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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比歇夫的一生确实是奇特的一生。
他早早地找到了一生的目标，然后设计了一套相应的生活系统，并朝之不断前进。他依据这一套系统驯服了无形的时间，成为了时间的主人。
虽然最终都没有完成自己的目标，但通过不断地鞭笞时间这个奴仆，他经历了远比常人更丰富多彩的一生。
关于具体的方法我全文摘录在??的摘录批注中。
摘录批注p
“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九六四年四月七日。
分类昆虫学（画两张无名袋蛾的图）——三小时十五分。
鉴定袋蛾——二十分（．0）
附加工作：给斯拉瓦写信——二小时四十五分（0．5）。
社会工作：植物保护小组开会——二小时二十五分。
休息：给伊戈尔写信——十分；
《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十分；
列夫·托尔斯泰的《塞瓦斯托波尔纪事》——一小时二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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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工作合计——六小时二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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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里扬诺夫斯克。一九六四年四月八日。
分类昆虫学：鉴定袋蛾，结束——二小时二十分。
开始写关于袋蛾的报告——一小时五分（．0）。
附加工作：给达维陀娃和布里亚赫小时二十分（0．5）。
路途往返——0．5。
休息——剃胡子。
《乌里扬诺夫斯克真理报》——十五分，
《消息报》——十分，
《文学报》——二十分；
阿·托尔斯泰的《吸血鬼》，六十六页——一小时三十分。
听里姆斯基-柯萨科夫的沙皇的未婚妻》。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基本工作合计——六小时四十五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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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看，早在纪元初，公元五十年，科学工作者——赛纳卡满可以算作科学工作者——就已经在计算自己的时间，努力节约时间。哲学家，古代的哲学家，是最先理解时间的价值的。肯定在赛纳卡以前，他们就试着想个什么法子去给时间戴上笼头，使它驯服，了解它的本质，因为当时的人们已经对时间的奔驰感慨系之了。
但是我们出于我们的自视不凡，深信古人的时间绰绰有余。古人只有日晷、水漏、沙漏，连计算时间都不象个样子，还谈得上什么珍惜时间。按照实干家的见解，进步不就是在于替这位实干家节约时间嘛。为了节约时间，实干家下了马车坐上火车，下了火车坐上飞机。发明了电报和电话来代替书信，电视代替了剧院，拉链代替了扣子，圆珠笔代替了鹅翎。电梯、计算机、百货公司、电传打字机、电动制刀——这一切发明，都是为了替人节省时间。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人越来越感到时间不够用。实干家加快了速度，推广了电子计算机，把百货公司翻修成自动售货公司，采用照相制版法来印报纸。连说话都尽量说得简洁些，也不动手写了，而是利用录音机口授。但时间却越来越紧张。不仅是实干家，人人都感到时间的匮乏。没有时间看朋友；没有时间写信；没有时间照料孩子；没有时间去想；没有时间到秋天的树林里去站一会，什么也不想，光去听听飞舞的落叶飒飒作响；没有时间吟诗；没有时间去给父母上坟。小学生也好，大学生也好，老头儿也好，大家都没有时间。时间不知哪里去了，越来越少。手表再也不是奢侈品，每个人手腕上都戴的有，走得很准，校正过，还防水；人人都有一座闹钟滴滴答答走着。但是时间并没有因此而增加。