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余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
苏联对德国宣传策略的转变
内容提要年8月苏德之间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原本敌对的两个国家一夜之间便成为友国。随着外交关系的变化，苏联宣传界对待德国的态度和立场发生了相应变化，苏联对有关德国的宣传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措施:清除一切反法西斯性质的作品，同德国进行文化交流，倡导借鉴英德等国的宣传经验，等等。总之，—年苏联宣传对德国形象的重塑，归根结底是苏联为保障其外交政策顺利实施而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尽管存在突兀和不道义的方面，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条件出发，苏联宣传界为配合政府采取的对德关系新政策而改变对德国的宣传策略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体现出苏联宣传的灵活性。
关键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 苏联 舆论宣传
作者简介陈余，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年1月希特勒就任总理后，德国采取了反苏反共的外交政策和极富侵略性的外交措施，这使苏联不得不时刻警惕和防范德国的入侵，在宣传上加大力度，保证苏联民众在思想上做好抵御德国的准备。因此，从希特勒上台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苏联不遗余力地揭露德国的真面貌，通过大范围、高强度的宣传，塑造了一个经济落后、文化灭绝、社会问题突出、民不聊生，而对外却虎视眈眈、积极备战侵略他国的法西斯德国形象，并向民众灌输这样一种思想：法西斯德国是苏联人民潜在的敌人，是破坏世界和平的不稳定因素，德国一旦入侵苏联，苏联人民必将奋起反抗保卫祖国并取得最后的胜利。
尽管苏联对法西斯德国的反动行为进行了口诛笔伐的声讨，时刻防范德国的入侵，但是其主观上并不愿卷入新的帝国主义战争。从年初开始，苏联在继续揭露德国法西斯丑恶面目的同时，加大了对英法等国的批判力度，强调要维护同所有国家的外交关系，这无疑是将德国和英法等西方国家同等看待，同时优化自身外交环境，使苏联在日后的外交策略上有更多的发挥空间。年8月23日，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及划分两国在东欧势力范围的秘密议定书，揭开了两国短暂合作关系的序幕。本文将主要以新的史料为依据，介绍和分析《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有关对德国宣传策略的转变以及在此过程中苏联方面对德国形象的重塑。
一、条约签订初期苏联
对德国的立场和态度
一纸条约的签订使两个曾经相互敌视的国家在一夜之间就建立起了“牢固的友谊”。苏德关系戏剧性的变化引起苏联社会舆论一片哗然，尽管有不少人支持政府的决定，但大多数人表示对此无法理解。因此，考虑到苏联人民的感情，在双方缔结条约后的最初一段时间内，苏联政府不愿过早地表现出对德国的友好态度。在准备条约文本时，斯大林反对德方在条约序言上添加苏德友好的语句，他说：“被纳粹政府用大粪浇头6年之后，苏联政府不能突然又向大众讲保持苏德友谊的话。”与此同时，苏联控制的共产国际也没有立即改变反法西斯路线。8月2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苏德谈判的决议称：“苏德可能缔结的互不侵犯条约并不排除英法同苏联为共同阻止侵略而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指示各国共产党继续以更大的精力同侵略者，特别是德国法西斯做斗争。”西欧各国的共产党也纷纷盛赞《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缔结为巩固和平做出了贡献，粉碎了战争煽动者的阴谋。8月27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总书记季米特洛夫（ГеоргиеДимитров）和书记曼努伊尔斯基（Д.З.Мануильский）向斯大林汇报共产国际所持立场时说道：“我们认为，共产党应当站在反对法西斯德国侵略的最前沿。”但斯大林没有就新形势下共产国际的行动问题给予季米特洛夫任何明确的指示。
