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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上，列宁有关出版自由的论述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长期以来，人们对列宁出版自由观的认识存在不小的偏差。本文试图从思想史的视角，基于第一手文献，还原列宁的出版自由思想：“出版自由”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口号。相对于封建专制，资产阶级出版自由是一个伟大的进步，但是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局限性也十分突出。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与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完全不同。只有剥夺资产阶级出版自由，无产阶级出版自由才有实现的可能。而无产阶级出版自由也是在自己法律范围内的自由。列宁的出版自由观对当今的新闻传播实践具有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关键词：列宁新闻思想出版自由观新闻传播史
中图分类号：G
在世界新闻史上，无论是资产阶级报业理论，还是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说，都是以出版自由作为出发点的。所以，每个阶级的报刊工作者，无不以争取、扩大出版自由为目标。在列宁的新闻思想体系中，对出版自由的论述也居于核心位置。他认为，出版自由与其他基本人权一样，属于政治自由的范畴。其核心在于“全体公民可以自由发表一切意见”[1]。要科学地理解出版自由问题，必须首先弄清楚是“什么样的出版自由？”“是法律规定的吗？”[2]“为了什么？”“为了哪一个阶级？”[3]即弄清楚自由的相对性、目的性和阶级性。自出版自由的口号提出以来就深深地打上了阶级的烙印；没有绝对的不受限制的自由，只有法律规定的自由。自由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实现目的的手段。基于这一认识，列宁对出版自由的论述总体上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种出版自由的路径展开。其主要内容集中于如下四个焦点。
一、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进步性
在列宁涉及出版自由的大量论述中，有相当部分是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评价。此种评价包括肯定和否定两方面内容。如果联系到列宁的新闻生涯，在十月革命之前，他对于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大体上是肯定多于否定，此后则是否定多于肯定。前期列宁对于出版自由的肯定性评价，基本上是把它作为政治自由的一部分，作为现代文明的进步表现。在这个意义上，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自由、出版自由进行了高度的赞扬。特别是美国、英国、比利时、瑞士等国的民主政治，消除了中世纪的封建特权，公民们实现了政治上的权利平等，就是被剥削的工人阶级亦“有政治自由，有自己的工会，自己的报纸，自己的议会代表”[4]。借助于议会平台，工人阶级有可能将自己的诉求转换为政府的政策。[5]年“二月革命后”，列宁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否定性评价虽然多于肯定性评价，但是仍然承认出版自由在历史上的重大意义。列宁在给格·米雅斯尼柯夫的一封信中再次强调：“‘出版自由’这个口号，从中世纪末直到19世纪，在全世界成了最伟大的口号。为什么呢？因为它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即反映了资产阶级反对僧侣、国王、封建主和地主的斗争。”[6]
和早期马克思、恩格斯一样，列宁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肯定与无产阶级正在进行政治斗争密切相关。虽然出版自由并不能在根本上使无产阶级摆脱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虽然出版自由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资产阶级的特权，但与封建专制相比，出版自由有着无比的优越性。其一，出版自由权利的确立使无产阶级得以利用报刊进行公开、合法的政治斗争。在专制统治下，封建统治者不仅控制了政权，而且还控制了出版，控制了思想，人民的怨愤、呼声无法公开表达。随着代议民主政治的确立，出版自由作为基本人权得到了宪法的保障。至少从理论上看，这一权利的范围及其主体是没有什么限制的，无产阶级也能享有。利用出版自由，无产阶级不仅“有可能进行广泛的、公开的和群众性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7]，而且还能“使阶级斗争更自觉、更广泛，使人民中最落后的阶层卷入这一斗争”[8]。其二，代议制度和出版自由是由资本主义通向社会主义的现实道路。列宁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空中楼阁，没有资本主义造就的现代工业大生产和民主精神，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可能建立起来。除了代议民主外，不可能有其他连接社会主义的道路。只有这条道路可以使无产阶级和农民得到真正的自由。其三，出版自由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而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是衡量政治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一个没有政治民主、出版自由的社会，很难把它与文明、进步联系起来。