时间的分配几乎同两千年以前赛纳卡时代一摸一样：“我们一生的时间，大部分用于错误及种种恶行；很大一部分虚抛浪掷，无所事事。我们整个一生，几乎都没有用来干应当干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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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原来是不能倒转的，也不能储存起来，把多余的时间放到仓库里，要多少取多少。如果能这么做，倒是挺方便，因为人并不是什么时候都需要时间的。有时候他压根儿无处可用，只好磨时间。时间的令人烦恼之处正是在于它不能不用。结果，人们随兴之所至，乱花滥用，用来干五花八门的荒唐事。有些人，时间对他们是个累赘，他们不知道把它怎么办，怎样开销打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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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测览了他《论生物学中运用数学的前景》一文的手稿，在最后一页我看到了这篇论文的“价格”：
“准备（提纲、翻阅其它手稿和参考文献） 十四小时三十分
写 二十九小时十五分
共费 四十三小时四十五分
共八天，一九二一年十月十二日至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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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好多年才能懂得，最好不是去震惊世界，而是象易卜生所说的，生活在世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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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只是想方设法利用每一分钟，利用任何所谓的“时间下脚料”：乘电车、坐火车、开会、排队…
还是在克里米亚，他已经注意到边走路边打毛衣的希腊女人。
每一次散步，他都用来捕捉昆虫。在那些废话连篇的会议上，他演算习题。
他规定，短距离，二三公里路，最好步行，省得为了等车浪费时间、损害神经。步行还有一个好处，因为反正需要散步。
他对“时间下脚料”的利用，考虑得无微不至。出门旅行，他看小部头的书，学习外语。举个例，英语他就是主要利用“时间下脚料”学会的。
“我在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的时候，常常出差。一般我要带一定数量的书上火车。如果是长期出差，我就把书打成邮件，寄到一定的地点。带多少书，根据以往的经验来决定。
“我在一天之内是怎么安排读书时间的？清早，头脑清醒，我看严肃的书籍（哲学、数学方面的）。钻研一个半到两个小时以后，看比较轻松的读物——历史或生物学方面的著作。脑子累了，就看文艺作品。
“在路上看书有什么好处？第一，路途的不使你感觉不到，很容易将就；第二，神经系统的状况比在其它条件下良好。
“坐电车，我看的不是一种书，有两三种书。如果是从起点站坐起（例如在列宁格勒），那就可以有位子坐，因而不仅可以看书，还可以写字。如果电车很挤，有时候只能把着扶手杆勉强站住，那就需要小册子，而且要比较轻松的。现在列宁格勒有许多人在电车上看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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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不断挖掘一切时间潜力。明摆着，人不能老是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应当正确利用工作时间。从时间中去找时间。
实际上，正如柳比歇夫亲身体验到的，需要高深学识的工作，他一天至多能干七八个小时。
p59
“工作中的任何间歇，我都要刨除。我计算的是纯时间，”柳比歇夫写道，“纯时间要比毛时间少得多。所谓毛时间，就是你花在这项工作上的时间。