考虑到国内人民长期以来形成的反法西斯情结以及接受事实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苏联政府不愿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公开歌颂苏德友谊。除此之外，维护苏联在国际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形象，也是苏联在前期低调处理苏德关系宣传的一个重要原因。第三个原因，即在敌我形势不太明朗的情况下，苏联更倾向于暂持观望态度，因而对待德国的态度是既暧昧又谨慎。
年9月1日，德国进攻波兰。英法虽然对德宣战却无力帮助波兰抵抗德国。在此形势下，苏联认为同德国正式展开合作的时机业已成熟，于是一改此前的暧昧态度，明确与德国的合作，相应地，一场宣传上的大转变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二、苏联宣传新举措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报刊上揭露法西斯分子暴行、报道德国诸多社会问题的文章不见了，一切反法西斯的言论一夜之间便在报纸上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对德国强大军事力量、科技实力、深厚文化底蕴的肯定与赞扬。苏联媒体关于德国的报道集中于两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有意避谈两国在意识形态和政治上的对立。换言之，这一时期，苏联媒体对德国重打“友谊牌”，在“德国形象”的塑造上侧重其“合作伙伴”身份，淡化意识形态的差别，即使在谈到国际战争局势时，也往往避重就轻，仅从军事力量上对德国加以评价，为德国塑造了一个军事强国的形象，媒体对德国的宣传态度也随之转变为中立或肯定，开始了对德国形象“去法西斯化”的过程。苏联政治宣传的急剧转向，表明苏联在有关德国的宣传方面采取了新的措施。
（一）清除一切反法西斯字样的作品
毫无疑问，转变宣传策略的第一步就是要禁止刊登和发行一切带有反法西斯主义、反法西斯制度的作品，包括文章、书籍、电影、戏剧。在这方面，书刊检查制度作为控制社会意识的一种最为有效的工具，有效地发挥了它的作用。尽管笔者尚未在公开的档案材料中找到苏联政府给审查机关负责人下达书面指示的官方文件，但可以推断当时审查机关的领导们已经“意会”到应当如何从对德外交“新政策”出发，妥善处理当下的局面，这可以从其他现有的档案文件中找到印证。例如，年4月3日，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在致苏联人民委员保守军事机密全权代表和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局长萨奇科夫（Н.Г.Садчиков）的工作总结中指明，苏维埃的书刊检查，“保障了国家军事机密，对出版工作进行政治-意识形态层面的监督”，并且考虑到了年苏联同德国关系的新特点。这一时期，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又多了一项新的检查监督任务——挑出那些与当前政治时局，即与苏德友好关系格格不入的作品并禁止其出版。
年2月，萨奇科夫亲自起草了一份所谓的“禁书单”，并将它提交给了宣传鼓动部副部长安特罗波夫（Т.И.Антропов）。该书单列出了—年间需要从书籍销售网络和图书馆中清除的书籍。根据禁书单的内容，维什涅夫（С.М.Вишнев）的《法西斯战争贩子是如何武装的》（?Каквооружалисьфашистскиеподжигателивойны?）（年）和恩斯特?台尔曼的《斗争语录》（年）都因含有尖锐批判法西斯主义的内容而遭到取缔。关于取消出版《法西斯战争贩子是如何武装的》一书的原因，萨奇科夫的解释是这样的：“这本册子是在我们同德国进行和平谈判之前问世的，里面对德国的评价相当尖锐，将德国称为进行‘仇视人类的宣传活动’的法西斯国家（第12页）。作者写道，‘法西斯主义带着野兽般的仇恨仇视工农社会主义国家，准备不惜任何手段破坏苏联的实力’；‘法西斯主义是战争的组织者’；‘德国是战争策源地’等等（见第4—5、7、12、14、18页等处）。”《斗争语录》被禁的原因在于该书和苏联人民的两个敌人有关，一个是该书的编纂者和序言作者克诺林，另一个是该书提到的布哈林，“更重要的是，该书将德国法西斯分子和希特勒定性为恐怖分子和强盗”。
书单中还提到恩斯特?奥特瓦尔特（ErnstOtval′t）极富反法西斯呼声的作品《希特勒通往权力之路》（?ПутьГитлераквласти?）（莫斯科，年）和柯尔涅夫（Н.Корнев）的《第三帝国人物志》（?Третьяимпериявлицах?）（莫斯科，年），指出这两本书的不合时宜之处：“（《希特勒通往权力之路》）无论是书的正文部分还是前言部分都有多处现在来说不合时宜的地方。前言（第9—10页）里有这样一段话：‘我们经常强调法西斯分子的一些特点，当谈到他们强盗般的制度时，他们自己也会特别强调那些特点……’。另外一处（第21页）写了这样几句话：‘现在法西斯主义已经达到顶峰。它在全国屠杀共产党人以庆祝自己的嗜血盛宴’。30—31页上，称希特勒为特务。对希特勒个人做出的类似评价还出现在本书的其他地方。”
