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中国画家的抗战
作者：陈沫吾
“国家兴亡，匹夫有责”。78年前卢沟桥的枪声，揭开了中国人民反击日本法西斯侵略、全民抗战的序幕。前线战士和敌人拚命，浴血奋战，流血牺牲；后方的艺术家们也从象牙塔走到残酷的现实社会，用自己的画笔和艺术才华宣传抗战，保卫国家，在危难关头贡献自己的力量。
一、木板上铭刻历史的版画
受振兴绘画艺术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驱使，木刻艺术家们快速地组织起众多的新兴版画社团。木刻版画艺术以其特殊的战斗性、批判性和宣传性迎合了当时号召全民抗战的需要，体现了其他社团所不具有的优势。其中成立版画社团最多的当属上海，另有杭州、重庆等重要城市。
年8月，左翼美术家联盟在上海成立。该组织是以年2月成立的上海时代美术社和年5月成立的杭州一八艺社为基础，在鲁迅先生的倡导下开始进行木刻创作。此后如年成立的上海木刻讲习会、年由陈卓坤等人在上海组织的野风画会，都是以创作木刻为主的社团。他们经常深入工厂，了解工人的生活，搜集素材进行创作。在木刻社团最初发展的七八年里，没有全国性组织，彼此间的联系还比较困难，于是就有了组成全国性组织的迫切要求。年，四川丰中铁、刘鸣寂等人率先成立起重庆木刻研究会，这是抗战大后方第一个木刻社团。年，胡一川、罗工柳、彦涵等人在延安发起成立鲁艺木刻工作团，深入敌后开展抗战宣传，其主要成员为陈卓坤、陈铁耕、顾洪干等。他们均曾是杭州国立艺专的学生。
随着战火的蔓延，上海等大都市纷纷沦陷，大批木刻工作者被迫转移至内地城市和广大乡村。他们更加深刻地感知到民族危机，从而创造出大量反映抗战内容的木刻作品，并促其内涵及形式得以升华。与此相应，木刻在艺术上也有些新的探索，一批优秀作品随之涌现，如李桦《晚归》(年)、林仰峥《神圣的教堂》(年)、汪刃锋《嘉陵纤夫》(年)、王琦《石工》(年)等。
木刻作品借以报刊面世和存在，牢牢占据了这块阵地。当时全国性的木刻专业刊物就达40种以上，出版《战时木刻》《旂旗》《号角》《战鼓》等木刻专集。而地方性的木刻刊物就更多了，影响较大的有广东的《木刻阵地》月刊(年创刊，张慧主编)、浙江的《刀与笔》月刊(年夏创刊，张乐平主编)、福建的《战时木刻画报》月刊、江西的《战地真容》半月刊(年8月创刊，罗清祯、荒烟合编)。随着中华木刻界抗敌协会、中国木刻研究会、中华全国木刻协会和中国木刻作者协会等全国性的新兴版画组织的相继建立，木刻艺术开展抗战宣传活动更为便利，力量更为统一。
在国家、民族面临深重灾难之际，艺术家自己将创作与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自然地联系在一起，在美术界影响力最大和普及面最广的就是传统的中国木刻版画，它可谓是抗日救亡宣传中最有力的宣传武器。
年6月，全国木刻协会在武汉成立之际举办了“全国抗战木刻展览会”。年4月，又在重庆市中心社交会堂举办“第三届全国抗战木刻画展览”，位作者的幅作品参展。年5月，全国木协主办的“鲁迅先生逝世三周年纪念木刻展览会”移至浙江丽水展出，多件作品主要反映全民抗战。年3月，全国木协在重庆举办了“战时木刻展览会”。年至年“中国木刻研究会”组织与承办的“双十木刻展”，连续三届在全国17个地区同时举行。当重庆“双十木刻展”于年10月举行时，有86位木刻家参展，展出件佳作，观众逾万人次，反响十分热烈。
“中华全国木刻家抗敌协会”从武汉迁往桂林及后来的重庆，与延安一道，形成国统区和解放区两大版画中心。一样的目的，不同的主题，解放区与国统区版画相辅相成，共同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和理想。
创作上从吸取西方版画优点到挖掘民族文化传统，借鉴陕西民间年画和剪纸形式，是抗战时期延安版画发展的一个重要变化。抗战时期成都版画处在萌芽阶段，产生的版画家和开展版画活动都不如延安、重庆多，虽有丰富的巴蜀文化资源，如汉画像石、画像砖、绵竹年画等艺术形式，却未能很好地运用在版画创新上，基本上是以模仿西方创作技法为主，注重刀法与黑白调子，没有很好地体现出自己的地方风格——现在看来这是很遗憾的；但仍然产生了不少在全国有影响力的作品，如《日军侵华的阵容》《谁叫你当汉奸》《祖母》等。不过，从历史长河来看，随着中国现代版画从萌芽到20世纪60年代初走向成熟，四川版画乃一直不断地显示出异于其他地区的风格和强大的活力。其主要原因是抗战所提倡的新写实主义在四川版画界得到广泛响应与传承。当我国版画界中的许多人越来越对风景版画感兴趣的时候，四川版画家们却加强了对现代人物版画的研究。此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四川版画家对西部题材的深入挖掘。特别是各民族不同的文化习俗、风土人情为作品注入了地方特色和美感成分。如代表人物李焕民的作品《初踏黄金路》《扬青稞》《藏族女孩》等就能充分反映这两个特点。
