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宦乡（中）担任中国驻欧洲共同体兼比利时和卢森堡大使期间，在布鲁塞尔会见各界友人。图中宦乡左侧为使馆随员孔泉，孔泉现为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图/受访者提供
驻英代办宦乡：不愿为“笔杆子”，愿为“耳目”
本刊记者/宋春丹
发于.3.21总第期《中国新闻周刊》
年日内瓦会议期间，英国外长艾登宴请中国总理兼外长周恩来。艾登说：“我们有一个人在北京，而你们却没有人在伦敦，我们之间的关系不应该是半截的，你是否也派一个中国的杜维廉（英国驻华代办）来？”周恩来当即欣然表示同意。
这个“中国的杜维廉”，就是时任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即将赴任中国驻英代办的宦乡。
早在年1月，英国就不顾美国的反对，在西方大国中第一个承认了新中国，但“只做了一半”（即未在联合国投票支持中国、在台湾淡水还保留了领事馆），因此中国没有同意交换大使，只同意交换代办，属于“半建交”状态。直到尼克松访华之后，中英两国才于年3月13日将代办升格为大使，建立了正式的外交关系。到今年3月，中英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已整整50周年。
中英“半建交”那些年，中国在西方主要大国中只有这一个桥头堡。周恩来曾告诉宦乡，去英国建馆是到帝国主义的心脏里去了，“那是一个孤岛，要准备在那里坐冷板凳”。
宦乡板凳坐得八年冷，既是一位冷静锐利的观察者，也成为孤岛中的联结者。后来他评价自己是“前外交官、学者和第三流哲学家”，一个“只屈服于真理的人”。
“有何新闻？”
年10月下旬，载着中国驻英国代办处首批工作人员的飞机在伦敦降落。
宦乡推开了伦敦波特兰大街49-51号的大门。这是满清政府买下的两幢相联的亚当风格楼房，郭嵩焘年作为中国第一位正式外交使节入驻。英国政府承认新中国后，国民党最后一任“大使”郑天锡于年离开，留下了中西合璧的家具、一些精品刺绣，还有三十几个铁柜的外交文书档案。
对使馆的修缮进行了一年。期间代办处在伦敦西区租了一幢房子临时办公，还在荷尔路租了一座楼房作为宦乡的官邸，有些外事活动也在这里举行。
初到英国，代办处包括宦乡在内只有三个人会说英语，其他人大多没有外事工作经验。他们很快尝到了“坐冷板凳”的滋味。一位英国官员当众讽刺：“没想到堂堂中华人民共和国官员居然不会说英语！就这样还要访问英国？”宦乡反问：“请问贵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会说中文吗？”
宦乡总是对见到的英国人说：“让我们相互了解。”他把去商会演讲的机会当作向英国人介绍中国的突破口，只要有想与中国做生意的商人向他发出邀请，他有求必应。一些大学生组织和地方性社团也向他发出邀请，他不仅亲自去演讲，还鼓励代办处的其他外交官也出去演讲。他还主持召开了系列座谈会，请来英国专家逐一介绍英国的政治、经济、教育、警察等方面的制度，延续了四年之久。“冷板凳”慢慢焐热了。
宦乡经常在英国商会和国内外贸部门之间穿针引线。在他任内，中英两国在20世纪60年代的平均年贸易额达到了两亿美元。
当时英国是世界各国中外交使团最多的国家，有一百多位大使、公使、领事等。伦敦外交活动极多，且多是以各种宴请的形式进行，如互请到家中做客、鸡尾酒会、周末宴会、下小馆、郊游、工作午餐等。在伦敦外交圈，见面问候之后的第二句话通常是：“有何新闻？”
在年中法建交之前，驻英代办处是新中国在西方主要国家的唯一外交机构。外交部给代办处提供了一个可来往的“白名单”。
宦乡发起了社会主义国家使节之间的定期研讨活动，交流信息，交换意见。这项活动在他任期内从未中断，大受欢迎，也让他在驻伦敦的社会主义国家使团中声望高涨。在代办处工作的俞志忠曾回忆，尽管宦乡当时只是一个代办，但那些身份比他高的大使和公使们却都听他召唤，他成了他们当中的核心人物。
代办处工作人员最初不知如何安排沙龙活动，尤其是不知该如何招待外交官的夫人们，在宦乡指导下很快熟门熟路。他们特地准备了很受欢迎的古巴雪茄款待贵宾，平时不抽烟的宦乡也会手夹一支雪茄，和客人谈笑风生。
“判断是要害”
宦乡不断把调研结果写成报告发回国内。他常说：“外交调研，判断是要害。”
他会将与各国外交官及英国各界人士的谈话和聊天记录下来，每天要读二十多份当地报纸，将有价值的内容剪贴归类，做笔记。工作人员见他太忙，建议将剪贴报纸的工作交给其他人去做，但他认为此事必须亲力亲为。他积攒的各类资料卡片上有很多鲜为人知的信息，比如英国一位前大臣是王室的私生子。
他经常组织内部研讨，由他提出问题，大家各抒己见。没有外事活动时，他会在晚饭后外出散步，碰到谁就拉上谁一起，边走边聊。在代办处工作过的刘耕园曾回忆，宦乡很善于广采众议，其他人对他提出的看法有异议，只要理由充分，他就会说“你说得对！”
为了与法德主导的欧洲六国“共同市场”（即欧盟前身）一争高下，英国提出了“欧洲自由贸易区”计划，但为时两年多的谈判破裂了。年11月，宦乡向外交部上呈了一份调研报告。
报告说，虽然有说法认为英国可能会另组一个“六国共同市场”，或者组织英联邦国家同西欧六国进行贸易斗争，但是英国更可能寻求与德法的妥协，并设法得到美国支持。宦乡认为，英国这次所遭受的严重挫折表明，西欧的力量对比正在发生有利于联邦德国而不是英国的变化。
毛泽东很欣赏这份报告，指示将其印发出席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全体代表，亲自为报告加了标题《宦乡论西方世界的破裂》，并作了批语：宦乡论点是对的。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这种形势，势必走向所谓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
国内“大炼钢铁”时，宦乡年初发回报告，大量引用英国、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的详实数据说明，钢铁工作应该重视的是品种和质量，而不光是数量。
戴高乐年1月就任法国总统后采取了强硬的内外政策，既不亲美，也反共产主义，因此东西方阵营都不欢迎他，甚至指责他为“法西斯主义分子”。但宦乡分析后认为，戴高乐是有所作为的民族主义者，法国正在其领导下建立更加独立的民主制度，他的作为“将会改变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中国应尽快与法国建交，实现对西方外交的重大突破。
毛泽东等领导人对此非常重视，并积极推进中法关系。年，法国成为首个与中国正式建交的西方大国。
宦乡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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