在说明禁止《第三帝国人物志》出版和销售的原因时，萨奇科夫认为：“作者对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暴行及其所依赖基础的不牢固性说得过于尖锐。此外，作者还将包括希特勒在内的德国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家标上引号。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本书的内容不符合我们的对外政策。”这两本书的最终命运是被禁止销售。
年至年上半年间，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撤销了不少涉及法西斯德国的书籍。根据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年4月26日发布的第（2）号令，很多书籍被归为过时的低劣作品而禁止销售。一个月后，即年5月27日,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发布的第（4）号令，又列出了一部分禁书。随着书刊检查工作的深入，陆续又有很多书籍被定性为“不合时宜”，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年8月22日发布了第号令。
苏德战争爆发前，对具有德国法西斯相关内容的书籍的清除工作一直在进行。希特勒突袭苏联的前几天（年6月16日），报刊保密检查总局的第（5）号令中还规定将恩斯特?亨利的《希特勒会称霸欧洲吗？》（莫斯科，年）和《精神神经病学中的法西斯主义》（?Фашизмвпсихоневрологии?）（莫斯科-列宁格勒，年）列入清除之列。
以上所述只是禁书运动的冰山一角，书刊检查员对在各类作品中搜寻反法西斯主义蛛丝马迹的认真程度，有时甚至达到荒谬的地步。例如，列宁格勒市书刊检查局的检查员从即将整理成册出版的纯学术的会议论文材料中发现“明显的”反法西斯性质的言论。又如，书刊审查机构在一本曾经出版发行过的反宗教内容的书籍中发现一些内容与当前的苏德友好关系相抵触，经过重新修改编排之后，该书才被允许再版。
政治外交局势的变化同样也触动了剧目演出监督总局，他们的责任是，不能让那些“有害的”文学作品破坏刚刚开始升温的苏德关系。例如，在一位匈牙利共产党员和共产国际的活动家致苏联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Г.Ф.Александров）的信中，引用了某匈牙利戏剧家的话，这位戏剧家虽在俄罗斯生活，但却无法将自己的作品搬上舞台，他在解释这种情况的原因时这样说道：“年8月前，涉外剧院都认为自己有义务上演‘反法西斯’的剧目，哪怕仅仅触及法西斯主义的表象。我的剧本不属于这类剧目的范畴，因此被归为‘中间派’范畴。自年8月起，这个理由已不再成立，但各剧院对外国主题的态度莫衷一是。很多人认为，出于外交原因苏联戏剧应该避免一切来自国外的评论，即使资本主义社会的评论没有责难某国。这是不对的。我觉得，有意见产生，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最近我们的主流刊物没有指出在舞台上反映资本主义包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虽然曾几何时也刊登过对反法西斯文学作品的好评。很多人因此得出错误的结论，仿佛对资本主义包围问题的处理是不合时宜的。”
与书报杂志和电影戏剧等文化传播领域一样，作为一种新兴传播手段同时也肩负着鼓动宣传使命的广播也面临同样的处境。苏德关系发生变化后，莫斯科广播的德语广播节目内容遭到限制，不允许谈论国际问题，采访报道严禁拿苏联同德国做比较，由于报刊保密检查总局工作效率低下，导致广播报道的都是“旧闻”而非“新闻”。
一位负责对德广播的电台工作人员这样记述了他的经历：“让我准备广播节目的工作遇到了难以克服的障碍。每周我都会带去编辑部一大堆翻译成各种语言的广播稿件，这些稿子原本应该能被播出的。这期节目的问题是纳粹的扩张主义政策。但泽被侵占几天后我准备好了有关这个问题的稿件，可是没能播报。对外广播某个姓科尔马科夫（Колмаков）的领导告诉我，我的节目被停播了。原因是，我的播报可能让德国听众误以为苏联在但泽问题上采取的路线同英帝国主义采取的路线一致。反法西斯主义很容易变成挑拨离间。”
（二）封禁反法西斯作家