另一方面，列宁对出版自由的肯定评价，还受到俄国特定的历史传统和政治现实的影响。直到19世纪末，沙皇俄国仍是一个封建专制国家，沙皇作为最高统治者，握有生杀予夺之权，人民毫无自由和权利可言。这与已经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建立了代议民主的英国、美国、法国、瑞士诸国相比，不啻是天壤之别。在自由主义国家，出版自由得到了国家法律的保障，报纸被看成是“第四权力”，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其报道言论几乎不受什么限制，是民主政治体系的重要一环。可俄国直到“二月革命”前，由于书报检查制度的存在,新闻出版处于受奴役的地位，如果得不到官方的许可，报刊就不能合法地发表任何东西。非官方许可的一切传播活动，尤其是对政府的批评和监督，都将被判为政治犯罪而受到严惩。[9]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列宁曾亲身经历过这两种完全不同的政治环境：成长在专制统治的俄国；其革命活动、报刊生涯大部分则是在民主自由的西欧度过。两种不同的政治现实使列宁特别深刻地感受到了专制的朽恶和民主自由，特别是出版自由的可贵。
二、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实质
虽然在“二月革命”之前，列宁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评价基本上是肯定的，持一种赞扬的态度，并且努力争取、利用这种自由。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了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局限性及资产阶级对于出版自由的功利主义态度。年俄国大革命时期，列宁就曾尖锐地揭露了资产阶级对出版自由的虚伪态度。[10]“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专制，形成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与工农苏维埃两个政权并存的局面。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关系，由同盟者变成了你死我活的敌我矛盾关系。“十月革命”胜利后，资产阶级的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被剥夺了。两大阶级的矛盾空前尖锐。为了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煽动阶级仇恨，俄国资产阶级报刊加入了国内叛乱和外国干涉者阵营,其阶级本质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列宁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基本肯定转向了基本否定。
首要的原因在于当时客观形势和政治任务的转变。由于克伦斯基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取消了出版检查制度，出版自由得到了法律的保障。虽然在形式上，任何人都可以出版报纸，但由于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无产阶级报刊无论在数量还是在质量上都难以与之抗衡。“十月革命”后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初，资产阶级报刊仍然占有相当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肯定资产阶级出版自由，无异于继续维持资产阶级在精神上的统治，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其次，在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不久，布尔什维克内部在言论政策方面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以出版自由为武器，揭露胡作非为的官僚主义，批判各种贪赃枉法的行为，甚至主张“从君主主义者到无政府主义者都享有出版自由”[11]。这些主张被资产阶级所利用，为国内反动派攻击苏维埃政府提供了武器。再次，“十月革命”后直到年，苏维埃俄国面临着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内有叛乱，外有列强武装干涉。为了颠覆无产阶级政权，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报刊捏造了大量的谣言，以污蔑攻击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策应国内的叛乱和国外的武装干涉。诸如“红军哗变”“各地反共起义”“列宁逃跑”“两个首都沦陷”,甚至还有“托洛茨基枪毙列宁”或“列宁枪毙托洛茨基”等，五花八门，不一而足。这些谣言不仅扯掉了资产阶级报刊所谓“客观”“公正”的面纱，而且还暴露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势不两立的政治立场。这些因素使列宁比过去更清楚地认识了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阶级实质和虚伪性。