二、浪漫回归现实的中国画
抗战时期是考验每一个人的革命意志的年代，千百万中华儿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组成了坚强的民族统一战线，团结一致，共同抗敌。广大画家不再沉浸在“为艺术而艺术”的天地里。他们觉悟到要以精熟洗炼的笔触力助抗战。在创作方法上，画家们采用写实和浪漫主义相结合，抒发民族自尊和奋发图强的胸臆。在这一过程中，国画的现代化和油画的民族化成为当时热烈讨论也亟待解决的课题。徐悲鸿、蒋兆和、张善子等一批优秀画家为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年，因国难流落重庆的徐悲鸿，在重庆的艰苦岁月里，看到民不聊生的现实生活；而山城挑水汉子那吃力的步履和被水桶压弯的扁担，则使他在深刻感受到生活艰辛的同时所反映出的自古巴国以来重庆人世代传承的抗争精神，于是在他笔下便诞生出那幅脍炙人口的《巴人汲水》图。《巴人汲水》在构图上匠心独运，手法高度概括，将巴人传统汲水的宏大场面，分解为舀水、让路、登高前行三个段落。画幅下方一仅穿一条黑色短裤的健壮男子，头发虽已秃顶，但身体强壮，匍匐着前身，右手紧握一只巨大木桶的提梁，从湍急的嘉陵江水中，迅捷而熟练地舀水。旁边一衣着褴缕的赤足妇女，低头用力，正把舀满的水桶，吃力地提到岸边。而一头缠汗巾，赤臂裸腿的男子则肩挑重担，吃力地攀登在陡峭的石梯上。画幅上方，3位登高攀至江岸顶端的挑夫，刚爬完艰险的陡梯，正迈开大步，轻松地急行。画面令人震撼，对抗战的寓意，当不言而喻。
徐悲鸿还很擅长以马喻人、托物抒怀，用作品表现中华民族坚忍不拔的进取精神和满腔的爱国热情。他笔下的马有一种精神抖擞、豪气勃发的意态。年秋季，抗日战争正处于战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想在发动太平洋战争之前彻底打败中国，故而倾尽全力发动长沙会战，企图打通南北交通。第二次长沙会战后，日寇占领长沙，此时，徐悲鸿正在马来西亚槟榔屿办艺展募捐，闻讯心急如焚，连夜画出一幅《奔马图》以表达自己的情感。同时,他还在香港、新加坡及印度举办义卖画展，宣传支援抗日，他把举办画展募集的资金捐给祖国以赈济灾民。
成都是大后方的重镇之一,其所在广阔的西部腹地拥有苍凉、悲怆、雄浑的自然人文景观和众多少数民族集聚地，很适合表现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许多饱受战火煎熬的艺术家，以成都为活动中心，游历西部各省，领略西部山水和西部民族的风土人情，以西部题材成为自己的创作元素，这也是抗战时期国画现代化、油画民族化的一大亮点。如蒋兆和创作的《卖小吃的老人》，标志着他水墨人物画的开端。《朱门酒肉臭》《算命》《儿子有了媳妇》等作品反映了画家风格的逐渐形成。年至年间，蒋兆和用了两年时间完成了一生的巅峰之作《流民图》，用画笔控诉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从而开拓了写实主义的现代水墨人物画。
吴作人以西部题材创作如《祭青海》《戈壁神水》《打箭炉少女》等来鼓舞民众。徐悲鸿带领中国美术学院筹备处的研究员到青城山写生期间，创作了屈原《九歌》中的插图：《国殇》《山鬼》《祭青海》《湘君》等作品。其中《国殇》《祭青海》还绘制成大幅国画，表达出画家忧国忧民的赤子之心。张大千抗战时期返回四川居住，创作了《藏族少女》《藏犬黑虎》等浓郁的西部题材作品。此外，关山月、司徒乔、董希文等画家也创作了许多关于西部，特别是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为题材的作品，他们可谓是西部美术的先行者。