在苏联展开了一场大范围的排查，凡有涉及德国内容的书籍和影音作品，哪怕之前出版发行过的都要经过排查，一旦发现其中含有不符合当前政策需要的内容，都会被禁止发行或流通。作者与作品的命运受到苏联对外政策的左右，在作品被禁的同时，作者也被宣布为“人民的敌人”。这一时期还有许多拥有同样遭遇的作家和记者，因为作品的反法西斯性质，作品被束之高阁，甚至本人也遭到苏联宣传界的封禁，著名的反法西斯主义记者、政论家爱伦堡就是其中一位。年4月中旬，苏联报纸突然停止发表爱伦堡的通讯，这使得爱伦堡不知所措：“起初我想也许是因为我写得不好”，后来得知《消息报》暂时不能发表他的报道。在这段苏德的特殊关系时期内，由于爱伦堡坚定的反法西斯主义立场，使得其文章和文学作品无法在苏联发表：爱伦堡去了为之工作7年的《消息报》，但得到的答复是《消息报》“不打算发表”他的文章；国家文学出版社的人告诉爱伦堡，他那本关于西班牙的书不能出版了，原因是印刷厂耽误了，又正好赶上条约公布；爱伦堡的朗诵晚会被取消，想得到苏联作家协会书记法捷耶夫的接见也没成功。为了维持生计，爱伦堡给《三十天》、《环球》、《地球仪》、《列宁格勒真理报》、《莫斯科共青报》等报刊都写了文章，但几乎都被否定了，“编辑们在每一行里都找到了有暗示法西斯分子的话，当时爱说俏皮话的人把法西斯分子视为‘不共戴天的朋友’”。于是，爱伦堡被迫放下了记者的工作，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局势不明朗，报社决定把我储藏起来以备他日之用。”爱伦堡在其回忆录中记下了自己长篇小说《巴黎的陷落》的命运：“维什涅夫斯基从我处拿走了《巴黎的陷落》第一部手稿，说他打算把它‘塞进’刊物里。两个月后，就在我50岁生日那天，他带来了好消息：第一部已同意发表，但得加以删减。虽然这一部里谈的是—年间的巴黎，那儿还没有德国人，但‘法西斯主义’这个字眼还得去掉。其中有一段描写巴黎的示威游行，书刊检查员要求我把口号‘打倒法西斯分子！’改为‘打倒反动分子！’。”
由于时局的变化，那些定居于莫斯科的反法西斯的外国移民的地位变得十分尴尬。苏联作家协会德国作家分会的工作总结报告强调，年8月之后，出于某种无法控制的原因，德国作家的作品必须经过一定的修改和调整。经常在《世界文学》（?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ьнаялитература?）杂志发表文章的贝希尔（JohannesR.Becher）、维纳特（ErichWeinert）、布莱德尔（WillieBredel′）等德国作家此时已经不能在这份杂志上自由地发表自己的反法西斯见解了。于是，他们重新规划了自己的工作方向：维纳特开始用德语翻译莱蒙托夫（М.Ю.Лермонтов）和舍甫琴柯（Т.Г.Шевченко）的诗作，而布莱德尔则着手创作描写德国工人阶级昔日生活的小说。
（三）转移公众视线
要打破长久以来形成的有关德国的宣传定式，在苏联社会意识中重新塑造一个有别于以往宣传中的德国形象，清除“不合时宜”的宣传内容只是苏联宣传策略调整的第一步——“封存”德国的旧形象，而新形象的塑造则需要寻找并确定新的宣传亮点和宣传方向。因此，苏联政府采取了转移公众视线的方法，有意将苏联对外斗争的矛头指向英法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而使民众忽视对法西斯德国的指责和批判。
年9月28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共产国际在欧洲放弃了以往的反法西斯政策，完全服从于苏联外交的需要。斯大林认为，应当提出符合现阶段战争的口号，打倒帝国主义战争，停止战争、停止杀戮，强调不应当反对赞成和平的政府。年11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发表《庆祝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二十二周年》的宣言，该宣言既没有谴责德国法西斯挑起战争的罪责，也没有号召遭受法西斯侵略的人民反抗希特勒的侵略，而是要求各国共产党不仅要支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且要同英法做斗争。宣言称这场非正义的反动帝国主义战争的真正含义便是英法统治阶级为争夺世界霸权而发动的战争，这是资本主义阵营内部多年来帝国主义战略的继续。共产国际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视作苏联为和平事业做出的贡献，而标榜民主和人权的英法却在继续一场新的战争。
不仅如此，斯大林给苏联报刊下达的指示也表明了这一思想。年11月29日，他在回答《真理报》编辑的问题时说：“不是德国攻击法国和英国，而是法国和英国攻打德国，他们应对当前的战争负责。”这就直接将德国由战争发起国拉到被动挨打的位置，将战争罪名加到英国和法国头上。如美国著名记者威廉?夏伊勒（WilliamL.Shirer）所言，“在德国采取每一个新的侵略行动或进行新的征服时，代表斯大林的莫洛托夫从不放过任何机会来赞扬和奉承德国人”。