“常常有人说，他们一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这样的人可能是有的。可是拿纯时间来说，我一天干不了那么多。我做学术工作的时间，最高纪录是十一小时三十分。一般，我能有七八个小时的纯工作时间，我就心满意足了。我最高纪录的一个月是一九三七年七月，我一个月工作了三百一十六小时，每日平均纯工作时间是七小时。如果把纯时间折算成毛时间，应该增加百分之二十五到三十；我逐渐改进我的统计，最后形成了我现在使用的方法…
“当然，每个人每天都要睡觉，都要吃饭。换句话说，每个人都有一定的时间用在标准活动上。工作经验表明，约有十二——十三小时毛时间可以用于非标准活动，诸如上班办公、学术工作、社会工作、娱乐，等等。”
计划的复杂性在于如何安排一天的时间。他决定，用去的时间应该同他从事的工作相称。也就是说，比方写一篇有独特见解的论文吧，占用的时间既不能太少，也不能太多。
计划就是挑选时间、规定节律，使一切都各得其所。头脑清醒的时候应当钻研数学，累了便看书。
应当学会不受周围环境的干扰，用在工作上的三个小时应当是真正做工作的三个小时，不想不相干的事，不听同事的谈话，不听铃声和笑声，也不听收音机…
这个方法之所以能够存在，是依靠经常的计算和检查。没有计算的计划是盲目的计划，就象某些研究所那样，光会做计划，却不去操心这计划能不能完成。
应当学会计算一切时间。
他把一昼夜中的有效时间即纯时间算成十个小时，分成三个单位，或六个“半单位”，正负误差不超过十分钟。
除了最富于创造性的第一类工作外，所有规定的工作量他都竭力按时完成。
第一类工作包括中心工作（写书，搞研究）和例行工作（着参考书，做笔记，写信）。
第二类工作包括做学术报告、讲课、开学术讨论会、看文艺作品，不属直接科研工作的活动都包括在内。
我们随便拿一天的日记来做例子——一九六五年夏季的一天：
“索斯诺戈尔斯克。0．5。基本科研（图书索引——十五分，陀布尔让斯基——一小时十五分）。分类昆虫学，参观——二小时三十分，安置捕捉器两个——二十分，分析——一小时五十五分。休息，第一次在乌赫塔河游泳．《消息报》——二十分，《医学报》——十五分，霍夫曼的《金罐子》——一小时三十分，给安德朗写信——十五分。共计六小时十五分。”
整个一天的活动，直至看报，都经过分析，分门别类登记上了。
怎么是“共计六小时十五分”？从记录着，这仅仅是第一类工作时间的总数。其余经过计算的时间是第二类工作或其它。每天只合计第一类工作的时间，然后再把一个月的加起来，就拿这个一九六五年的八月来说，第一类工作的总时间是一百三十六小时四十六分。其中又包括哪些项目呢？请看吧，一切情况在每月小结中都有说明。
“基本科研——五十九小时四十五分
分类昆虫学——二十小时五十五分
附加工作——五十小时二十五分
组织工作——五小时四十分
合计—— 一百三十六小时四十五分”
“基本科研”这五十九小时四十五分包括什么内容？用在什么上了？
“．分类工作——《分类法的逻辑》报告草稿——六小时二十五分
2．杂事—— 一小时0分
3．校对《达达派研究》——三十分
4．数学——十六小时四十分
日常参考书：里亚曾诺夫——五十五分日常参考书：生物学——十二小时O分学术通信——十一小时五十五分8．学术札记——三小时二十五分9．图书索引——六小时五十五分合计——五十九小时四十五分”我们还可以随便拿哪一项继续分析下去，就拿第六项吧——日常参考书：生物学——十二小时。这十二小时花在什么上面，一目了然，误差不超过一分钟。“．陀布尔让斯基《人类的进化》，三百七十二页，看完（共十六小时五十五分）——六小时四十五分2．亚诺什·卡罗埃《动物有没有思想》，九十一页——二小时0分3．P?贝尔格的手稿——二小时0分4．聂考洛，奥斯维尔陀，十七页——四十分5．拉特纳的手稿—— 一小时三十分合计—— 十二小时五十五分”大部分学术著作都做了摘要，有的还做了分析研究。所有摘要和评论都规规矩矩地装订成册。这些用打字机打的合订本，犹如读书总结，是他融会贯通了的知识的存放处。只要翻一下提要，就可以记起本书中需要的东西。柳比歇夫有种罕见的才能——随便哪本书的作者，凡有独特的见解，他都极善于汲取。有的书，一张纸就够；某些大部头书，需要几张纸来归纳。它们的精华同它们的厚度怎么也不相称：大量的是插图、表格、附页、书皮…除了第一类工作，第二类工作的统计也是同样的详细。为什么要这样精打细算，就比较难解释了。文艺作品的阅读花了二十三小时五十分。有什么必要开列出来，—一计算呢！其中：“霍夫曼，二百三十八页——六小时”；“米里尔斯基论霍夫曼——一小时三十分”；等等，等等。