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最好治疗白癜风医院在哪里 http://jbk.39.net/yiyuanfengcai/lx_bjzkbdfyy/作者/大卫·格雷伯翻译/王志宏排版/理查德克莱里恩全球化运动与新新左派我们很难设想还会有另外一个这样的时代，在知识分子和行动者之间，在革命理论家和革命实践之间存在着这样一个巨大的鸿沟。多年以来，学院派已经习惯了发表一些听起来煞有介事、立场鲜明的文章，而那些文章所针对的伟大的社会运动实际上纯属子虚乌有。如今，他们如坠云雾，东西莫辨，甚至情况更糟，低三下四，遭人鄙夷，因为真正的社会运动正如风起云涌，席卷全球。在这个一直被称为「反全球化」运动——这个名字来得蹊跷——的事态中，这尤其是一件丑闻，这项反全球化运动千方百计，想要在仅仅两三年内彻底改变寰宇之内几百万年以来的各种历史可能性的意义。在美国，要想找到一个专业的学院派学者，他的学识超人一筹，毋庸拾诸如《纽约时报》之类的公开叫嚣一种敌对态度者的大本营的牙慧，这不啻难于上青天；其次，其中绝大部分著述——甚至包括现在还在坊间书肆的那些——没有击中要害——或者至少可以说，最重要的是，没有弄清楚运动参与者到底在想什么。作为一个人类学家兼这项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尤其是，这项运动中最后一次比较激进的直接行动的参与者——我至少可以澄清某些屡见不鲜而又至关重要的误解，尽管我忍不住要怀疑这些信息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受人欢迎。我怀疑，这种犹疑不决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学院派的利益一一尽管这样做我老大不愿意——长期以来，学院派幻想自己既是某种激进主义者，其实又是关怀扩大个人自由和追求社会公正的自由主义者，只不过他们不釆取对居于统治地位的制度——譬如资本和国家——形成严重挑战的方式。事实上，即使他们当中很多人愿意看到革命性的变革，但是一想到必须接受激进政治的创造性能量绝大部分来自无政府主义这个事实——对于这个传统，他们一直把它当作愚蠢的笑料置之不理——以及一想到认真考虑这项运动必然也意味着认真和满怀崇敬地投身于其中这个事实，他们并不完全是欢欣鼓舞的。写作本文时我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这就意味着，接下来许多事情有被简化的嫌疑：譬如，我不想进入到激进的直接行动小组和更具改良主义色彩（并且依照等级严密组织起来）的非政府组织(NGOs)之间的复杂的配合之中，尽管这是过去很多运动取得胜利的法宝。直接行动这种观念——它拒斥抵抗的政治（这种政治会诉诸掌权者调整他们自己的行为），而钟情于竭力从肉体上对抗权力，这种方式自身为它自己的存在预见了一种替代的选择——直接来源于自由主义的传统。在某种意义上，计算有多少参与到这种或者那种运动中的人心甘情愿地自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以及他们是在何种意义上、在什么语境当中这样自称，似乎有些偏离了主题。[1]无政府主义是这次运动的心脏，是它的灵魂；与它有关的那些新颖的东西和充满希望的东西大部分都是从这里脱颖而出的。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到的主要是那些专业知识分子，他们确确实实感觉到了存在着这样一些信赖的东西和充满希望的东西。开门见山，我要想方设法澄清我认为与这场运动有关的三个最为常见的误解——我们假定它是和某种可以名之为「全球化」的事物相对立的事物，我们假定它是「暴力」，我们假定它缺乏一以贯之的意识形态——是什么，然后，建议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应该如何借助于所有这些东西，思考并重新想像我们自己的思想实践。我们不是一种反全球化运动「反全球化」运动这个词是美国媒体生造的，从事具体事务的人对此颇不以为然。但是，在美国，语言一直是一个问题。如果说这场运动还在反对什么，那么它所反对的是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可以定义为一种市场原教旨主义（也许把它定义为市场斯大林主义更好些），它主张人类历史发展只有一种可能的方向，而这个方向的秘密把持在经济学家和大公司广告代理人这些精英阶层手中，现在他们一定——通过一些并不通过选举而产生的条约性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贸组织和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等——分割了一度为制度所独占的那些权力，这些制度负有条块分割了的民主责任感。在阿根廷、爱沙尼亚、中国台湾等地，简简单单地说上一句「我们发起一场反对新自由主义的运动」这样的话是很可能的。但是在美国，法人媒体也许是这个星球上政治上最为铁板一块的；在这里，新自由主义被公认为是现实的根本基础。结果，这个词本身反而没有用武之地了。这些问题只能借助诸如「自由贸易」或者「自由市场」这样的词来讨论。所以，美国的行动主义者发现他们自己左右为难：如果有人在某个小册子或者宣传单上提议使用「n」这个字母，警钟立刻就敲响了；如果有人只对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产生影响，那么他就是排他主义的。存在着各式各样的规范替代性用语的企图——我们掀起「全球性的正义运动」，我们的运动「反对大公司的全球化」。