列宁认为，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就其实质而言，实际是有钱人的自由。固然，在资本主义社会取消了出版检查制度、特许制、保证金制等专制控制手段，在法律的意义上，各党派、各团体均可自由地出版报纸。但是只要资本主义私有制不变，只要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不变，也就是说只要资本家绝对地控制着一切出版资源，“这种自由就是一种欺骗”[12]。在列宁看来，这实际是显而易见的、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是资产阶级“几乎所有的人”都“羞羞答答地”“不谈或胆怯地回避”，[13]而偏要把它说成是全民的自由，似乎无产者、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也能与资产阶级一样不受限制地享有这一权利。实际上这一切都是假的。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出版自由，而在于是谁“占有印刷所和纸张”[14]。无产者是无法拥有资产阶级那样多的纸张和印刷所的，这就使得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只是属于富人，也“就是由资本家霸占着一切报刊。这种霸占的结果使包括最自由的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一切地方的报刊实际上都成了被人收买的报刊”[15]。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出版报纸对于资产阶级是完全自由的，而对于无产阶级则是彻底的不自由。在此基础上，列宁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实在的‘自由’”。他以讽刺的语气批判标榜自由的作家、记者不能摆脱资产阶级出版家的收买。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资产阶级的作家、艺术家和演员的自由，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16]这一入木三分的批判，可谓振聋发聩，至今我们还没有发现有任何一个思想家对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实质的剖析达到列宁这样深刻的程度。
三、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前提
近代报刊问世以来，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出版自由观。资产阶级坚信，出版自由是属于资本的权利，即谁拥有出版资源谁就自由。无产阶级则认为，“出版自由就是使报刊摆脱资本的控制，把造纸厂和印刷厂变成国家的财产，让每一个达到一定人数（如1万人）的公民团体都享有使用相当数量的纸张和相当数量的印刷劳动的同等权利”[17]。这种诉求在资本主义社会显然是难以达到的。只有在政治上、经济上推翻资本的统治，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才有可能实现。
因为不论是在“二月革命”前还是“十月革命”后，资产阶级一直掌握着大量的纸张和印刷所，堵塞了无产阶级通往自由民主的道路。所以“必须使资本家没有雇佣作家，收买出版机关和报纸的可能性”[18]。加上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面临着国内资产阶级的叛乱和国外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而报刊又是“资产阶级最强大的武器之一”。在列宁看来，报刊一旦掌握在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手中，将会带来重大危险，所以应该立即采取措施，以阻止资产阶级对苏维埃政权的“肆意诽谤”[19]。基于这一认识，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通过如下途径剥夺了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
其一，设立报刊调查委员会和报刊革命法庭。前者成立于年，其主要责任是调查报刊的经费和各项收入来源，它有哪些捐助者，它与资本的关系以及它如何弥补经营方面赤字。[20]在此基础上，确定苏维埃政府对资产阶级报刊的基本政策。翌年，列宁作为人民委员会的主席又颁布了成立报刊革命法庭的法令。其职责是审理资产阶级报刊反对苏维埃的各种报道活动。集中地表现为资产阶级利用报刊的各种“虚假地和歪曲性地”报道，破坏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的建设努力，侵害人民的权利和利益。[21]对于这种犯罪活动，报刊革命法庭将给予严厉的惩罚，包括公开谴责、勒令停刊、罚款、没收财产、剥夺政治权力乃至驱逐出境等。
其二，查封反革命报刊。“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作为政府首脑颁发了《关于出版问题的法令》。该法令规定，在新秩序确立之前，必须采取种种措施以反对“形形色色的反革命报刊”，其主要措施就是查封。查封对象就是那些公开对抗苏维埃政府的反革命报刊。[22]列宁认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绝对不能允许这些反革命报刊的继续存在。否则，我们就是在给我们的敌人送上“诽谤的炸弹”[23]，这无疑是政治上的自杀。
其三，没收或征用资产阶级拥有的印刷所和报纸。由于历史和经济上的原因，资产阶级拥有大量的纸张和印刷所。不改变这种现实，无产阶级出版自由就不可能实现。列宁主张像战争时期对房屋、住宅、马车、马匹、粮食、黄金的征用一样，对印刷所和纸张也采取征用政策。年12月13日，列宁指示政府出版管理部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征用《交易所新闻》印刷所以及该所的全部房舍、机器、印刷材料、纸张和其它财产”[24]。对于那些进行严重犯罪活动的报刊，则应由报刊革命法庭罚没包括纸张、印刷所在内的所有财产。对这些征用和罚没而来的新闻资产，苏维埃政权将在政府机关、各党派、人民团体间进行公平的分配。这是实现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物质条件。