接着是八本英文书，共计五百三十页。写了七封计划内的信。报章杂志看了多少多少小时，给亲人写信花了多少多少小时。这样详细，可以说是多此一举，但我已经学会小心谨慎，避免匆匆忙忙作出结论。我相信，柳比歇夫的一切都是有道理的；不过他的道理，人家并不是永远都能明白的。要是没有好处，只会浪费时间，他总不会年复一年地进行时间分析。然而，事情还是弄清楚了。要采用这种方法，必须知道一切有效时间，洞察时间中一切曲里拐弯的地方和空白点。这个方法不承认有什么不能利用的时间。所有的时间一视同仁，一样的宝贵。对于人，不应当有什么坏的、无用的、多余的时间。也没有休息的时间。所谓休息，是两种工作的交替，就象是正确的轮作制。无话可说，这自有它的道理。因为每个小时都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个小时和那个小时都是平等的，每个小时都要结算。结算同时也是对计划的总结。一总结马上提出下个月的计划。举例来说，一九六五年九月的计划包括哪些内容？规定：十天在新西伯利亚的学院里讲课，十八天在乌里扬诺夫斯克，两天花在路途上。接着是哪一项工作要用多少多少小时，巨细无遗。比如，写信二十四封——三十八小时。开出必读书单。在照相上要干些什么。要给谁写一份评语。与学院里的职务有关的工作，也要做个计划，参考以往的经验，把时间大致安排好。“制订年度计划或月计划时，不得不依靠过去的经验。例如我计划要看一本什么书。根据老经验我知道，我一小时能看二十——三十页。我就根据这个老经验来订计划。至于数学，我计划每小时看四一五页，有时更少。“所有看过的东西，我都要仔细研究。怎么研究？如果一本书谈的是我不大了解的新东西，我就尽量做摘要。凡是比较重要的书，我都尽量写一份评论性的简介。根据以往的经验，需要做这些工作的书，可以走出一定的量。“如果认真办事，实际工作时间对预定工作时间的误差一般为百分之十。需要做摘要评论的书，常常没有完成预定的数目，拉下很多。兴趣往往转到别的事情上去了，欠了很多债，一下子还清又不可能，结果就完不成计划。有时候，完不成计划是由于工作精力暂时衰退。完不成计划也有外界的原因。但不管怎么样，我知道，我的工作有必要做计划。我以为，我所取得的成就，有许多是靠了我的方法。”基本工作的时间也要计划一番：备课、生态学、昆虫学及其它科研工作。第二类工作的时间一般要比第一类多百分之十左右。他完成计划的精确程度，每每使我惊诧不已。有时自然也有预计不到的情况。一九三八年的年度总结中，柳比歇夫写道，第一类工作没有完成，差百分之二十八：“主要的原因是奥丽雅和瓦丽雅病了，结果同人们打交道多了。”他的时间好象是物质，不会无影无踪地消失不见，不会消亡；它变成了什么，总能查得出来。他由于做了统计，获得了时间。这是最实在的收获。年度总结是篇幅浩瀚的报表，整整有一本。什么都有记录。以一九三八年为例：多少时间用于生态学、昆虫学、组织工作、动物研究所、基塔耶沃的水果研究所；多少时间用于同人们打交道、路途往返、家务。从这份年度总结中可以了解到看了多少书，都是什么书，各国文字的文艺作品看了多少页。一年竟看了九千页，共用二百四十七小时。这一年写了五百五十二页学术著作，其中有一百五十二页付印出版。每一年过去，柳比歇夫都要进行分析研究，统计学的一切办法都用上了。素材有的是——那便是每个月的小结。总结完上一年，就该制订下一年的计划了。下一年的计划根据柳比歇夫提出的任务大致地安排一下工作。“中心任务（一九六八年）是八月份在莫斯科召开的国际昆虫学会议，我准备在会上做个报告，谈谈经验分类法的任务和道路。”他写道，哪些论文该在会议开幕前写完，在鉴定跳甲属上要做哪些工作，在乌里扬诺夫斯克、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各呆多少天，那几年中他的主要著作《德模克利特和柏拉图两个流派》写多少页，分类学和进化论方面的《论分类学的未来》写多少页。然后大致安排一下时间，用他的计算单位来表示：“第一类工作 五七O（五六四·五）路途往返 一四0（一四二·0）交际 一三o（一二九）私事 十（八.五)”诸如此类，一共是一O九五。括号内是完成数字。括号内外的数字相差无几。说明他能多么精确地提前一年计划他的生活。他在总结中吹毛求疵地记上一笔：“第一类工作完成五六四·五，原计划五七O，赤字为五．五，即百分之一。”也就是说，一切都相符，误差仅为百分之一！每月小结虽然巨细备载，年度总结中仍把所有干了的、读了的、看了的统统收集到一起，加以计算，分门别类。一年来的工作和休息——简直是什么事情都要结算累计。“娱乐——六十五次”，接着是一张清单，列举了看过的戏和电影、听过的音乐会、参观过的展览会。