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德意日签订三国公约时。年9月27日德国、日本和意大利在柏林签订三国军事同盟条约，面对法西斯国家同盟的重组，苏联很快对三国公约做出了反应。年9月30日的《真理报》在第一版的醒目位置刊登了一篇题为《关于三国同盟的柏林条约》（?Берлинскийпактотройственномсоюзе?）的文章，该文表达了苏联政府对三国同盟条约的看法。文章指出：“对于苏联而言，三国公约并非特别出人意料，一则由于它实际上是对德意日一方同英美一方业已形成关系的定型，二则在条约公布之前，苏联政府已经得到了德国政府关于即将签订三国公约的通知。”由此可见，苏联政府对于“德国朋友”的提前告知还是很满意的。至于三国公约的起因，文章明显在替德国开脱罪责，不但未触及法西斯国家的侵略政策，反而将矛头对准了英美，指责英美应当对此事负责：“毫无疑问，它首先是由于近来英美军事合作的扩大和加强等方面的情况而引起的。美国加大对英国的军事援助；英国把西半球的海军基地转让给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的军事力量和美国联合；南美国家被划入美国的势力范围；英国同意向美国转让其在远东和澳大利亚的基地。当然，美国尚未正式站在英国一边参加对德意日的战争，但这并不重要，因为美国实际上已经在两个半球上，同德意日的交战国站在同一个阵营里了。”此外，文章还特别强调三国同盟会尊重其与苏联订立的条约，借以说明苏德之间的友好关系并没有因此事而受到影响。在谈到三国公约关于苏联的保留条件时，文章指出，“首先我们应该将这个保留条件理解为，公约各国尊重苏联在战争爆发后所持的中立立场，其次，更是重申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和苏意互不侵犯条约的作用和意义”。
通过类似的转嫁矛头的方法，苏联政府和宣传机器刻意将战争发动者的罪名加到英法资本主义国家的头上，主要是为苏联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行为开脱，美化苏联的“解放者”形象，巩固苏德的友好关系。
（四）文化交流与文化宣传
文化交流是两个或两个以上具有不同文化本源的载体互通有无、促进理解的有效手段，在这里，文化交流也被打上了政治宣传的烙印。在国际局势转变的背景下，苏德之间的文化交流更是肩负着政治使命，它不仅为双边关系的缓和及发展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向外界展示苏德之间的友好关系，更为苏联进行文化宣传、施展“文化外交”提供了一个契机。
《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前一个月，德国政府向苏联提出了苏德文化交流正常化的建议。苏德之间的图书交换、音乐交流、学术交流稳步展开，双方积极参加展会和体育盛会。尽管直至年5月，舒伦堡和莫洛托夫仍然在就上述交流的各项条约进行谈判，但实际上，双方的文化交流早已开始。
最先展开的工作仍是图书交换。至年，德国屈居美国之后，成为苏联第二大进口图书来源国。年一些新的德国组织也加入了苏德文化交流的热潮，如：位于莱比锡市的地方志博物馆和位于卡尔斯鲁厄的艺术馆。
除了图书交换之外，举办展览和参加展览也是文化交流的一部分。苏联参加了在德国举办的一些大型展览。年3月2日，莱比锡博览会的开幕式在莱比锡音乐厅举行，开幕式上演奏了柴可夫斯基和莫扎特的名曲。德方邀请了塔斯社和苏联一些著名报纸的记者前去报道采访，其中就有《消息报》特派记者叶夫根尼?彼得罗夫（ЕвгенийПетров）。
文化交流的另一项内容是互派记者。在柏林工作的苏联塔斯社的新闻记者有：菲利波夫（И.Филиппов）、韦尔霍夫斯基（Н.Верховский）、科瓦廖夫（А.Ковалев）、格拉谢夫（П.Герасев）等。他们可以自由参加德国的记者招待会，有时还能遇到戈培尔及其助手出席，还可以在德国，甚至在被德国攻占的国家进行旅行考察。
值得注意的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德之间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有助于消除横亘于布尔什维克和纳粹之间的意识形态障碍，尽管没有实施到底，但事实证明，苏方利用这种交流是有其政治目的的：一方面，苏联想借助对德文化交流的方式向德国传递友好信息，达到麻痹德国的目的；另一方面，不放弃在第三帝国宣传共产主义思想和政治学说的机会，不过，由于遭到德国方面的强烈抵制，苏联的宣传往往失败。苏方系统学习德国经验，从德国得到的关于宣传组织、科学成就、大众传媒活动等诸多信息，主要用于文化宣传。此外，文化交流成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年间在德国从事情报工作的掩护。
（五）借鉴德国的宣传经验
苏联领导人公开宣布放弃与德国法西斯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这使得苏联能够更为切实地评价德国的宣传组织和大众传媒的特点，现在，借鉴德国经验、向德国学习已被正式提上了议事日程。
年12月6日，凯美诺夫在递交给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秘书日丹诺夫的报告中说道：“我们（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任务在于重新调整苏联的对外宣传战略，以期与我们的对外政策相适应，要善于利用一切机会，推翻反动势力的污蔑中伤，让群众了解有关苏联的真相。”接着他总结了德国在这方面的经验，指出，德国的文化宣传“很有计划性、服从一个中心指挥”，尽管是在战争时期，德国政府也不惜在组织上花费大量金钱，不只在德国本土如此，被德军占领的国家也是一样。