其四，清除反革命作家，流放、驱逐反动报人。这是剥夺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补充措施。“十月革命”不久，列宁就主张对于不甘心失败的资产阶级报人采取强硬手段，把他们逮捕起来。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在查封反革命报刊的同时，把“这些出版机关中凡有劳动能力的编辑和工作人员都动员去参加挖掘战壕以及其它国防工作”[25]。列宁还主张把那些“为反革命帮忙的作家和教授驱逐出境”，把那些反动报刊的主编、作者驱逐出境，因为“他们全是赤裸裸的反革命分子，协约国的帮凶，是协约国的一群仆从和间谍，一群毒害青年学生的教唆犯”,故而要把他们“全抓起来，而且要不断地抓，有计划地抓，把他们驱逐出境”[26]。
其五，苏维埃政府对广告的垄断。广告被称为是报纸的血液，是报纸生存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无论是哪个社会，一家没有广告来源的报纸，如果得不到政府或利益集团的财政支持，绝不可能生存下来。列宁十分重视广告在报纸经营中的作用，进而揭示了资产阶级报刊经营的重要秘密。广告收入可以弥补报道业务的亏损，广告收入增加不仅能增强报社的经济实力，而且还能促成报刊降低价格，提高市场占有率。“资产阶级报纸就是这样经营，这样发财，这样毒害人民的。”在某些国家，甚至还有一些报纸实行免费赠送并有可观的收益，这并不难理解，因为“这些报纸都是靠登广告的收入过活的，而报纸免费送到每一家则保证了这些广告得到广泛的传播”[27]。一般而言，广告主总是选择发行量大的报纸，而广告收入的增加又会促进报纸发行的进一步扩张，但也有例外的情形。列宁认为，在一些特殊的时期和场合，一些销路并不是太大的报纸也会赢得很多的广告收入。例如，俄国资产阶级《新时报》，从年起就获得刊登国家土地银行广告的优先权，而当时该报的发行量并不大。这是由于它利用了“在政界中的幕后势力和熟人关系”[28]；另一方面，政府也愿意以广告为津贴来奖赏《新时报》对政府及资产阶级利益的维护和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广告投入几乎等同于津贴，其基本依据则是报纸的阶级立场和政治倾向。基于此，列宁主张采取切实措施使报纸广告由国家实行垄断。其具体做法是，由国家公开宣布，广告只能刊登在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出版的报刊上，其他任何报纸都不能刊登广告。这种做法看起来似乎有点不太合理，但实际上是很公平的。因为它对于广告主、对于工人农民同样有利。广告主使用同样的钱能够使广告传播得更远、更广，而工人农民几乎可以不付代价就能得到报刊的信息服务。[29]而富人报纸则会由于失去广告来源而被大大削弱。这是不是在破坏出版自由呢？列宁认为，国家垄断广告的办法不仅不会破坏出版自由，而且还会扩大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如果能够出版可以登各种广告和声明的大型苏维埃报纸，就完全能够保证更多的公民发表自己的意见。”[30]由此可以看出，国家垄断广告不仅是发展无产阶级报业，提高无产阶级报纸普及水平的重要手段，而且还是实现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主要途径。这一观点在“十月革命”后转化成了苏维埃政权的新闻政策。
此外，苏维埃政府还可利用邮政系统为报刊提供发行服务。年11月，列宁签署人民委员会法令，[31]规定在俄罗斯邮电部门各个机构开设零售站和苏维埃定期刊物发行站，出售苏维埃和共产党组织出版的报纸、杂志、手册和书籍，接受这些报刊书籍的订阅任务，给订户直接办理邮寄刊物的手续。这样一来，一方面减轻了报社的发行负担，另一方面，又使报刊的发行范围大大地扩张，提高了报刊的发行效率，为广大工农群众购买订阅提供了方便。此种作法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影响甚广。20世纪50年代后，被其他一些新兴的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如新中国的报刊邮发合一制度就是来源于列宁的这一创造。
可见，无产阶级出版自由不是空中楼阁，而是有其赖以确立的物质基础的。列宁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深知无产阶级出版自由不可能凭空建立，它只能建立在剥夺资产阶级物质条件的基础之上，而且在实践上探索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具体路径。其实际经验后来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普遍借鉴。
四、无产阶级出版自由的性质
在对出版自由性质的认识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完全不同的。在列宁看来，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就其实质而言，只是有钱人的自由，只是一种欺骗。与此相反，无产阶级出版自由则是真正的自由，使报刊摆脱了资本的控制，是共产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种制度下，平等不仅是法律意义上的，在出版资源即纸张和印刷厂的分配上，也完全地贯彻了平等的原则。任何人都没有被人剥削的可能，亦“没有靠别人发财的可能性”[32]。但是无产阶级的出版自由也不是超阶级的，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享有。根据列宁的论述，无产阶级出版自由只能是大多数人（工农群众）的自由，其具体的表现就是，广大的工农群众可以免费地从苏维埃政府和党组织的各级报刊获得消息，或者向报刊投稿以发表自己的意见，或者参与这些报刊的新闻报道业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是不配享有这种真正的自由的。特别是在苏维埃政权刚刚建立的情况下，新政府内忧外患，国内外的反动势力还非常强大，甚至“比我们强很多倍”。在这种情况下，给予资产阶级出版自由，“就是为敌人开方便之门”[33]，就是等于自杀。