六十五次——是多还是少？似乎是多了。话说回来，我也没有把握，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个比法。同我比吗？问题正在这儿——我就没有计算过，说不出我一年看几场电影，听几回戏，参观几次展览会。连大约摸的数字，我也一下子说不上。更说不出情况有什么变化：随着我年龄的增长，这个数字发生什么变化，我看多少书。看的书是逐年增加还是逐年减少。科学书籍和文艺作品的比重有什么变化？我写多少封信？每年有多少时间用在路上，用于交际和运动？我心中没有一个准数，对自己没有一个准数。我有什么变化，我的工作精力、我的爱好和兴趣有什么变化……说起来，我原来倒是以为了解自己的，可是一接触到柳比歇夫的那些总结，我才明白我其实是对自己一无所知，一点也不了解。“……一九六六年，第一类工作共计一九o六小时，原计划为一九00小时。与一九六五年相比，增加二十七小时。平均每日五·二二小时，即五小时十三分。”了不起！每天有五小时十三分钟搞纯学术工作，天天如此。整整一年没有休假，没有节假日！五个小时的纯工作时间，也就是说，五个小时内没有什么歇一会抽支烟的工夫，没有聊天谈话，没有遛达散步。仔细想想，这可是一个可观的数字。一连几年的数字结算如下；“一九三七年 一八四0小时一九三八年 一四O二小时一九三九年 一三六二小时一九四O年 一五六o小时一九四一年 一三四二小时一九四二年 一四四六小时一九四三年 一六一二小时”等等。这是基本科研工作的时间，其它一切辅助工作都没有计入。这是创造和思考的时间…柳比歇夫的工作比有的工人还重。他大可以象大仲马那样，举起双手，叫大家看看他手上的老茧，以此证明其言不虚。一年写了一千五百页！洗印了四百二十张照片！这是在一九六七年。他可是已经七十七岁了。“俄文书共读五十本 四十八小时英文书共读二本 五小时法文书共读三本 二十四小时德文书共读二本 二十小时七篇论文付印。“……由于长期住院，阅读的时间自然多了，但主要工作的计划还是超额完成了，虽然有许多事没有办好，例如《科学与宗教》一文占用的时间要比原先预计的多四倍。”年度总结的详细，比得上整个企业单位的总结。逝去的时间，轮廓勾勒得多么精致多么清楚——那么些表，那么些图，那么些系数。柳比歇夫被公认是最高明的分类学家和数学统计专家之一，确是名不虚传。在其它项内，列入没有看完的书留下的尾巴——欠下的债。“达尔文《造物的神殿》 五小时德·布洛埃尔《物理学中的革命》 十小时特林格《生物学与情报》 十小时陀布尔让斯基 二十小时”欠债的账单每年重复一次，债务没有减少。有些材料是出人意表的：游泳四十三次，同朋友、学生交往——一百五十一小时，最欣赏哪几部影片……他的总结看起来挺枯燥，研究起来却很有味儿。人在一年内能干多少事，能见识多少东西啊！太多了！每一份总结都显示了人有多大的潜力，每一份总结都使我们为了人有那么充沛的精力而感到骄傲。人的精力，如果明智地利用它，能创造多少成果啊！此外，我头一次发现，一年原来有那么大的容量。除了年度计划，柳比歇夫还把他一生的时间制订成一个个五年计划。每过五年，他把度过的时间和干过的事分析一通，可以说是做个总的鉴定。“……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八年……在跳甲属方面做了很多工作；但，我如果能在下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论述大田跳甲属的专著，就满意了。搜集完毕，但我并不指望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能确定各族系之间的差异……由此可见，虽然在形式上我哪一项都是连一半也没有完成，然而各项工作都有显著的进展……”他的工作，面一般铺得很广。上面提及的那个五年计划，要搞数学、分类学、进化论、昆虫学和科学史。所以，总结也好，计划也好，都分成许多项、许多小项。p79这些总结要用多少时间？这项支出原来也统计过了。每份小结、总结的末尾都注明了它们的代价——多少小时多少分钟。详细的每月小结要耗费一个半到三个小时。统共才这些。再加上制订下个月的计划用一小时。合计是三个小时，而每个月的预算有三百小时。百分之一，至多百分之二。因为每月小结是依据每日的记录，而每日的记录只用几分钟，不会更多。仿佛是那么轻巧容易，谁想这样办都可以办到……几乎是习惯成自然了——象上表一样。年度总结耗费的时间要多一些，十七八个小时，也就是说，要花几天的工夫。做年度总结，要求进行自我分析、自我研究：效率有什么变化，什么没有完成，为什么…柳比歇夫以他的总结作为镜子。