三、方寸尺幅间的漫画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纷纷成立了众多漫画社团。从城市到乡村，从沿海到内地，到处都有漫画家的身影，可以说“抗日的炮声到哪里……抗日漫画就出现在哪里”。年王敦庆、鲁少飞、叶浅予等人成立了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这是上海最初的漫画社团。同年春，以首届全国漫画展览的参展作者为基本成员的中华全国漫画作家协会在上海南郊半淞公园成立，标志着中国抗战漫画运动从此有了一个全国性的组织依托。年9月，成都亦成立了四川漫画社。年1月，全国漫画作家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指导宣传活动。另外还有一些漫画社团如全国漫画作家协会战时工作委员会(后改名为中华全国漫画作家抗敌协会)、华南漫画救亡协会、华北漫画协会及香港漫画协会等，都在为抗战救亡进行宣传活动。
漫画社团为了扩大影响力，宣扬抗战必胜，都积极创办了期刊。年9月，上海漫画界救亡协会创办了第一个战时漫画刊物《救亡漫画》，它是抗战初期全国抗日漫画的中心刊物。主编王敦庆在创刊号上所写“代发刊词”号召全国漫画家“与日寇作一回殊死的漫画战，以争取抗敌救亡最后胜利”，表达了全国漫画家的时代使命感。
漫画的宣传形式除了以上提到的出版刊物外，还有组织宣传队、举办画展，出版画集等宣传方式。在上海，由鲁少飞、叶浅予、张光宇、张正宇、黄苗子、王敦庆等一批年轻漫画工作者举办抗日救亡漫画展，展出作品余件，其中有穆一龙的《蜿蜒南下》、高龙生的《国破山河在》、蔡若虹的《学生救亡运动的一幕》等一批抗日救亡主题的作品。上海民众和社会各界对上海滩首次出现的这种形式活泼、风格犀利，矛头直指日本侵略者的展览反响热烈。继后，展览至南京、苏州、镇江、无锡、嘉兴、杭州等地巡展，时间长达半年。
抗战时期的漫画社团活动轰轰烈烈，经历了八年血与火的抗战洗礼，愈显生机，更焕风采，它以形象生动的艺术语言记录了抗日战争“那段充满战火与硝烟、痛苦与喜悦、牺牲与胜利的历史”，反映了抗战时期深重的民族危机和民众同仇敌忾的抗日救亡精神，有力地配合了抗日战争的顺利发展，在中国文艺史上和抗战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四、中苏绘画互动深入人心
苏联美术作品和小说、戏剧、电影一样，早在20世纪20、30年代就已被中国左翼文艺家介绍到中国。在抗战爆发之初，这些美术作品特别是表现反法西斯战争的宣传画、政治讽刺画、前线素描以及版画作品等，更以情感和形象性舆论的形式，大量介绍给如饥似渴的中国艺术家和普通民众。中国的报刊更是经常性地刊发苏联艺术家的版画和漫画作品。苏联的美术语言在中国军民反侵略的战时语境中，达到通行无阻，直至人们心灵深处的效果。
在战时文化传播互动中起着重要组织领导作用的中苏文化协会，在重庆举办过许多次影响颇大的美术展览会。其中仅年就举办过三次大型苏联战争美术作品展览会。中国民众就是通过这样的“精神聚餐会”，认识并喜爱上克拉甫兼珂、斯塔洛诺索夫、巴赫莫夫、康斯坦丁诺夫、波克可夫和莱甫托夫等著名画家。尤其是苏联的战争动员宣传画，最适合中国万众一心、全民动员的特殊语境，因此，也最具有感染力和冲击力。像摩尔的《你用什么帮助了前线》、丹达西的《母亲在召唤》等，更成了中国战时艺术家宣教的最佳艺术摹本。给中国民众留下深刻的宣教和审美印象的，还有波克珂夫和莱甫托夫创作的《努力杀敌》、托格拉珂夫创作的《敌人绝得不到怜恤》以及多果洛珂夫创作的《拿破仑曾是这样，希特勒也将是这样》等等。这些将兵役宣传和民众动员融为一体的宣传画，通过明白晓畅、昂扬乐观的艺术语言，向中国民众鲜明地传达了反法西斯战争必胜的强大的舆论力量。此外，由苏联大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创办的“塔斯窗”，也在这样的展出中，为重庆民众所熟悉和喜爱，并成为中国艺术家进行街头美术宣传绝佳的借鉴形式。
中国抗战美术亦与苏联美术互动。“美术出国”发挥“作战威力”，最初即被国际宣传处给予了高度重视。年4月，该处在广泛征集到的几百幅抗战漫画中，精挑了60多幅送往莫斯科展览，使苏联民众在极大的惊异和感佩中，充分领略到中国抗战美术的魅力以及中国人民幽默乐观和英勇不屈的人文精神。此后，不断有大型的美术巡展接连与苏联民众见面。比较重要的如年1月在莫斯科“东方文化博物馆”举办的中国艺术展览会，仅开幕式，就有苏联艺术家和军政要员及各界名流一千多人出席。这个大型艺术展览会前后持续了一年，参观者达数十余万之众；其中前来参加学习的苏联艺术团体竟有一千五百多个。苏联官方权威媒体《真理报》《共青团真理报》《消息报》《教师报》、《红色军队报》以及《文学报》和《艺术》等都持续予以强烈的安徽治疗白癜风的医院白斑病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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