列宁认为，无产阶级出版自由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是受法律制约的，绝不是超越法律规范的自由。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怎样才能享有真正的出版自由？首先，必须拥护革命，“愿意同工农一道忍受困难，为正义事业而战”，并且“坚决保卫和支持苏维埃政权”[34]；其次，它还必须遵守苏维埃制订的各项法律，并且在这些法律规定的范围内，从事采访和报道活动；再次，它还必须服从苏维埃国家出版局的行政管理。国家出版局是俄罗斯新闻出版管理的最高权力机关。它负责对各类书籍及报刊进行审查、登记。为了确保管理的有效性，列宁曾指示该局在编辑出版发行的每个环节，严格地履行管理职责。[35]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每个相关人员对于书籍、报刊的出版、发行所承担的具体责任。此外，报刊出版工作者还必须坚持起码的技术标准，严禁粗制滥造，哗众取宠。对于那些乱七八糟、粗制滥造的报刊、书籍的责任者，应该把他们“关进监狱”[36]。
列宁还认为，出版自由固然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口号，它能够并且实际上已经促进了历史进步，但是不能盲目地夸大出版自由的作用，更不能把出版自由视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方，千万不要想象可以利用出版自由来医治现实社会的各种毛病。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制度初创，还没有进入成熟的阶段，那种所谓的绝对自由只会加强资产阶级的力量。列宁提醒党的各级领导，“‘出版自由’不会把俄国共产党的许多弱点、错误、缺点、毛病（毫无疑问，毛病多着哩）除掉，因为这是世界资产阶级不愿意的”。如果幼稚到竟以为“出版自由”能医治共产党，这必然是“一张能医死人的药方”。[37]列宁的这一见解，在当时的俄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赞成的，西方资本主义报界更是指斥为独裁。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历史演变，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的解体印证了列宁的论断。苏联的解体缘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是从民主化、公开性两方面展开的。当时有一句流行的口号：“历史无空白，现实无禁区。”出版自由、新闻自由不受限制。这种以新闻传播改革为先导的政治改革，因为没有经济基础的支撑，引发了社会的混乱。戈尔巴乔夫的初衷是好的，他想利用出版自由，利用公开性来医治苏联的毛病，药是好药，但不对症，其结果却导致了苏联解体的历史悲剧。
列宁作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其对出版自由的论述在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重要内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列宁的经历不同于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终其一生都是伟大的革命者、思想家。列宁则不然，前半生是革命者，是思想家，晚年却成了俄罗斯国家的最高领导人。这种生命的跨度使得列宁对报刊职能、使命及出版自由的认识，在职业生涯的前后期呈现出较大的差异。其重要的原因恐怕与思想家本身的角色转变有直接的关系。列宁也非常珍爱出版自由，肯定出版自由的历史价值，尽其所能利用代议民主制下的出版自由，同时也剖析了资产阶级出版自由的虚伪本质。在这方面，他的看法与马克思、恩格斯几乎是一致的。列宁的后半生作为政治家的身份大放异彩。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的列宁，从巩固政权、国家治理的视角来审视出版自由时，自然会理解到自由的相对性、阶级性和局限性。如果我们不能置身于当时的社会历史语境，是很难理解列宁的苦衷的。在思想史意义上，我们学习领会列宁的出版自由观会发现，相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新闻观念的理想主义色彩，列宁的出版自由观更加适应今天中国的政治和传播现实，对当今中国的新闻传播实践，也更有针对性和现实指导意义。
（作者单位：华中科技大学国家传播战略研究院）
*本文系中组部、中宣部委托的“文化名家”及“四个一批”国家级人才计划配套研究项目“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综合改革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