这面镜子的水银有点儿特别：它照出来的不是人现在的面目，而是他过去的面目，才过去不久的。在一般的镜子面前，人在他自己的目光逼视之下，总要装出一副样子，装成什么样子倒无所谓，主要的是要装。镜子里照出来的，是他希望的那副模样。日记也会歪曲，不能真正反映人的心灵。柳比歇夫的总结公正客观地反映了过去一年的历史。柳比歇夫的方法，以它细密的网眼，抓住了变幻无常的、老想溜掉的日常生活，抓住了我们没有察觉到的、损失掉的、不知去向的时间。我们的记忆是靠什么？靠事件。我们的生活是拿事件来做标志的。它们仿佛是路标，路标之间却是一片空白…比方说，我自从写柳比歇夫的小说以来，最近这几个月的时光都跑到哪儿去了？伏案写作的时间本身并不多，这些日子都干什么了？我可是干事儿来着，一直忙得很；究竟忙些什么，却记不起来。是瞎忙还是忙的正事——这九十天该怎么总结呢？光这几个月倒也罢了…以往，年轻的时候，每逢过年，我总猛然想起，一年又过去了，我决心要做的，并且也向别人保证了的，又没有做成——一部小说没有写完，诺沃戈罗奇纳没有去成，有些信没有回复，同谁没有见成面，又是什么没有做…拖啊拖，结果是无可再拖了。如今我尽量不去回顾。随遇而安吧，干了就算了。债务太多了。当然，我也不愿意承认我是破产了。最好不去想它。最聪明的办法是对自己的生活别去思考。p看了他的总结和日记，部分是看了他的信，一个钢铁般的人出现在我面前；什么都阻挡不了他去完成既定的任务。计划生活的骑士、机器人、献身于他的方法的苦行僧。一九四二年，他儿子符赛沃洛德阵亡的噩耗传来，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尽管满腔悲痛，却仍是一丝不苟地继续工作。一九四二年的计划，他是这样规定的：“（）我全年在普尔热瓦尔斯克。（2）不放职。（3）在应用昆虫学方面我本人不准备做很多工作，只限于领导以及研究伊塞克-库尔州的动物志。因此第一类工作总量，计划可达到一九三七年的水平（该年的效率是创纪录的），但，第一，由于战事，无法出书；第二，我在基辅的学术文档肯定已全部被毁；第三，以我的年岁说，不能再拖了，必须立即开始完成我一生的主要计划——《理论分类学与自然哲学》。根据以上三个原因，一九四二年的基本工作方面不拟写成什么学术著作，只有三个不长的学术政治性报告要完成。”计划了，也完成了。一九四二年是效率最高的年度之一。个人的悲剧仿佛没有波及他的工作精力，在日记、总结和计划中没有留下任何痕迹。p85儿子的死，他伤心了好多年。他那个时朝所有的信札，连篇累牍都在回忆他的儿子，丧子之痛溢于言表，那是一种男子汉的有克制的痛苦，但是久久不能平息。他抓住呆板的生活作息制度，好比在水面上滑行的人紧紧抓住汽艇的线索，一松手，一失去速度，他就会沉到水底。有些时候。他是如此地烦恼苦闷，以致只能机械地记日记，机械地做昆虫标本，机械地填写标签。科学失去了意义。他捱受着寂寞孤独的煎熬，没有任何人同意他的见解；他知道他将证明是对的，但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很多时间，需要抓零零一个人跋涉，横越一片沙漠，可是力量不够了。他能够叫时间服从他，但不能左右环境。他无非是个凡人，激情、爱、挫折都能叫他分心，连幸福也会影响他的专心致志。第二次结婚给他带来了盼望已久的家庭的宁静安谧。婚后不久，他写信给他的朋友兼老师：“……纯粹是家庭中的融融之乐，使我撇下了我往常的生活小天地。您是我的老朋友，我向您坦白，连我的学术兴趣也陡然低落了。亲爱的朋友，别责怪我；过去我有不少罪孽都得到了您的宽宥，这次仍请您原谅吧。这并不是对科学的背叛，而是一个软弱的人度过了严峻的生活，如今来到了草木繁茂的绿洲，流连忘返……”p“对一般性的问题不一定要去思考，这不属于我们的职责，而且谁用得着呢……不过，”他愁眉苦脸了，“把这一切问题都思索一番倒也好……可是哪儿有时间呢？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搞的。当然，如果有条件的话，如果能坐在书斋里……”柳比歇夫也好，贝克列米舍夫也好，都不是在书斋里讨生活的学者，他们谁也没有特别优越的生活条件，谁也不是与世隔绝，不闻不问战前和战争年代的忧虑、风雨和苦难。现实生活并没有放过他们，他们同样遭受过不幸，吃过苦头。然而。你看他们的信。便可以明白，他们生活的内容并不是苦难，而是成果。柳比歇夫在全苏植物保护研究所工作的时候，不得不兼课，兼任其它单位的顾问。需要帮助妻子，需要养活一大家子人：“……我原来想着除了应用昆虫学以外，还要研究分类昆虫学和一般生物学问题……但没有做多少。不得不花很多时间去跑商店，去排队买煤油和其它东西。