年10月24日，塔斯社责任人哈温松（Я.Хавинсон）向联共（布）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和报刊保密检查总局提交了一份有关报刊保密工作的材料，其中包括他们“从审查角度”所做的德国报刊概述。他们阅读了一些德国报纸，包括纳粹核心宣传刊物以及一些专门报纸，哈温松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必须学习德国报刊上军事和经济报道的特征，对苏联组织报刊审查、草拟指令文件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同年12月25日，哈温松又向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德罗夫建议讨论塔斯社工作组织的一些问题，其间，他向大家展示了德国和英国宣传鼓动部门的管理示意图，提出苏联必须好好学习英德两国的相关经验，用于塔斯社的重组。
研究苏联对外广播问题的曼努伊尔斯基指出，德国新闻记者的主要特点是，身处事件的中心去报道。他在提交给日丹诺夫的报告中说道：“《德国之声》的广播节目播音员会亲自在战场向听众做报道，很少在演播室待着。”曼努伊尔斯基指出，德国的对外广播是这样的，每隔2—3天宣传部代表弗里契（Fritsche）博士就会在广播里回答百姓的提问，他用带有论战性质的形式阐述德国政治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报告还对德国广播小说戏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认为学习包括德国在内的外国的对外广播经验刻不容缓。
苏联作家圈里，大家也感觉到很有必要学习德国的宣传经验，尤其看他们是如何宣传在欧洲的战事和苏德关系的。在年6月25日由《旗帜》杂志和《红星报》编委会举办的一次问题讨论会上，剧作家维什涅夫斯基指出，定期阅读德国报纸，那上面“满是关于战争的设想”，总结了德国军队的特征和传统。这些资料引起了苏联作家和新闻记者的极大兴趣，提供了最鲜活的战斗经验。报纸也刊登了详细介绍苏联经济和科技潜力的文章，介绍苏联和德国如何在贸易领域达成合作协议。此外，维什涅夫斯基还谈到自己观看由德军统帅部制作的纪录片《进军波兰》（?ПоходнаПольшу?）后的感想。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处于事件中心的德国摄影师们，“轰炸机、希特勒的车、指挥部、车厢、战俘集中营、坟场，甚至在喷火器后”，都有他们的身影，正因如此，影片以“不可思议的军事精准性”更胜一筹。维什涅夫斯基说道：“换作是我的话，我就允许这种影片在国内上映，给它发《红星报》的许可证。”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这里不赘述。必须看到的是，苏联开始学习德国在宣传方面的先进经验，一方面，这是苏联出于实际情况的选择，苏联在宣传方面存在某些问题，而德国高效有序的宣传机制的确也有值得苏方学习的地方；另一方面，苏德关系的缓和与亲近为苏联学习德国经验提供了政治条件，同时，苏方也想通过向德国的学习，彰显两国关系的友好，树立德国友好形象。
三、总结与思考
综上所述，《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政府既担心对德国突然间过度的正面宣传会伤害国民的感情，有损苏联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形象，但面对新的国际局势也不得不选择重新宣传、塑造德国的形象，因而，在涉及德国形象问题的宣传方面大多持低调的态度。条约签订后，苏联宣传界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一方面，一切带有反德性质的文章书籍和各类文学艺术作品被禁止出版发行，所有反法西斯作家的作品遭到封禁；另一方面，苏联开始倡导借鉴英德等国的宣传经验，苏德之间的文化交流开始升温。
需要指出的是，—年间苏联宣传对德国形象的重塑，归根结底是苏联为保障其外交政策顺利实施而采取的一种政治手段，希望以此来迷惑和麻痹法西斯德国，其最终目的是避免被卷入战争，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尽管存在突兀和不道义的方面，但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条件出发，苏联宣传界为配合政府采取的对德关系新政策而改变对德国的宣传策略是无可厚非的，也是必要的，体现出苏联宣传的灵活性。
（责任编辑李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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