这小本科可不客气，上台用效用比较的传递性，还用了反证法。那时候每周上完课，博士们会邀请张维迎一起吃饭聊天，他便把我也捎上。张帆老师的宏观课很管用，考研时的题目与课上的作业题出入不大。易纲的课在一教，教室不小，一次课上却只有5个学生，他便坐在我们面前的桌子上，聊着讲MM定理。
每周跑北大听课挺值得，考研的时候很轻松。邢惠清在三教监考我们，我做完题还看着她笑。后来她告诉我，张维迎还专门跑到办公室去问我考研的结果。同班的戴勇来自复旦，没跑北大上过课，但他的专业课成绩却比我高。不过我总分排了第一，这下子不用操心本科分配和留京名额了，便找易纲老师问能不能帮忙干点事。易纲当时是中心的常务副主任，他不仅忙着出版一系列全新的经济学教材，还准备创办中心的双学位。当时可能好些老师的家属在美国，那时候国际联系不容易，别说白殿疯图片什么叫白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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