妻子也有工作，很困难。我数学搞得相当多；乘电车，坐火车，都在钻研；甚至在开会的时候演算习题。有一段时间，人家对我侧目而视，但到后来他们发现，我演算习题并没有耽误听别人的发言；这，我是通过我在会议中间的插话证明了的。所以他们也就眼开眼闭了。出门途中；我也看很多哲学书，例如康德的三卷《批判》我都是在路上看的。在哲学问题上，我记得我写过一篇（唯一的一篇）相当长的论文，约有一百张练习薄纸，分析康德的《纯理性批判》。这部手稿在基辅丢失了…”人民的生活便是他的生活；人民生活中五光十色的侧影同样反映在他的生活中。叫人奇怪的，倒不是他在那样的条件下能挤出时间来研究康德，而主要是他光看书还不够；他的渴望求知的天性必定要这样那样地去消化品味，按照他的需要去吸收；他看了康德的作品，便写了一篇论文，分析康德的主要著作，批判地选择他合意的东西。他需要找到他自己的东西。一般人的意见也罢，公认的权威也罢，对他都不起作用。在他看来，某种思想是否有权威，并不取决于拥护这种思想的人有多少。p柳比歇夫完成自己原订的计划了吗？大自然赋予了他（或者说他从大自然那儿领取了？）完成计划的一切条件：才能、长寿；他还制订了一个时间统计法，尽管有所偏离，但他还是一直遵循着这个时间统计法来使用时间和精力…可惜，他并未完成原订的计划。在生命将终的时候，他明白自己的目标并没有达到，而且永远也达不到了。根据自己的时间统计法，他可以精确地计算出，还差多少就可以达到他立下的目标。当他决定集中精力写《德谟克利特和柏拉图两个流派》一书时，他已满七十二岁了。他预计这本书将占用七至八年的时间，并将成为他最后的一部著作。就象任何一部最后的著作一样，这部著作将是一部主要的著作，里面将剖析普通生物学的概念。在写作过程中，书的中心部分开始增添大量一般哲学性的思索和社会科学的科目——这倒不是偶然的，因为这本书的内容理应涉及人们认识的统一性。用了几年时间，他才写到哥白尼。显然，他未必能囊括生物学各科了。按具体体系拟订的研究项目也落空了。从一九二五年起，他就千方百计压缩自己对昆虫的研究。他舍弃了象虫类，只留下了地蚤。但就是地蚤，他也不得不缩减种类。到了一九七0年，在可靠地鉴别性别方面，他总共才完成了六个小类的任务。设想得那样多，而完成得却那样少！四十五年从事跳甲属的研究工作，成果却是如此微不足道。p柳比歇夫一度曾幻想把研究地蚤的工作同一般理论性问题结合起来。但他没来得及做。所以他在这方面也遭到了挫折。当然，有关害虫的研究工作还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在昆虫学方面，他稍带也作出了某些概括（就目前看来，成绩也不算小）、例如，他概括出等级制度并非到处都适用的。这个概念就不仅涉及生物学一门科学。他的著作使数学家、哲学家、控制论专家都发生兴趣。可以找到不少告慰之处。但预定的计划没有能完成。他调整自己的时间统计法，使它成为一种生活方法，就是为了完成预定的任务——然而却未能完成。不走运呀。他是一个不幸的人。他属于能超越自己可能性界限的那种人。他的身体并不怎么好，但由于遵循一定的生活制度，他长寿，一生基本健康。他在各种最为复杂的情况下，始终能从事自己的专业工作；他几乎一直从事他想干的和他爱干的工作。他不是可以算作一个幸福的人吗？这儿说的幸福到底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他制订的、核算过的、安排好的计划落了空。哪一项都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大部分著作没能在生前出版。他提出的目标确确实实是当务之急，目标并没有使他失望；相反，他通过自己的著作已经接近了这个目标，已接近到能够看得见它是多么美好，多么有意义，并且是可以达到的。现在当他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时，已经死或将临，这是最令人伤心的。他所缺不多——再有一次生命就够了。当意识到自己失算了，一切都将付之东流，这是多么伤心。除了不幸，还能称作什么呢？——他是一个不幸的人！p能不能用一个人对自己提出的目标来衡量他这个人呢？一般用什么来评价人度过的一生？用他带来的益处来衡量？人才比庸材带来的益处要多些？那天才当然要比人才还要多些！但是一个人没有才华，没有杰出的才能，又有什么罪过呢？而有才华的人又有什么功绩可言呢？是呀，天才的科学家对科学的贡献多于中乘之材。然而一个天才的科学家身上表现出来的主要是自然界，而不是这个人本身。柳比歇夫不是一个天才；天才永远是那个总其成的人。