[1]列宁.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M]//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列宁.致格·伊·米雅斯尼柯夫[M]//列宁文稿（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列宁.给格·米雅斯尼柯夫[M]//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4]列宁.莫斯科的祖巴托夫分子在彼得堡[M]//列宁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5]列宁.比利时罢工的教训[M]//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6]列宁.给格·米雅斯尼柯夫的一封信[M]//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7]列宁.关于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通告[M]//列宁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8]列宁.德国天主教徒在组织群众[M]//列宁全集（第3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9]列宁.革命的第一个胜利[M]//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0]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M]//列宁全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44.
[11]列宁.给格·米雅斯尼科夫的一封信[M]//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2][18]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年3月2-6日）[M]//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3][14]列宁.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M]//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5][17]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M]//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16]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M]//列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8.
[19][22]参见：列宁著《关于出版问题的法令》，载于年11月10日《真理报》第号，转引自杨春华、星华编译之《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年版，第页，第页。
[20]列宁.关于出版自由的决议草案[M]//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1]参见：列宁著《人民委员会关于成立报刊革命法庭的法令》，载于年2月22日《工农政府报》第30号，转引自杨春华、星华编译之《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年版，第页。
[23]列宁.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年11月4日）[M]//列宁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4]参见：列宁著《关于征用印刷所的指令》，转引自杨春华、星华编译之《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年版，第页。
[25]列宁.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M]//列宁全集（第2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6.
[26]列宁.致费·埃·捷尔任斯基[M]//列宁全集（第1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7][29][30]列宁.怎样保证立宪会议的成功[M]//列宁全集（第2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28]列宁.资本主义和报刊[M]//列宁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1]参见：列宁著《关于邮电部门出售苏维埃出版物的决定》，载于年11月24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转引自杨春华、星华编译之《列宁论报刊与新闻写作》，新华出版社年版，第页。
[32]列宁.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年3月2-6日）[M]//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3]列宁.给格·米雅斯尼柯夫的一封信[M]//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4]列宁.关于查封破坏国防的孟什维克报纸[M]//列宁全集（第2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5]列宁.给国家出版局[M]//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6]列宁.给瓦·瓦·沃罗夫斯基[M]//列宁全集（第3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37]列宁.给格·米雅斯尼柯夫的一封信[M]//列宁全集（第3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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