没有一个能让人听起来四体通泰，没有一个听起来怡人心神，结果，我们在会议上听见发言者频频交替使用诸如「全球化运动」和「反全球化运动」这样的表述也就不以为怪了。年智利反新自由主义运动丨SusanaHidalgo,Instagram但是，「全球化运动」这个词实在是顺理成章，恰到好处。如果我们用全球化来指称边界的抹杀以及人民、财产和观念的自由流动，那么，极为明显的是，不仅运动本身是全球化的产物，而且与之相关的大部分团体——尤其是其中最为激进的那些团体[2]一一实际上总的说来要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者更是全球化的支持者。运动的真正起源在于一个叫做「人民全球行动」(PGA)的国际网络当中。这样一个「洲际抵制网络」的观点首次披露于世，是在年在恰巴斯(Chiapas)召开的首届萨帕塔代表会议上[3]；次年，在西班牙创造出了一个正式的结构。从一开始起，PGA就不仅包括无政府主义者，西班牙、大不列颠和德意志的激进工会组织，还包括印度甘地主义的一个社会主义农民联盟、印度尼西亚和斯里兰卡的钓鱼者协会、阿根廷的教师协会，还有新西兰毛利人和厄瓜多尔的Kuna等土著团体，巴西「无地的农民运动」(MST)，一个由南美和中美洲的逃亡奴隶建立起来的社区形成的网络，以及其他一些成员。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北美是为数极少的存在广泛代表的地方(除了加拿大的邮政工人工会，它充当了PGA的主要交流枢纽，现在它的职能部分地为因特网所取代，还有一个叫做CLAC、以蒙特利尔为基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正是PGA首次提出诸如1月18日和11月30日这样的全球行动日——正是在11月30日，首次呼吁直接反对年在西雅图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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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国际主义也反映在运动的各项要求中。举一个特别有戏剧性的例子。这里我们只需来看看意大利的团体「够了!」(YaBasta!)[4]施政纲领的三条原则：一个有着普遍的保障的「基本收入」，一项使得全球公民穿越国界自由流动得到保障的原则，以及自由使用新技术的原则——在实践当中，这一条款意味着对于专利权的极端限制（这些限制自身是保护主义的一种阴险的形式)。行动主义者又越来越想方设法把注意力转移到这个事实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观点非常狭隘地限制在商品的自由流动范围之内，而实际上，它只是增加了反对人民、信息和观念流动的阻碍。例如，美国边界警卫队的规模自从签署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以来已经几乎增加到3倍，可是这一点也不让人奇怪：如果有可能把世界上的大多数人有效地管制起来，把他们圈禁在贫瘠的飞地上，那里任何现存的社会保障都可以一点一滴地去掉，那么，刺激Nike和Gap迁移到那里进行生产的动力就荡然无存了。假设人民可以自由迁移，那么整个新自由主义的方案就得破产。在人们谈论当代世界「主权"在衰落时，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应当牢记在心。上个世纪前后国家形式的最大功绩是，获得了建立一个严密警察化了而又遍布世界的形式划一的网状结构，阻止和控制人民的自由运动；最近发生的情况，甚至像索马里和阿富汗这样的实体的突然解体，也没有改变这一切，因为国家体系的终极意义不在于由任何一个人控制领土（依照定义，这永远不可能是绝对的），而在于它们之间的关系。我们要以真正全球化的名义竭力反抗的，正是这样的国际控制体系。在我们面临的政府压迫逐步升级之时，这些关系一一和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和政府高压政治的机制之间存在的国界联系——在我们的分析中占有越来越突出的地位。在布拉格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议上和后来的尼斯欧盟会议上，边界成了欧洲的主要问题；在北美，在魁北克市举办的FATT峰会上，以前被认为是根本不存在的（至少在白人看来如此）一些不可见的界限，一夜之间转变成了坚实的堡垒，它们反对自许的全球公民要求获得他们自己制度规则的权利。长达3公里的「墙」在魁北克市中心建立起来，保护政府首脑酣然宴饮，免受外面大众集会的影响。从人道的观点看，这墙成了新自由主义真正意味的最好写照；「黑团」组织的观众，拿着钢丝钳和钩子，加入其中的有钢铁厂的工人和莫霍克族(Mohawk)[5]的战士，他们合力把墙推倒，于是，他们——正是因为这个理由——变成了运动史上独一无二的最强有力的运动。[6]但是，这里有一个陷阱：这次运动之所以声势浩大，是因为加拿大的市民获悉了这件事情。在美国，没有什么人知道发生了什么。法人媒体对于信息和观念的封锁和把持依旧是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化的最大障碍。明显的解决方式就是，创造我们自己的媒体，而且要以无与伦比的速度；在去年前后，独立的媒体中心建立起了世界范围的网络，它们遵照无政府主义的原则，在世界范围内至少40个国家运转，由因特网来连接。虽然它们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日内瓦，IMC的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