一种事业，总有许多先驱者为之献出智慧，最后轮到一个人来完成它，这个人就是天才。我之所以对柳比歇夫发生兴趣，正由于他不是天才，因为天才是无法分析的，好在天才也不用去研究。天才只适合于让大家来赞美。至于柳比歇夫，吸引人的是他的秘密，他靠了这个秘密得以施展身手。尽管他并没有制造任何秘密，他批驳了认为他有过人的工作能力的说法。 除了时间统计法之外，他还有几条守则：.我不承担必须完成的任务；2.我不接受紧急的任务；3.一累马上停止工作去休息；4.睡得很多，十小时左右；5.把累人的工作同愉快的工作结合在一起。”这几条守则不可能要求别人去遵守，这几条守则是他个人的守则，是按自己生活和自己身体的特点拟订的：他好像在研究自己工作能力的心理特点，在研究最适合自己工作能力的日常生活制度。p柳比歇夫对待具体时间的勇敢精神使我大为惊讶。他善于捉摸具体的时间。他学会了如何同跳动着脉搏的、正想溜走的“现在”打交道。他不怕屈指可数的、日益减少着的余年。他小心翼翼地延长时间，紧紧挨住它，尽量做到不无故浪费时间，连点滴时间都不放过。他对时间就象对不可或缺的生活口粮那样重视。“消磨时间”——这是不可能在他头脑中产生的念头。任何时间对他来说都是宝贝。时间是进行创造的时间，认识事物的时间，享受生活乐趣的时间。他对时间满心崇敬。原来，一生完全不象通常人们所认为的那么短暂。这里问题不在寿命长短，也不在工作安排得满腾腾的。柳比歇夫的经验在于充分使用一天中的每一个小时，一小时中的每一分钟，时时考虑实效。一生的时间是极长的时间，在一生中可以把工作干个够，可以读大量的书籍，可以学会好几种语言，可以出门旅行，可以饱听音乐，可以教育子女，可以在乡下居住，也可以在城里居住，可以栽培花园，可以培养青年一代…如果我们自己慢慢吞吞，那么生活就不等人。我们好像只能使用经过精选的时间。我们记得的只是一生中最精彩的时刻。半个小时对我们来说不算时间。我们只承认整段整段的时间，只承认不受客观环境和偶然事件干扰的大段时间。只有在这样的时间里，我们才打算大显身手。短一点的时间，我们马上会借口外界干扰、借口客观条件而认为不适用。啊，不依我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条件，具有充分权力和理由的客观条件真是威力无比！把责任往它们身上互推，那是多么轻而易举啊。p大多数人对时间都持有自己的态度，各不相同，而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柳比歇夫对时间的态度格外与众不同。他的时间不是取得成就的时间。他摆脱了赶过别人，夺取第一，超越什么，获得什么的愿望。他热爱时间，珍惜时间，不是把它当作工具，而是把它看成是进行创造的条件。他对时间十分虔敬，同时又体贴入微，他认为时间对人们如何使用它并不是无所谓的。时间不是个物理概念，不是时针的转动，而好象是个道德概念。在他看来，浪费时间就好比夺走科学研究的时间，就好比滥用和抢走他服务对象的时间。他坚信，时间是最宝贵的财富，不能乱用到怄气上，不能乱用到竞争角逐或满足虚荣心上。在他看来，对待时间的态度是个道德问题。p从读者来信中，特别是从读者口头发表的意见中，我渐渐发现了一种令我惊讶、令我不安的东西。许多实干的、有远大抱负的年轻人对柳比歇夫这一十分明智的、合理的时间统计法很感兴趣，指望这个方法带来成效。这种愿望里有某种不对头的东西，某种柳比歇夫所没有的，就象我已在小说中一再强调过的——与柳比歇夫，与他的时间统计法毫无关系的东西。这里问题就在于：只有一个人向自己提出崇高目标时，这个时间统计法才能成立，因为我在小说中已谈到，柳比歇夫利用时间的方法是与对待时间的道德态度不可分的。命运赋予我们的生活、时间是无价之宝，应当利用它来不仅给自己（绝不是只给自己），而且给别人，给周围的人们带来最大的利益。方法、利用时间的方法，都必须与生活的目标和意义、与道德品质协调一致。p生命急速流逝，时间无影无踪地消失，——这种感觉总在折磨着我。我感到以前的人对待时间是另一种态度。我们有一种幻觉；我们这个时代时间的步伐加快了。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搞清楚：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努力节约时间，但目的何在？柳比歇夫的一生以新的方式多少揭开了这些问题。他生活中劳动所占比重非但较普通情况、而且较我所见到的特殊情况都要大得多。我觉得柳比歇夫掌握了支配时间的奥秘。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